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六月，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官到邓州的范仲淹接到朋友滕子京从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

接到信后的范仲淹一口答应，面对《洞庭晚秋图》挥毫举笔，一气呵成，这就是著名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范仲淹描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

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意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此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其文质兼美而脍炙人口，既表达了作者爱国爱民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情怀，也成为广为流传的历史千古名句，被后人广为引用。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评价《岳阳楼记》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明代孙绪在《无用闲谈》也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然《岳阳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

清代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里更是赞赏：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丈优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类。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

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也说：前半设局造句，犹是文人手笔。末段直达胸臆，非文正公不足以当之。或问史臣吕本中及朱文公，皆以文正公为宋朝人物第一，何也？曰：魏文会大矣，而本领徽不及；派公诚矣，而规局徽不及。尧舜君民之念，无日不存于中心，事如白日青天；公诚绝伦超群也。

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由此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

一，布衣为名士，州县为能吏，边疆为名将，朝廷为良相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也说：公昔远祖博士范滂为清诏使，裔孙履冰为唐丞相鸾台凤阁平章事，世居河内。

四世祖上柱国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乡主簿，诰书犹存。至十一年，迁处州丽水县丞，一支渡江。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遂为中吴人。

曾祖梦龄，仕吴越，中吴节度判官，宋赠太师、徐国公。祖赞时，仕吴越，九岁童子出身，终秘书监，宋赠太师、唐国公。

父墉，从钱俶归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封太师、周国公。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改嫁于长山朱氏，将范仲淹更名为朱说，后来因此被朱家子弟讥讽。

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知耻近乎勇，愤然离家范仲淹开始奋发读书，准备自立门户。

这时的范仲淹，明白自己一无所有；而当时的环境，要想出人头地，自立门户，似乎只有读书科考是唯一可行的路。范仲淹先是苦读于醴泉寺，每天煮两升小米粥，待粥凝结后，划分成4块，早晚各2块，拌点腌菜充饥，在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

范仲淹少有大志，慨然以天下为己任，16岁便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南京府（今商丘）应天学院读书，投师戚同文门下。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期间，凌晨舞剑，白日读经。“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范仲淹仍然延续吃粥度日的习惯。

有同学看到范仲淹刻苦攻读，生活贫寒，让家人送饭时多捎上一份，准备赠与范仲淹，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佳肴，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一次，真宗皇帝途径应天府，众学子呼朋引伴，欢呼雀跃着去看龙颜。范仲淹却不为所动，笑着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然后，继续埋头苦读。

在应天书院数年的寒窗攻读，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言行录》载《涑水记闻》曰：范公少冒朱姓，举学究，尝同众客见姜谏议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范公，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宋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参坐置酒，年庚戌，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

初出仕途的范仲淹在地方任职，他也和其他杰出的人物一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治理民政，大兴文教，大修水利，为官清廉公正，颇受当地民众爱戴。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出任泰州，征调了数万民众，历时多年，横跨通、泰、楚三州，建了全长约200华里的新堤，改善了人民生活，在防旱抗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世为了纪念他，将该堤命名为“范公堤”。

范仲淹主政苏州期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有人告诉范仲淹南园在苏州是个风水宝地，风水极佳，后代必出公卿。许多人就劝范仲淹买下那块地以造福后代，但他觉得一家人太少，遂买下南园办了“苏州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据说在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儿出了八十几个状元。

不久，范仲淹的母亲去世，范仲淹回到南京应天府为母亲守制。第二年在当时的应天府晏殊邀请下主持应天书院。

晏殊虽是应天知府，但是真正具体管理应天书院日常教务的是范仲淹。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可以说范仲淹主持的应天书院发展到历史的顶峰，培养出张方平王尧臣，赵概等北宋杰出人物。可以说当时的应天书院人文荟萃，人才济济，堪称北宋时期文化教育中心。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叛乱，立国号为西夏。从此北宋的西北边境烽火不断。面对元昊所率的十万大军，宋军狼狈不堪，毫无战斗力，延州北部数百里边寨多被洗劫、掠夺，北宋王朝陷于非常被动的状态，这严重威胁北宋王朝西北边境的稳定。

公元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后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延州知州。和北宋另一著名大臣韩琦主持对西夏的军事行动。

范仲淹到任后，制定了针对西夏的全面战略，即：定守局。以经济为后盾，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改制，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西夏国力，逐步反攻。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孙子兵法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防守是最好的进攻。

范仲淹就是利用西夏军队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的特点，采用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大力压缩西夏军队的战略空间，先自己不可胜，然后反守为攻，化被动为主动，从而逐步削弱敌方军队，达到彻底打败敌方军队的战略目标。

随后，范仲淹成功收服了给西夏带路的羌族。而后，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细腰、胡芦等军塞，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范仲淹采取种世衡的建议，筑延北城。然后封堵夏宋边境，以堡寨相连，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并且步步为营，一步一步深入西夏国内，不善攻城的西夏军队毫无办法，这逐步改变了北宋军队被动挨打劣势状态，自此，范仲淹被誉为“胸中有数万甲兵”。

当时边民流传“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之说，这个“范”就是范仲淹。

由于北宋和西夏连年战争，造成双方国内消耗，西夏军队也逐渐陷于被动的地位，国力也在削弱，甚至国内发生政治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西夏国主李元昊被迫向北宋要求和谈，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北安定，范仲淹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终于取得胜利。

范仲淹文武全才，乃一代儒将，也是文人领军作战的楷模，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曾经评论范仲淹说：“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皇帝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锐意进取，积极改革。

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北宋中期，随着社会危机和宋朝财政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对此情况北宋君臣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寻求解决之道。

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后来又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等人，并破例赐坐，发给笔札，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

范仲淹认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宋朝建国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经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候了，他具体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名等十条立制度、振纪纲的建议。

这十条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以往官员按固定年限升迁的制度，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按政绩的优劣分别升降；改变恩荫官员冗滥的状况，对官员恩荫子弟为官，要严格加以限制；对地方长官的委派，要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严格选择；改善科举制度，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取士办法，以吸收有经世致用的人才补充官僚队伍。

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上半年，宋朝根据范仲淹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对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做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及转官升陟都加以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做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做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先锋，以减少吏役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

虽说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巩固了北宋王朝统治，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普通民众的民生，但得到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守旧势力强力反对，他们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优柔寡断的宋仁宗逐渐失去了对范仲淹的等人信任和支持。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失败了，北宋王朝的固疾依然没有解决，并且越来越严重，北宋有志之士一直致力于经世致用，寻求解决之良方，这也是为了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打下了深厚理论基础。

此后的范仲淹一直在地方任职，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文武全才，品性高洁，为官清正，死后家无余资，无论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范仲淹是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士林之领袖，文学之翘楚，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少有谥号文正的读书人，立言，立德立功是古代每个读书人的理想目标，而范仲淹三者据其身，是当时无人所能及的，范仲淹也被称之为道德文章之完人，成为历代读书人所敬仰的楷模典范、也是后来士大夫的精神领袖。

苏轼赞扬范仲淹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

南宋人评价范仲淹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

朱熹更是尊其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有文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句话对于范仲淹来说也非常合适。

在浩瀚无垠的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不为利，不为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国家之栋梁，民族之脊梁，人世间最为风流人物。

二，范仲淹家训和范氏门风

范仲淹出身贫寒，靠读书发奋图强，自立门户，做出一番大事业。

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范仲淹品德高洁，勤俭刻苦，靠读书改变命运，所以他更加范氏家族的家庭教育和家训，使苏州范氏门风兴盛八百年不衰，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舍财救济他人。当范家后人有难时，这些人也会帮助他们。到了清朝，范家出了70多位二品以上的大官。

宋代钱公辅的《义田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范文正公，苏人也……置负郭长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中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出纳焉……仕而居官者罢莫给。”

所谓义田，族之有义田，实际就是有公田，族之共同财产，用来供养救助全族的人。使他们每天有饭吃，年年有衣穿，嫁娶丧葬时，都有供养。每天吃饭，每人一升米；每年制衣，每人一匹绢。嫁女的给钱五十贯，再嫁的给钱三十贯；娶妻的给钱三十贯，再娶的给钱十五贯；丧葬的比照再嫁的钱数，葬小孩的给钱十贯。退职回家等待补缺的人，也提供资助；出仕为官的人，就免去供给。用田中收入供给聚居在这里的人，范仲淹此举，解除了全族人的后顾之忧，也是中国最早的慈善事业的雏形。

后来，因为战乱，义田曾经被毁，范仲淹的五世孙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将自己的私产全部捐献出来，使义田恢复如初。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善心，将他的善行延续了几百年。这也可以说这是范氏善良门风的延续。

范仲淹不仅自己一生清正廉洁，治家也十分俭廉严格。《言行录》中记载：“范公常以俭廉率家人，要求家人畏名教，励廉耻，知荣辱，积养成名”。《宋史》本传中也说道：“公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

范仲淹在与家人的书信《与中舍书》中，曾经这样说过孩子的教育问题：

其一，督促孩子学习，勤学苦练，不能让他们混日子

其二，要让他们了解，只有学有所成，才能入仕做官，有所成就。

范仲淹说：“耕读莫懒，起家之本；字纸莫弃，世间之宝。”并把这句话作为家族的族训。在他的教育下，范家的子孙无不奋发读书，名臣良相辈出，成为世间美谈。

范仲淹先忧后乐、为国为民的一生，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时他也治家甚严，教子有方，先后编写《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训诫范氏子弟和族人，经其子范纯仁等不断整理、完善和实践，范氏家族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

其中范仲淹本人制定的家训百字铭最为著名，现全录如下：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

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

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这首《家训百字铭》以朴实无华、言简意赅的文字，总结出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要点，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不愧是家训中的精华之作。

《家训百字铭》流传了上千年，这是范仲淹人生的总结和感悟，也是范氏家族兴盛八百年的根本原因之一，更是我们个人修行，持家有道的镜鉴。

三，范仲淹也是商丘历史上的著名先贤

范仲淹和商丘也有渊源颇深，范仲淹从二十多岁，持琴剑如应天书院，这一住就是五年。可以说南京应天书院是范仲淹的成长之地。

其母亲谢氏病逝初葬于商丘宁陵，范仲淹本人也居住商丘家中守制，应留守晏殊之邀，执掌应天书院。

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期间，应天书院的发展空前绝后，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应天书院培养初众多栋梁之材，应天书院名扬天下，居北宋四大书院之首。“使天下庠序规由此而兴”，成为当时北宋的文化教育中心。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记载：“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与应天府名门望族李昌言家的长女喜结良缘，成为李昌龄的侄婿。天圣二年（1024年）生长子纯祐，遂在睢阳落户。《范文正公全集·年谱》及《能改斋漫录·李氏之门女多贵》篇均有记载：“李参政昌龄家，女多得贵婿：参政范仲淹、枢密副使郑戬，皆自小官布衣选配为联袂。”

宁陵县是范仲淹的“家计”所在，他的职田也被安置于此。至今仍有见证其同母异父朱氏兄弟情缘的朱家井，范仲淹子女养育成长地、范仲淹同母异父朱氏兄弟的定居地。

范仲淹虽说随母亲改嫁于朱家，一度范仲淹也受到朱氏子弟嘲笑和排挤，但是其继父朱文翰并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呵护有加支持其读书。刚开始朱文翰调京任职，就把母子送回他的老家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生活。朱家兄弟姐妹多，家境并不宽裕。谢氏想让儿子早些赚钱补贴家用，就安排他到一家店铺当学徒。但仅仅干了一个月，朱说就逃回家中，请求母亲让他继续上学。朱文翰知道后，不但不加责怪，反而夸奖他志存高远，支持他继续读书。范仲淹应天书院五年求学，功成自立，并在商丘娶妻生子，在宁陵置办庄田，接母亲和同母异父朱氏兄弟来宁陵。

范仲淹和其同母异父的宁陵朱氏兄弟及其后人的感情颇深，据清宣统三年《宁陵县志·人物志》篇载：“范仲淹……因家计于宁陵，其异父兄弟朱某者多在宁陵。后公贵，以其田赡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此外范仲淹在虞城，永城都有职田所在，可以说范仲淹和商丘的关系渊源颇深，可以这样说范仲淹也是商丘历史上著名圣贤，也是值得现代商丘人尊重和敬仰的名人。

范仲淹一生文武双全，道德高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立言，立德，立功的人物，谥号“文正”更是对他本人最崇高的赞赏，可以说范仲淹几乎是完人的形象，让后人敬仰，范仲淹身上极为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思想价值，的确会成为商丘历史文化的代表和品牌。

范仲淹的个人发展成功应该是我们个人的榜样，范仲淹在家族文化的杰出成就会为今天商丘农村的发展和振兴提供良好的借鉴，范仲淹的文韬武略，治国安邦也为今天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有益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他处于当时的社会底层，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用科举考试去证明自己，对于当下的时代，依然充满正能量，同时也是激励人心的典范，无论顺境逆境，能够始终保持奋斗之心，未来总会发生改变。

品牌商丘，文化商丘，商丘的文旅发展需要历史文化的支撑，厚重的文化思想价值才会给人以思想和心灵上的震撼和启迪。今天的应天书院遗址，古城内正在重修的范文正公书院，都应该是商丘文旅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这也是范仲淹对于商丘文旅事业最好的贡献。

商丘是范仲淹的第二故乡，并且有据可靠。现代商丘人更应该是范仲淹文化和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是对这位圣贤大德最大的尊重。同时，能够围绕范仲淹做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整理出范式家训祖训、治学为官之道，并将范仲淹的文化、思想广泛传播，不失为是对于商丘城市品牌传播的绝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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