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原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在事情来临之前，谁也无法预料历史又将和谁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这年年初，频繁调动工作岗位的苏轼又接到了新的调令——接替文同，移知湖州。改任湖州知州并不稀罕，可文同又是谁呢，为什么要接替他呢？文同就是大画家文与可，尤擅画竹，苏轼也曾向他学画竹，两人成了忘年交。但这一年文同在赶赴湖州任上去世了，于是朝廷派苏轼接替文同知湖州。苏轼知道消息非常悲痛，抵达湖州后作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这样写到：“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苏轼睹物思人，还正为挚友的去世感到沉痛无比，却不知朝中正在酝酿的一场大风暴正在向他袭来。

文同竹画

事情的导火索是苏轼就任湖州知州时所作的一篇例行公文《湖州谢上表》，内容大多是一些拍皇帝马屁的套话，但苏轼又不小心发了一些牢骚，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是当年苏轼讽刺王安石引进的一批急功近利的所谓改革派人物。苏轼在这儿也无非是在发牢骚说我这样有才能的人就因为反对急于求成的变法而被赶到地方上到处赶，心里很不爽。这里顶多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抱怨的意味，本来是应该没什么事，但可惜他抱怨得太不是时候了。

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

此时朝廷内部的形势早已与几年前不同，王安石已经罢相，新法在宋神宗的亲自主持下进行，变法逐渐向改制转变。这时朝中的新党吕惠卿等把持朝政，与其说他们是新法人物，倒不如说是一群借变法之名来打击异己的宵小。他们总想着通过打压旧党人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必须找一个影响力大的旧党人物，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威风。但此时旧党主要人物如司马光等已被赶出朝中，极少还能起到什么影响，很难找到替罪羊。正在苦恼之时，苏轼却自己找上门来了，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影响不大，但作为一个文化巨人，舆论影响无处不在，况且又是旧党二号人物（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只要还活着就令他们如坐针毡。于是，他们借着苏轼这句牢骚话开始搜集证据，广罗罪名，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是给苏轼这样一位大文豪扣帽子。苏轼此前所做诗文极多，其中的确不乏有一些抨击新法害民的，随便挑几首就够他喝一壶了。而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更是字字细细琢磨、歪曲词意，凭着天马行空的想像、极度扭曲夸张的思维，捏造出十恶不赦的证据，骇人听闻的罪状，生怕苏轼会活着出来。

宋神宗（公元1048年—公元1085年）

经过一番精心加工后，苏轼的诗文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邪教。经这些群小议定后，御史中丞李定正式指出苏轼的四大罪状：一是 “估终不悔 ,其恶已著 ” ，二是 “傲悖之语 , 日闻中外”，三是 “言伪而辨 ”“行伪而坚 ” ，四是 “陛下修明政事 , 怨己不用 ” 。舒亶更为狠毒，他在奏章中将苏轼诗文逐句分析，与各项新法一一对应，意在说明苏轼将新法抨击了个遍，并当朝上奏宋神宗，说苏轼不仅抨击新法，还藐视皇帝。不能不说，变法是宋神宗在位期间的重要作为，年轻有为的宋神宗非常希望通过变法帮助大宋富国强兵走向盛世，而对于诋毁新法非常反感，如今听舒亶这么一说，一向宽容的神宗皇帝也失去了理智，立刻下令御史台立案彻查。由于御史台又称乌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对于陷害者们来说，“罪证”确凿，神宗拍板，可谓万事俱备，只欠捉拿苏轼归案了。于是，朝廷立即派出皇甫遵为钦差，拘捕苏轼。此时苏轼的好友王诜得知消息，忙派人给苏轼弟弟苏辙送信，让苏辙报信给苏轼，好让他心里有所准备。苏辙与皇甫遵前后脚出发，苏辙先到一步，苏轼得到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代理政务，自己穿好官服，恭候官差。不多时，朝廷使者便雄赳赳地到了，太守官衙顿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苏轼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苏轼被拉走，像《孔氏谈苑》中所记载的：“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押解途中，苏轼自感凶多吉少，一度想投河自尽，但又怕祸及家人，只得作罢。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苏轼的妻子是他的继室王闰之，看到苏轼被带走，又是心疼又是害怕，一把火将苏轼的大部分诗稿全烧了，不断埋怨说写这些东西净招灾惹祸。那么些后来学生可能要辛苦背诵的诗文就在苏夫人的手上顷刻间化为了灰烬。

王闰之（公元1048年—公元1093年）

苏轼被押解到京城后，御史台立刻对他展开审讯。一些罪名如讽刺新法可能确有其事，但在严守“刑不上大夫”祖训的宋朝，单单这些倒绝不至死罪。为了逼苏轼承认如藐视圣上这样给他强加的大逆不道的罪名，这群小人竟授意对苏轼进行严刑拷打，试想苏轼如何受得住这般拷打，只得无奈招认，莫须有罪名成立。

于是，苏轼被送往监狱关押，而李定等人这边则上奏神宗：“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之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宥而已。伏望陛下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翻来覆去的意思就是苏轼应该千刀万剐。可是宋神宗爱惜苏轼的才华，也不会相信一个文人写诗能写出这样大逆不道的意思，不同意马上杀掉苏轼。同时，也有多人竭力营救苏轼，首先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得到消息立即上奏情愿用自己的乌纱帽来换哥哥性命，接着是宰相吴充，甚至是后来被列入奸臣传的章惇，就连深受神宗信任的变法头号人物，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奏求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

此时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病重，临终前也对神宗说：“我听说苏轼因诗获罪，文人作诗而已，何至于死罪呢？轼、辙二人登第时，先帝（宋仁宗）很是高兴，曾言朕今日为子孙得二宰相矣。如今既无大过，何忍杀之？我现在病得很重，只希望天下都祥和一点，不要再增添戾气。”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曹皇后（江疏影饰）

宋神宗派人去牢中观察，发现苏轼吃得好睡得好，并没有一丝不安。于是宋神宗认定苏轼并无大罪，没有杀他，只是下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这样有惊无险的结束了。

而苏轼在狱中度过的三个月，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苏轼在狱中，日常饮食由长子苏迈给他送来。他与苏迈约好，如果没有判死罪，每日送饭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定了死罪，就送来一条鱼。苏迈每日照办，没有定死罪，就送肉和蔬菜。可有一次，苏迈因事不能亲自去送饭，托朋友给苏轼送餐时忘了叮嘱不能送鱼，不巧得很，这位朋友可能想替苏轼改善改善伙食，就还真端了一条鱼去。苏轼以为必死无疑，向狱卒讨来纸笔，写下了著名的两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长子苏迈（公元1059年—公元1119年）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公元1039年—公元1112年）

苏轼托狱卒带给子由，第一首诗写给子由，第二首是写给妻子。宋神宗知道后很感动，也就不忍杀害苏轼。一天晚上，苏轼牢房里又来了一个人，那人进来后就躺下，苏轼瞅了他一眼，也就背对着他躺下呼呼睡去。半夜苏轼忽然被那人推醒，那人对苏轼贺喜，苏轼一脸懵，说我何喜之有啊。原来那人就是宋神宗派来的，看到苏轼没有丝毫不安，就报告皇帝，宋神宗也就赦免了苏轼死罪。

就这样，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苏轼被贬黄州，开启了困顿却仍不乏潇洒的东坡生涯。即使经此劫难，生性活泼的苏轼还是没管住自己的嘴，在释放之时又作诗一首：“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正是心中有言，如蝇在喉，不吐不快。即使有时他的不合时宜会让他自己身陷囹圄，但他还是要酣畅淋漓，狂傲不羁，这也正是苏轼的可爱之处。

苏东坡雕像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场劫难，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从此，苏子瞻逐渐成长为那个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的潇洒的苏东坡。当然，在宋代那些正直君子的努力下，李定等小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一些耿直之士如王诜、张方平等也不免受到牵连，纷纷罢官或被贬。乌台诗案可以说是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先河，这场表面上的文字大案实质上是变法与不变法的争执逐渐变为新旧党争的情况下的一场君子士大夫与宵小之徒的一场较量。最终我们看到，邪是不能压正的。无论新党与旧党中其实都不乏正人君子，在整个北宋王朝，这样一群君子士大夫之间能共同为家国着想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是那个时代的大幸。尽管君子之间政见可能有时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只会相互争辩以说服对方而不会相互陷害，对方有难也不会落井下石。正如苏轼与王安石一样，公是公，私是私，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他们在本质上是相互欣赏，共同进步的。我们更应该知道，所谓新党旧党并不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而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做事是出于义还是为了利。正如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得那样：“君子以同义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斯言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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