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经济终于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这一年，任正非32岁。

受制于时代的特殊性，加之父亲的因素，任正非在部队长时间没能入党。待“四人帮”被粉碎，部队首长在重新审视任正非的家庭背景后最终同意他入党。就这样，任正非终于成了一名党员，之后，大量的荣耀也不再因他往昔的身份而吝啬，都争相扑向了他。

多年后，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回忆道：“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

1978年3月，国家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使得知识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任正非有幸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参加这次科学大会的与会知识精英共计60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35岁以下的“新兵蛋子”不足150人，任正非是其中之一。任正非不但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还在多年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次经历，让任家上下引以为傲。

任正非的军旅生涯进入了“黄金时代”，但“革命与战争”时代带给全家人的创伤是很难抚平的。这虽未曾加深任正非本人对社会的抱怨和不满，却让他在这段“激情岁月”中得到了一个深深的教训：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苦练技能，并紧随社会发展，与时俱进。

任正非所想不虚，他所得到的一切当真在国家政策的变动中清零了。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的“裁军”。

经历过风浪的任正非对这种变动没有过大的心理波动。尽管他对军旅生涯依依不舍，但并不担心回到早年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时代。更关键的是，他是军队中的技术骨干，不会成为首批裁撤对象，而且部队的领导也已准备将他分配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

此时，任正非已有家室，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孟晚舟和儿子任平很依赖他，一时间，任正非陷入了两难的窘境。

孟晚舟和任平系随军家属，姐弟俩常年随同父亲的工程部队调动，没过上多少安顿的日子。这种现实，更让任正非无法抉择。

任正非一共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孟军，是孟晚舟和任平的生母，她在任正非中途事业不畅的时候离去。后来任正非又先后结了两次婚，两任妻子分别叫姚凌和苏薇，都是华为的秘书。

孟晚舟上初中时，程远昭曾把她接到贵州都匀一中，但那时她功课基础较差，学习比较吃力，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直到升入高中，经过不断的努力，她的学习状况方见起色。而任平作为家中的幼子，性格又相对晚熟，学习上更是不乐观。

任正非考虑到儿女的前途，意识到自己如果选择留在科研基地，虽然个人前途光明，可是对于儿女来说多少有些不负责任。任平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孟晚舟想求上进却被各种客观因素所束缚，这些现实困扰着任正非，令他陷入了巨大的愧疚深渊。孟晚舟甚至曾经这样对任正非说：“爸爸，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你要为我的前途负责。”

为了儿女，任正非最终选择转业。1982年，任正非离开了军队，他把目光投向了最具发迹希望的广东深圳。

20世纪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一时间，人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在经商办企业上。贫穷和出身，已不再是个人发展的桎梏，企业家、公务员和作家在这个新时代里都成为值得尊敬的职业。而邓小平同志为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将广东和福建的几个城市划为“经济特区”，其中就包括了广东的深圳。

1982年，离开军队的任正非紧随时代潮流，南下深圳，进入南海石油集团，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任正非凭借不断累加的业务经验和出色的业绩，被分配到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分公司，成了独当一面的经理，他由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经商之路。不过，这看似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一切，仍裹藏着太多难以料想的难题。

在多元化的职业遴选中，“隔行如隔山”始终会是首要的制约因素，习惯了行伍生涯中的雷厉风行和直来直去，任正非在讲求变通和灵活的商海竞争中自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些难以预料的变故。陷入这样的窘境，他当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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