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研究细菌战的军医石井四郎“缺少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建议，制定了相应的战略。

自1932年石井四郎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下，将细菌战实验工程转移至“满洲”开始，就如美国历史学者哈里斯所言：“事实上是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

黑龙江省社科院731研究所所长、731问题专家金成民先生，十几年间先后走访了300多名当年731的劳工和受害者，并多次东渡日本跨国取证，走访了近40位当年的731成员，发现了731在我国研制细菌武器的核心证据“特别输送档案”。

在此期间他曾在东京一家图书馆内发现侵华日军用健康的中国人进行冻伤实验的罪证——《极秘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

这份资料是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冬季卫生研究班于1941年3月完成的人体试验研究成果，包括10余万字的记录，20余幅照片，以及100份图表。其中详尽地描述了当年进行人体冻伤实验的完整过程，包括受试者的姓名、性别和年龄，冻伤程度与处置等等。

进行一系列冻伤试验的目的，除了要提高在华日军冬季作战能力外，更为他们下一步入侵苏联和蒙古奠定基础。

用于冻伤试验的15岁中国少年

1941年1月31日至2月11日期间，冻伤试验分批次在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进行。研究班由外科军医谷村一治少佐任班长，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有关人员及士兵共56人参加。受试者为八名中国男性，最大的49岁，最小的只有15岁。

1941年2月6日6时30分，气温达到了零下27℃，大风以每秒5米的速度呼啸着。身着单衣的八名受试者被仰面朝天地捆绑在担架上，抬到毫无遮挡的室外冰冻的土地上。

他们有的脚上穿着湿鞋，有的戴着湿的手套，有的空着腹，有的被迫喝下一定量的烈性白酒。这些都是由日军研究人员精心策划好的，目的是为观察各种情况下冻伤的不同程度。

为了掩盖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试验的罪行真相，日军煞费苦心地为受试者穿上了日本军装。

年仅15岁的夏桓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小，个子枯瘦矮小就像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此刻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只是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环视着四周，眼神中流露着困惑与无奈。

根据安排，他的左手裸露着，右手上戴着一只又大又肥的防寒手套，左脚穿的是防寒鞋和湿袜子，右脚穿的是防寒鞋和棉袜子。为了满足实验的需要，被绑在担架上之后，他的右脚背上还被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医割了条一寸多长的伤口，贴上浸过福尔马林的湿布后，已经不那么疼了。

站在夏桓旁边负责观察他的是吉村大尉。这个小个子男人对实验的全过程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记录。正是他的这些记录，让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中国男孩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曾经遭遇到了怎样非人的虐待；也让我们了解到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日本军医，是怎样一群人面兽心的家伙，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多少不可饶恕的罪行。

时间在慢慢流逝着，刚过了三分钟，夏桓裸露的左手就开始疼痛，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钻心的疼痛令他的哭喊都变了腔调，徒劳地挣扎着企图逃离这难以忍受的酷刑。

然而绳子将他整个人结结实实地捆在担架上，别说是个孩子，就是那几个成年人也丝毫动弹不得。

5分钟后，他双手的指尖从第二指骨末梢开始变成蜡白色；10分钟时，所有指尖及拇指球部、小指球部都呈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20分钟后，手背也变为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30分钟时，夏桓的哭喊变成了无助的呻吟。

刺骨的北风呼啸着，吹在头上、脸上、耳朵上，所过之处如同遭受锋利的小刀削割一样。不止受试的手脚被冻伤了，他整个人都被冻透冻僵了，涨红的小脸上挂着两道泪水结成的冰碴，嘴唇肿得老厚。

不知是失去了知觉，还是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的哭声停止了，人也不再挣扎，默默地忍受着本不该在他这个年龄忍受、而他却不得不忍受的折磨。

一直在严寒中冻了两个多小时后，肢体僵硬得已经失去知觉的夏桓才被抬进蒙古包里。吉村吩咐一个士兵为他进行摩擦，同时观察其恢复情况。10分钟后，夏桓戴手套的右手由白转红，并且可以稍微活动了，被敷上冻伤膏后，疼痛反而变得更加剧烈。他的身体颤抖着，牙齿咬得嗒嗒作响，却已经哭不出泪来了，只是不时发出变了调的呻吟。

在吉村写下的纪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冻伤实验中，受试者在进行治疗后的四个小时左右开始，被冻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疼痛达到最大，无法忍受。”在纪录的最后，吉村还写下：“我相信这种疼痛，是任何酷刑都无法达到的！”

冻伤试验不是熬过一次就能得到解脱。第一次的冻伤刚刚治愈，第二次实验就又开始了。

当初接受实验时，夏桓还不知道厉害，这一次则不然，有了上次的经验，宁可死也不愿再遭受那样的折磨了。

他拼命挣扎着不肯上担架，几次被摁倒又奋力跳起来，明知外面站满了持枪的日军，根本不可能逃得掉，还是不顾一切地往门外冲。

他的肩膀被一个日本士兵从后面死死抓住了，情急之下夏桓扭过头在他手上用力咬了一口。随着一声怪叫，日本士兵龇牙咧嘴地松开了手。没等夏桓跑到门口，一枪托子狠狠抡过来，重重砸在他的头上。他顿时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被扔到担架上捆绑着抬到旷野里。

当他从痛楚中苏醒过来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晶莹剔透的雪花飘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也飘落在荒漠的土地上，徒劳地用银妆素裹来装点这个冰冷的、残酷的、充满罪孽的世界。

经过反复多次的冻伤，受损严重的肌肉组织就会坏死，再好的冻伤药膏也无法使之逆转。在日军研究人员眼中，这样的部位已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用锯子将它们锯掉。

连续几次充当实验品，夏桓首先失去的是左手的拇指、食指和几个脚趾，接着左手的中指及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也没了，然后是双手双脚之后就轮到了四肢。当他健康的躯体变成一个没有四肢的躯体时，这些为他“治伤”的“大夫”便用一支针剂，结束了他那饱尝痛苦的年轻生命。

15岁正是人生的花季。夏桓的生命之花还未及绽放，就这样匆匆地、悲惨地凋零了，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对披着“圣战”外衣的邪恶势力的拷问与警惕。

被用于试验的一对母子

为了能够更深入系统地了解冻伤，该研究班还挑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体素质的人进行对比试验。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寒冬，他们让受试者裸露着四肢，或捆绑在室外，或浸在冰水中，促使其发生冻伤。

为了方便试验，他们特意在院内挖了一个长3米、宽2.5米的池子，灌入半米深的水。在零下30C的气温下，受试者被枪逼迫着进入水池中，待被冰冻住后再把冰捣碎，将人押回屋中观察伤情，比较不同解冻方法的效果。

解冻的方法分为用冰水浸泡、用不同温度的温水浸泡和用开水快速融化。最残酷的就是在冻伤的部位浇开水，被冻坏的肢体一接触到开水， 即刻骨肉分离，人疼得昏死过去。

刘秀兰是个本分老实的年轻妇女，丈夫在外做小买卖，自己在家侍候公婆。伪保长垂涎她的容貌，几次伺机调戏都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便向日本人打小报告，硬说刘秀兰的丈夫是“地下党”，她本人也“私通八路”。

于是夫妻两人被抓进了宪兵队，几番毒打也没能问出个所以然来，日本人便把他们送进了试验场。刘秀兰本已身怀六甲，禁不起这样的折腾，进来的当天晚上就早产生下一个小男婴。

孩子虽然不足月，看上去倒也虎头虎脑、结结实实的，小模样很惹人疼爱。初为人母的喜悦，让刘秀兰顾不上身陷囹圄的种种不堪，全身心地沉溺于母爱的温馨之中。

没有被褥包裹孩子，她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当儿子的襁褓。她把孩子紧紧地搂抱在怀中，一刻也舍不得放下，仔仔细细端详着他小小的脸庞，从中捕捉着自己和丈夫的影子。

三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进来了，径直走到刘秀兰面前，看看她，又看看她怀抱中的婴儿，用她听不懂的话相互说了些什么，一个人上来就抢夺孩子，刘秀兰死死抱住不肯松手。

一个身体虚弱的产妇，哪里是三个男人的对手。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孩子抢到了手。随后一个人带走了婴儿，两个人一边一个拉着刘秀兰的胳膊，将一路哭喊着的她拖到一间看似病房的屋子里。

这里墙是白的，桌椅是白的，还有一张铺着白被单的床，空气中弥漫着来苏水的气味。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刘秀兰无心留意眼前的一切，全部心思都在儿子身上，不知他被带到哪里？有人喂他奶吃吗？

她做梦也想不到，她的儿子被装进了一只广口玻璃瓶里，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成为了一件不可多得的新生儿标本。

可怜这个幼小娇嫩的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没有来得及认识自己的父母亲人，就被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扼杀在襁褓中。

可怜的婴儿被变成标本，伤心的母亲则被当成实验品。

在看似病房的屋子里，日本人检查了刘秀兰的身体，然后就将她带到室外，摁着她的肩膀，强行将她的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池中。

刺骨的、钻心的疼痛瞬间就从指尖传导到全身，她浑身颤抖、牙齿止不住地嗒嗒作响。哭泣、哀嚎、央求、挣扎全都无济于事，除了肩膀被更加用力地钳制着之外，她不可能得到丝毫的同情与帮助。

毫无人性的日军研究人员并非不关注她的反应，相反是密切地关注着，不仅每一点细微的变化都看在眼里，还详细地作了记录。只不过这种关注是冰冷的、职业性的，不带有丝毫悲悯的情感色彩，就像给小白鼠注射了某种毒药，然后心安理得地观察它怎样挣扎，如何死去一样。

渐渐地刘秀兰不再感觉到疼，只觉得手指肿胀得就快要把皮肤撑破了，再往后连肿胀的感觉也没有了，仿佛双手已经不复存在，整个人都木木的，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日本兵将她的手提出水面，用一根木棍在手指上敲击。肿胀得如同胡萝卜一般的手指，竟然发出金属般清脆的声音。她被带入室内，进行解冻和疗伤。冻伤一解冻一疗伤一冻伤一解冻，如此反复，直至刘秀兰手上的肌肉全部坏死脱落。

在实验者看来，受试者一旦不再具有实验的价值，他的生命就没有延续下去的意义了。

“医生”给刘秀兰打了一支“止痛针”。几分钟后她睡着了，从此长眠不醒，彻底摆脱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结语

731部队成员对其试验的观察是细心的，描述也是细致的。但文明与野蛮这两个词汇，在侵略者的心中已经完全失去了界限，他们在军国主义野蛮的思想之下，称受试者为“原木”，视中国人的生命为蝼蚁，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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