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9年5月23日，泰国董里府，一头名叫马瑞姆的儒艮正在接受普吉岛海洋生物中心工作人员和兽医的照顾。研究人员希望在一段时间的人工喂养之后，马瑞姆能学会独立生活，重回海洋。 （视觉中国/图）

几个世纪前，在黄昏日暮抑或拂晓黎明，水手们透过海上弥漫的水雾，常常看到一些“美女”浮上水面，有的还把宝宝捧到胸前哺乳，这便是传说中“美人鱼”的来历。浪漫想象中的美人鱼，原型是儒艮——海洋中唯一的草食性哺乳动物。

2022年8月24日，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2020年影响因子为2.963）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儒艮在近几十年经历了快速的种群数量下降，现在在中国已经功能性灭绝。该文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和伦敦动物学会共10位作者合作完成。

从白鲟到白鱀豚，“功能性灭绝”这个生物学术语渐渐广为人知，它指某个或某类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种群数量减少到无法维持繁衍的状态。经过研究后，科研机构或学者有权做出一个物种功能性灭绝的判断。

儒艮栖息在三十余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的近岸海域。澳大利亚儒艮专家、詹姆斯·库克大学教授海伦·玛什（Helene Marsh）在邮件中回复南方周末记者，过去约75年内，全球儒艮数量减少超过30%。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儒艮的保护等级是“易危”。 IUCN认为儒艮在毛里求斯和中国台湾省已区域性灭绝，在日本处于“极危”状态。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已建立并运作超过七十年，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权威指标。

在中国，儒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国古代也有关于儒艮的传说，在南海一带它被称为“鲛人”。但近年来，儒艮的身影鲜少出现在我国海域，由于不经常抛头露面，甚至它的名字对公众而言也稍显生僻。

上述论文表示，人为捕捞和栖息地海草床退化，共同导致中国儒艮种群的迅速减少。而中国水域是世界上约三分之一海洋哺乳动物的家园，一些其他物种也正在经历衰退，迫切需要优化海洋保护工作。

“早可以宣称儒艮功能性灭绝，但始终没讲”

鲸豚类专家徐信荣唯一一次见到儒艮，是2000年在海南省东方市港门村海岸250米远的一片珊瑚礁附近。“那里水很浅，基本没有渔民活动。”

徐信荣是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他曾于2000年9月至11月期间，在广东、海南、广西三地的沿岸海域调查儒艮。

徐信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儒艮潜水时间长，出水时间短，性情胆小敏感，渔民工作时并不易发现。他看到的是5头儒艮组成的小群，距船约70米，只能见到几个大致的轮廓缓慢浮出水面换气，出水动作与海豚不同，不到5秒钟便沉下。间隔约10分钟，再次出水换气。但当考察船准备接近拍摄照片时，它们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中消失不见了。

中国科学院和伦敦动物学会联合发布的论文显示，2019年7月至8月，4名具备海洋哺乳动物知识的研究人员前往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四地，连同21名志愿者，走访了22个市的66个村庄，这些地方覆盖了中国大陆水域中所有已知的儒艮范围。

研究者用问卷访问了788名渔民，他们平均年龄51岁，平均捕鱼25年。调查显示，只有5%的人曾亲眼见到过儒艮，平均最后一次目击日期为23.2年前。过去5年内，仅有3名渔民见到过儒艮。

研究者们梳理历史记录，发现中国儒艮数量在1960年左右达到顶峰，从1975年开始迅速下降，2008年之后便没有目击记录。研究团队认为，儒艮在中国已经功能性灭绝。

“我认可文章的结论，但我认为文章的调查方法存在瑕疵。”徐信荣称，论文作者仅向渔民发放了调查问卷，但他没有见到出海调查的详细数据和足够的工作努力量。出海调查不仅可以利用肉眼和声呐技术等手段观测儒艮，还可以了解儒艮食物海草的规模量，判断其“能否养活儒艮”。

对此，海伦·玛什认为，渔民每天都在水面上工作，往往是很好的观察者。“在中国水域寻找低密度的儒艮，使用航空或船只调查就像大海捞针。”海伦·玛什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中写道。

“其实我们早就可以宣称儒艮功能性灭绝，但始终没讲。”徐信荣说，野生动物调查除了要有数据支持，还要有一定的工作努力量，例如持续较长时间的研究等。工作努力量越大，结论越有说服力。

徐信荣研究儒艮十余年，2000年的调查中他与同事共出海36次，从不同职业的人群中收回203份访问调查表，但依旧认为自身所做的工作努力量不够，对某些数据诸如潮下带（潮间浅滩外面的水下岸坡）海草规模掌握不清。

这也是为何徐信荣多次强调认可儒艮功能性灭绝的观点，但认为文章调查方法还有完善空间的原因。上述论文作者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

“谁都不希望第一次见到是死去的个体”

自2000年徐信荣见到并记录下儒艮后，国内数年内再鲜有关于儒艮的公开观测记载，最近一次有记载的目击记录发生在2008年，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力军现场鉴定了这条被当地人称为“猪头鱼”的怪鱼。

200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一只死去的“猪头鱼”漂到海南省文昌市东郊椰林海边，鱼的嘴巴和猪特别像，上唇还长满了坚硬的“胡须”，当地没人认得这是什么鱼。

王力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赶到现场时，距“猪头鱼”死亡可能仅过了十几个小时，它的鼻孔甚至还在流出新鲜的红色血液，没有任何异味。摸上去，儒艮的皮肤不像鲸豚类一般光滑，有些粗糙。

经过鉴定，“猪头鱼”即是儒艮，长2.6米，重约800斤。经过与主管部门协商，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用车把它拉回学校，解剖后发现，它的躯体右侧受损严重，断了3根肋骨，皮下还有大面积淤血和组织损伤性坏死，而躯体左侧受损程度较轻。附近港口机动船数量众多，王力军推断船只碰撞是导致该儒艮死亡的直接原因。

“挺可惜的，儒艮多年未见，谁都不希望第一次见到是死去的个体。”王力军说。后来，这头儒艮被制成标本，存放在海南生物多样性科技馆。

王力军说，船只和螺旋桨是儒艮和鲸豚类等大型动物的“杀手”。2006年的一篇论文研究发现，仅澳大利亚昆士兰沿海儒艮死亡个体中就有7%归结于船只碰撞。

除了船只碰撞，儒艮还面临多种人类威胁，比如过度捕杀。

从事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五十多年的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丕烈于2007年发表文章称，对北部湾儒艮资源最大的威胁来自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捕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水产局资料，1958年-1962年5年期间捕杀58头，同时期海南岛西部沿岸捕杀30头，“给儒艮资源以毁灭性的破坏”。1975年至1976年合浦水域又组织捕杀28头，“更使儒艮资源趋于灭绝程度，已经很难得到恢复”。

王力军介绍，捕杀儒艮的主要目的是吃肉和利用它的皮下脂肪炼油。

儒艮的“亲戚”巨儒艮（又名斯特拉海牛），就曾被人类吃到灭绝。巨儒艮与儒艮同属海牛目儒艮科，巨儒艮于1741年在白令海峡被发现后，由于人类大量捕杀，1768年即灭绝。如今儒艮科只剩下儒艮这个“独苗”。

栖息地海草床被破坏

不仅过度捕捞威胁到儒艮种群数量，近岸人类活动还破坏了儒艮的栖息地。

儒艮以海草、海藻等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儒艮每天能吃掉至少40公斤的海草。儒艮常栖息于近岸海草床浅水水域，恰好与人类活动区域重叠。

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赵鹏长期从事海草生态学研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填海、渔业活动和水体污染是海草床遭到破坏的主因。例如，渔民挖螺、挖沙虫等活动造成海草床破碎化和斑块化；底拖网船作业时，几乎将整片海草连根拔起；水体富营养化会造成藻类大量爆发，与海草形成竞争，导致海草床退化。

成立于1986年的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即是儒艮栖息地被破坏的典型例子之一。合浦儒艮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张宏科曾于2013年撰文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保护区周边地方政府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加之保护区周边渔业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破坏，海草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研究院林金兰等人在2020年的调查，自保护区成立以来，海草面积整体上在不断萎缩，2017年的面积已不足1987年的三分之一。

赵鹏指出，广西海草呈现斑块化特征，而海南部分海域的海草床情况目前也不容乐观。更重要的是，海草床与红树林、珊瑚礁并称三大海洋典型生态系统，但海草床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海草的法律地位还较为模糊，保护和管理措施亟需加强。目前我国海草底数仍然不清，海草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增强，有必要加强海草床保护地体系建设和连续监测。

好消息是，目前我国部分区域已开始修复海草床。在赵鹏看来，保护海草床，保护儒艮的栖息地，除了修复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人类活动的管理力度。海草床非常易受人类影响，甚至游客赶海也会对它产生威胁——赶海除直接破坏海草床外，还会造成泥沙再次悬浮，影响海草光合作用，造成海草退化。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减少人类对儒艮的影响。”海伦·玛什颇为悲观，“澳大利亚以外的大部分儒艮保护区都是‘纸公园’，存在法律法规但落实效果不佳。”她认为，最紧迫的是解决保护区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并为居民保护儒艮提供替代性的激励措施。

2021年5月18日，在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至高隆湾段海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洋生态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查看海草床的生长情况。 （视觉中国/图）

重新引入，挑战不小

虽然功能性灭绝是实际灭绝的先兆，但并不代表物种最终一定会走向正式灭绝的结局。若加以抢救，仍存在一丝挽回的曙光，最著名的的例子是朱鹮，其他案例还有欧洲野牛、亚洲狮等。

2022年6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称中国绿发会）成立儒艮课题组，希望通过恢复儒艮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将它重引入中国。中国绿发会的前身是中国麋鹿基金会，曾将麋鹿从英国重引入中国。

“我们不是像一些动物园一样，把儒艮买过来搁到海里。”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儒艮课题组组长周晋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重引儒艮要恢复它的栖息地。

周晋峰介绍，包含儒艮在内，保护所有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都类似，可以概括为三部曲：第一步为“保护”（Protection），即对自然环境的维护，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干扰；第二步为“恢复”（Restoration），可以通过划定海洋保护区、重野化等，进行自然恢复；第三步为“保育”（Conservation），就是对近海生物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研究，用科学的手段使生物能够自然地繁衍生息。

当务之急就是在近海重建儒艮的栖息地，包括种植海草床、设置自然保护区，同时重建海洋连通性，希望能尽量用自然的方法，让儒艮种群通过迁徙重新回到中国近海。未来还可以考虑该物种的重引入。“从我们提出的模式看，海洋动物尚没有成功重引入的先例。”周晋峰称。

不过，即便栖息地得到恢复并消除所有威胁，儒艮重引入中国仍会遇到不小挑战。

“一方面，儒艮从哪里来？”海伦·玛什称，尽管儒艮只有一种，但也表现出遗传多样性，因此理想情况下，儒艮需要来自一个拥有丰富基因多样性种群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儒艮种群仍然具有较丰富的基因多样性，但初步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儒艮的基因多样性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从未有过儒艮从圈养中野化的成功先例。“每一头儒艮都要待在妈妈身边数年，学习如何适应栖息地。”海伦·玛什说，儒艮是长寿的、缓慢繁殖的动物，或许有必要将儒艮保护在一个非常大的有围栏的海域，并提供丰富的海草，让它们适应栖息地的同时不受任何威胁。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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