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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街上的岛屿》德国人为什么要杀犹太人 1. 德国（日耳曼族）挑起二战，需要大量资金。而犹太人以其智慧，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收敛战争财，总是需要明面上光面堂皇的理由。2. 德国元首（希特勒）是种族灭亡主义者，他认定犹太人是卑贱的种族，不应该存在，而日耳曼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因而实行非人道的屠杀——留下犹太人的青壮劳动力，为德国人制作战略物资。老弱妇孺、知识分子则杀死，并剪下他们的头发做被子，取下他们的饰品（甚至敲下他们镶的金牙）据为己有，剪下他们有纹身的皮肤作为人皮手套，并提炼他们的脂肪做肥皂……总之，希特勒还禁止吉普赛人（还是玛雅人小生忘记了）妇女生育后代，同样因为种族歧视。↑以上，望采纳╮(╯▽╰)╭
今天的德国电影怎么讲纳粹历史？当年枪杀犹太人的士兵是什么动机，“恶”的根源是什么？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标题《今天德国电影怎么讲纳粹历史？》，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宋诗婷

最近几年，德国和奥地利涌现了很多视角新颖的纳粹题材电影，尽管这一主题已经被拍了太多次，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它依然蕴藏着能展现人性复杂的好故事，对于当下的全球政治形势和离“二战”历史遥远的年轻人来说，更具当代性的讲述就变得格外有意义。

电影《隐形同盟》剧照

德、奥视角的“二战”电影

在“2018德国电影节”上有一场过于严肃的导演对谈，题为“记录剧情片——在电影中追溯过往”。导演克劳斯·莱福和斯戴芬·卢佐维茨基带着各自的作品《隐形同盟》与《根本恶》来到中国。就像卢佐维茨基曾凭《伯纳德行动》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那次一样，相较于电影本身，中国观众对电影中呈现的纳粹、“二战”历史更感兴趣。

面对观众苛刻的，甚至是问责式的交流方式，克劳斯·莱福和斯戴芬·卢佐维茨基显然早已习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确切地说，是从以法斯宾德为代表的那代电影人开始，德国文化界不再刻意回避那段不堪的历史，以纳粹为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如果算上把纳粹历史放置在当代社会进行演绎的《过境》，还有隐喻欧洲“新纳粹”倾向的《凭空而来》，2018德国电影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展映电影在探讨纳粹议题。

“《根本恶》是《伯纳德行动》的副产品，我特别想知道，当年那些枪杀犹太人的士兵，到底是什么动机，这个‘恶’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奥地利的斯戴芬·卢佐维茨基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那之前，奥地利和德国（包括联邦德国）共拿到过四次这个奖项，都是“二战”题材。“有时候我们会说，‘好莱坞是犹太人的好莱坞’。”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向来有严重的政治倾向，卢佐维茨基并不回避这一点，德国人拍纳粹故事，这个搭配足够吸引眼球。

电影《伯纳德行动》剧照

相较于好莱坞惯有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二战”叙事模式，今天仍关注纳粹题材的德国导演有更理性和反思的视角。11年前，《伯纳德行动》已经跳出了控诉纳粹罪行的主题，开始探讨集中营内受害者本身的道德困境。“二战”期间，绝大多数集中营的犹太人都生不如死，但仍有那么一小撮人受到了相对优越的待遇。其中，就有萨利带领的伪钞制造团队。战争期间，德国纳粹企图制造大量假币，来扰乱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经济。萨利是造假的行家，因而得到重用，以他为首的一群有“特殊技能”的犹太人逃过了进毒气室的命运，还在吃住用上得到了优待，甚至偶尔能得到些酒和香烟。然而，这群侥幸存活的人也受到来自自我和他人的谴责，以协助纳粹换得生存的机会，这是自保还是作恶？“我没有批判，只是呈现这一面给大家看。”卢佐维茨基说，尽管这很艰难，但谴责纳粹之后，受害者的灰暗面也值得被探讨。

同样的，有处于灰色地带的受害者，就也有清醒的、质疑纳粹政策的德国人，去年在欧洲上映的《隐形同盟》讲的就是德国人保护犹太人的故事。这类故事很微妙，早在1993年，好莱坞就拍摄了经典的《辛德勒的名单》，但那是美国人的视角，即便放在今天，德国人从这个视角来讲故事还是有被批判“洗白纳粹”的风险。和《辛德勒的名单》不同，《隐形同盟》讲的是在纳粹官方宣布“柏林已经完成了犹太人大清洗”之后，一群德国人秘密保护7000个藏在柏林的犹太人的故事。电影一半是亲历者的真实讲述，一半是故事化的演绎，其中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有的是集体性的反思和自觉。

电影《伯纳德行动》剧照

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德国导演向来谨慎。在电影筹备阶段，导演克劳斯·莱福带团队做了大量深入访谈。“采访一个人要两天整，其间只有短暂的休息，要亲历者把自己的故事完整地讲给我们听。”莱福说。像大多数德国导演处理纳粹题材一样，《隐形同盟》的背景足够扎实，叙述也足够严肃，如果说有什么新鲜的，或许是电影中那些温暖、高光的瞬间。借住在德国人家的男孩和家庭中的小女儿调情，躲在阁楼的小姐妹偷偷跑出去看电影，即便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善于做假证件的聪明小伙子还不忘泡妞……这些“青春片”式的故事片段让沉重的纳粹题材电影和当下的年轻人有了共鸣点。

“新纳粹”的隐喻

相较于《伯纳德行动》《隐形同盟》主要以故事来驱动，卢佐维茨基相隔六年后拍摄的纪录剧情片《根本恶》就是一部更理性的作品。电影以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研究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为依据，从故事演绎、专家采访和心理学实验三个角度来分析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种族屠杀行为是如何实现的。卢佐维茨基用真实的史料、个人日记呈现了这些心理细节。年轻的士兵第一次枪杀犹太人，要靠三四小时的枯坐和大醉一场来抚平情绪。有人不忍心射杀小孩，就想了个说服自己的办法，他让同伴先杀死孩子的母亲，告诉自己没有母亲的孩子也活不了，这才给自己找到开枪的理由。一切怀疑、不适感和自我道德谴责都在一次次的洗脑和自我说服中渐渐被遗忘，剩下的只有服从和暴虐。

在拍完《伯纳德行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卢佐维茨基的电影创作转向了和“二战”题材毫不相关的领域，但最近几年，欧洲的政治局势和年轻一代遗忘历史的倾向把他拉了回来。“纳粹和大屠杀真的那么遥远吗？当然，整个的时代背景和体制都不一样，但政治上依然有危险的倾向，比如，奥地利左翼势力上台后，我隐约觉得，奥地利当前的很多情况和当年纳粹上台时有些类似。”卢佐维茨基说。他有两个女儿，一个19岁，一个21岁，从她们身上，他看到新一代人正在远离“二战”历史，那些故事再难与当下生活建立联结。与其讲一个久远的故事，不如抽象地从原理性的角度剖析纳粹，再把那些看似枯燥的原理故事化、视觉化，这是卢佐维茨基创作《根本恶》的动机和方法。

电影《过境》剧照

与卢佐维茨基相比，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和法提赫·阿金更大胆一些。前者的新作《过境》入围了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后者的《凭空而来》则入围了去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女主角黛安·克鲁格还凭此片斩获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两部电影的内核都在隐喻当下欧洲的重要议题——愈演愈烈的“新纳粹”倾向。《过境》改编自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同名小说，将犹太人流亡的故事与当下难民问题嫁接，将纳粹问题放置到了当下语境。片中，男主角格奥尔在法国马赛短暂停留，寻找过境去墨西哥的机会。德国人发起的大清洗正在加速，每个人都焦躁不安。在短暂停留的流亡途中，格奥尔爱上了与自己有隐秘联系的女人，是去是留成了他艰难的选择。电影所选的空间，德国、法国、墨西哥，三座城市联结了“二战”纳粹历史和当下移民、难民问题，观众不仅在电影中看到一个极端条件下的爱情故事，也很容易将纳粹的种种与当前的欧洲政治环境相对应。

电影《凭空而来》剧照

作为土耳其裔的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的电影一直在思考移民和身份问题，《凭空而来》不能算纳粹题材电影，但导演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欧洲极右派势力和正在抬头的“新纳粹主义”。电影灵感来源于十几年前，德国极右翼组织枪杀移民，并实施连环爆炸袭击的事件，讲了一个《三块广告牌》式的女人为爆炸中丧生的丈夫和儿子讨公道的故事。看似是一场单纯的控诉，但其中涉及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地位、土耳其与希腊历史上的敌对，更重要的是，阿金企图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探讨，欧洲极右势力在法律庇护下的运行逻辑。x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用电影正面讲述纳粹题材故事，经历了控诉纳粹、个人英雄主义和理性反思，德奥两国的纳粹题材电影已经开始注重与当下语境的结合，有了越来越强烈的隐喻功能。

“没有人比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更害怕纳粹倾向。”斯戴芬·卢佐维茨基说，尽管纳粹题材电影被拍了太多次，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它依然蕴藏着能展现人性复杂的好故事，对于当下的全球政治形势和离“二战”历史遥远的年轻人来说，更具当代性的讲述就变得格外有意义。

2008年，导演斯戴芬·卢佐维茨基凭借《伯纳德行动》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战争并非遥不可及

三联生活周刊：在《伯纳德行动》之前，无论好莱坞还是欧洲都已经有大量“二战”、纳粹题材的电影，你为什么又选了这样的题材和视角来拍？

卢佐维茨基：说起来这个故事不是我选的，很凑巧，当时我一周之内收到了两个制片厂的邀约，一个在德国，一个在奥地利，两个制片厂拿出了同一个故事找我做导演，我觉得，这大概是命中注定，我必须要拍这个故事了。从电影创作层面来说，关于集中营的片子的确很多，但都是选一个主角，描述他如何在集中营中求生，大部分是正义与反正义之间非常二元对立的故事。但《伯纳德行动》的故事有点不一样，它展现了集中营中不被大众所知的另一群人的生活，这其中也有更复杂的道德和人性。

三联生活周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向有比较强的政治性，当年，很多人认为《伯纳德行动》的题材的讨好程度压过了它的艺术性，对于这种争议你怎么看？

卢佐维茨基：是的，我不得不承认，好莱坞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说，“好莱坞是犹太人的好莱坞”，所以，关于犹太人和纳粹的主题一定会更受关注，尤其是，当德国人拍这个题材时可能大家会更敏感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欧洲人，尤其是德语区的人拍纳粹的视角好像更具反思性，舆论上也更苛刻。

卢佐维茨基：在德国也好，奥地利也好，很多家庭多多少少都在“二战”期间和纳粹有联系，我也一样，我的祖父曾经也是纳粹的一员。这就导致，无论对于我们每个个体，还是每个家庭，去直面这段历史都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你现在来问我或者跑去问一个年轻人，你祖父或者家里的谁以前参加过大屠杀，我们要如何面对、如何处理这种质问？立场是什么？这是个很敏感的历史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家庭里，相关的话题是如何被讨论的？你个人持什么态度？

卢佐维茨基：我1961年出生，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了，他年轻时的确曾充满激情地参与到纳粹活动中。在我家，长辈们都不愿多谈这件事，心理上是抗拒面对的。有时候，我会问祖母，想知道一些当年的故事，她总是说小孩子不会懂，然后就关上门走掉了。所以我就知道，要让这一代人去承认、去面对整件事是非常困难的。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对于你和很多德国、奥地利导演来说，创作的视角、尺度就要特别小心地去把握？

卢佐维茨基：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纳粹题材的电影都受到极大争议，主流观点认为，这段历史是不可以拿来拍供人娱乐的商业片的，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我不能美化这件事，也不能拍得特别丑恶，这个分寸要小心把握。《伯纳德行动》是拍给我们这代人看的，大家或多或少了解“二战”和纳粹的背景。后来的《根本恶》就是拍给年轻一代人的，“二战”已经过去几十年，战争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非常抽象，所以想做一部电影，不是再去拍和战争有关的故事，而是去探讨是什么导致了纳粹，未来如何避免。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来，《根本恶》是《伯纳德行动》的延续？

卢佐维茨基：拍《伯纳德行动》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调查，也看了很多相关研究，当时就觉得，如果想继续做大屠杀题材的话，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去反思可能是个新角度。就像刚刚提到的，当下的年轻人离“二战”已经很远了，但纳粹和大屠杀真的那么遥远吗？当然，整个的时代背景和体制都不一样，但政治上依然有危险的倾向，比如，奥地利左翼势力上台后，我隐约觉得，奥地利当前的很多情况和当年纳粹上台时有些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希望从原理性的角度来做一部电影，警醒当下的年轻人，警醒我的孩子，提防普通人的恶，体制的弊端，这或许比做一个戏剧性更强的故事要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孩子看了这部电影吗？反馈如何？

卢佐维茨基：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9岁，一个21岁，她们出生时，“二战”已经过去50年了，那段历史基本是完全陌生的。你知道，去问女儿怎么看待父亲的电影，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但我可以说，有一次，《根本恶》在维也纳放映，当时有800个中学生去看了这部电影，我们都担心，可能大家看到一半就会提前走掉，但很意外，现场没人看手机，孩子们很认真地把电影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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