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办主任蒋千里为核对贺昌当年在广西省党代大会上的发言稿所用的笔名，到上海来访问我。我亦据我所知如实相告，澄清了他们的疑问。他们看到我在上海的居住条件颇拥挤，问我为什么不向邓小平同志反映，并说如要求批准我到广西定居，离休后保证可以给我提供一栋别墅式的花园洋房，李宗仁的原配夫人不是已受到如此的优待了吗。我笑着回答，从来不敢存此等想法啊！

一次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沈忆琴（后任市委党史办主任）来访，我向她谈了平反返沪前，秘书杨荫东传达邓大姐指示，要我写一份向忠发叛变事件的回忆及中央最早如何布置我委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同志的情况，说明我是奉有特殊营救的秘密任务，而对外佯称“脱党”，并不是真的自由行动脱党的。

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外贸部部长的李强曾两次来沪约谈当年战斗往事。1929年我从龙华出狱后调去南方局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李是南方局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和我有过几个月的工作关系。第一次是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陪同我去上海大厦与他见面谈话的，他是为了向我取证他那时原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是和陈赓同志联系的，然后才调到南方局工作，以后又进了特科第三科的历史情况。我尽自己所知，如实作证，他满意地回北京去了。第二次，是由沈忆琴陪同我去东湖宾馆见他的，这次他是为了解伍豪事件的真相而找我的。

大女允中适自港归宁，随侍在侧。那时，上海市委的《宣传通讯》上已全文披露了我小儿文中从美国《华侨日报》上剪下寄回的文崇石先生所写的文章《 “四害”如何迫害周公？》。

我就向李强说明了当年如何受恩来同志委托，并与志皋商议设法转请法籍巴和律师巧妙地登报启事的内幕真相。他听完我的叙述后，叹了一ロ气说：“此事过去曾有传言，说是中央为延请巴和律师事，花费了千两黄金呢！”

我对这些讹传真是闻所未闻，第一次听到竟有这样荒诞无稽的谣言中伤，不禁十分诧异，而且心中无比愤怒。但我仍强忍怒火，平静地向李强同志说明，我自1931年夏奉命与志皋缔交，委托他办案以来，举凡办案需要出面请客、送礼、疏通等等事项，都是他自告奋勇义务代办的，从未收受过我党分文的酬劳。正因为经过了四年时间相互配合、真诚相助的考验，才由与我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1921年的老党员刘伯垂及其夫人赵畹华为工作发展需要，而促成我与志皋结合的。

1932年世界与中国社遭破坏后，潘汉年即不再露面，旋即去中央苏区。这以后，许多营救案件，均是志泉尽义务设法委托他人出面去办的，不但自己分文不收，还要代付其他律师的费用呢！哪有什么花费了中央千两黄金这样的天方夜谭？！志皋所经办的案子，都保存有档案，记录得清清楚楚的。

1950年志皋外出前，将历年来的全部文书档案账册，均封存于通易公司十个大保险箱内，后由公安部查封去。陈志皋和我们真诚合作，义务帮助办案，人证物证俱全，有案可查的，而且我在受审时亦早已交代清楚了。

后来大女允中在香港见到其父，说及此事，志皋亦深感诧异，多年来只听惯了中央首长的嘉奖表彰，以及众多当事人的感谢，想不到竟还会有如此无聊的造谣中伤。我们问心无愧，固然可以一笑置之，但事关一个人的品格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他转言告我，对此讹传务必澄清是非真伪。我在这里也就算是代他辟谣，恢复名誉吧！

1989年，为志皋逝世一周年在龙华寺举行祭礼后，我因哀伤劳累，加上受了风寒，即暴发肝胆并发症，住进华东医院。院方已发出病危通知，儿女们闻讯均奔驰而来。经过医院十天的抢救，才算转危为安。

不知怎么的，此事却惊动了邓小平的爱女邓榕（毛毛），她正在为撰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广泛走访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也许是抱着抢救珍贵史料的紧迫感，未待我出院，就前来病室访问我。后来她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根据我的叙述，记载了向忠发叛变前后的经过。因为这段历史内情过去从未对外公开过，故此书公开出版发行后，遂引发了吴基民在《上海滩》杂志和马龄国在《民主与法制》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几篇和我有关的、介绍30年代初上海白区地下斗争历史情况的文章。吴基民的《黄慕兰传奇》，写我们如何营救关向应同志的情况比较真实；但在写向忠发叛变事件时，有些情节就不是真实情况，而是作者自己的想象发挥了。马龄国自动热忱地宣传介绍志皋和我的事迹，在《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盛情可 感，虽然在某些情节上亦仍有出入，但我也未再去函更正了。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办王守昱来访，主要请我提供当年如何营救关向应同志的情况。他们说，大连市已立了关向应同志的纪念像，中央是王震同志去主持典礼的。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蔡洛、高宏的在我去广州暂住袁溥之家中期间，亦曾访我，主要是了解有关1929年彭湃同志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我讲得比较详细，他们作了记录。

1980年，我尚在丁彩英家借住时，金华宪闻我已获平反，前来找我。她乃赵畹华同志所抚前夫遗孤，畹华病重临终前，托此孤女于董老。她曾持董老函来看我，函中董老嘱我和汪华贞对她予以推爱照顾。因她有金家遗产继承，在生活上不成问题。她又与我二妹在汉口二中同过学，所以彼此常有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她自香港归来时，志皋曾托她给我带回家书一封。不料1955年我受审后，上海法院即以此事判她“为特务送信”之罪，罚去安徽监狱劳改，后刑期虽满，又逢“文化大革命”之乱，未予释放，下面监狱看守人员又横行不法，对她备加折磨迫害，使她憔悴不堪。

如今虽已获释，但所判 “罪状”并未撤销，因此持判决书来，请我为她证明。我遂出面写明她的身份和历史情况为之作证，请求法院给予平反。法院派人前来找我，先是打开《刑法》，指出其中第几条的规定：如证明不实，将以“伪证罪”判我两年徒刑。又问我凭什么竟敢为华宪作证？

我说：法院所定她的“罪名”是“为特务黄定慧带信”，我就是黄定慧，如今已获平反，确认我不是 “特务”了，她当年替我带过一封信，难道现在还能据此而定她“有罪”吗？

来人说：“你说自己无罪，我们怎能轻易相信呢？”于是我就出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宣告我无罪、撤销错判的正式公文，来人看后遂无言而去。

不久，金华宪即获平反，撤销了错判。这是我平反后为友作证见效最快的一件事。可怜她无辜被株连，吃的苦头比我更大，我怎能不出面为她作证呢？当然，我自己如不先争取获得平反，又怎能为她作证呢？而我平反后若不出面为她作证，又怎对得起畹华大姐和董老相托之厚望呢？

如今，她总算苦尽甘来，在晚年过了几年幸福生活。后来我二妹夫妇回国探亲，她也参与了接待。她为人直爽热情，好助人为乐。我听说她的金家弟兄们在台湾陆军中多已身居要职，就劝她主动联系，为祖国统一大业立新功。

她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算了罢。”足见创深痛巨！她在晚年得到一位姓沈的民盟成员、高级工程师的真正爱情，夫妻俩曾到湖北、四川通过有关线索，寻找到当年董老令人安葬她继母赵畹华的坟墓，前往祭扫拜谒，受到当地有关单位的热情接待。这亦是她不忘本报亲恩的一片孝心，我曾为此而夸奖过她。

1992年，畹华大姐的胞弟赵彤与我联系上了，他夫妇俩均为中共党员，并告我畹华还有两妹亦健在。我即将此喜讯告知华宪，并让其与之相见。华宪叫赵彤为舅舅，总算多年来的孤女到晚年亦找到了亲人长辈。

1981年临近农历春节时，

我尚在华东疗养院，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叶尚志来院慰问病员，我当面向他递上两份材料，为李南香、李芳的历史情况作证明。我所证明的他们的情况与贡献，自然应并入潘汉年、刘少文所负责的情报战线业绩，一起进行清理核査的。我认为这对于澄清潘汉年、刘少文在白区执行的特殊任务真相，多少亦有帮助，可供中央甄别复查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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