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鹤鸣古典社”公众号。

编者按：今天是著名学者刘咸炘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本社特别推送二篇文章，以寄追念敬仰之情。先生名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成都人，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先生家学源远流长，祖沅，父梖文皆为蜀中知名学者，自1916年起先后任教于成都尚友书塾、敬业学院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先生一生著述颇多，计已成书的共236部，475卷，总名《推十书》，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校雠、版本、目录、民俗、宗教、方志学、文字学、语言学、佛学、道学等方面，另有后人编辑《刘咸炘学术论集》传世。先生于史学、校雠、目录、文学等均有杰出成就，特别对于四川学术文化教育有卓越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北宋政变考

戊辰十月廿日修补

刘咸炘

政事出于人才，人才起于风气。故观风气者，读史之要也。风气之总要，阴阳刚柔动静而已。刚动之世，其人热，类墨翟，其治张，必归刑名，其弊为躁争。柔静之世，其人冷，类杨朱，其治弛，必尚黄老，其弊为疲懦。大道不明，畸偏致害。二者相矫相乘，数千年而不止。战国动而汉初静，西汉末静而东汉末动，唐静而五代动，皆彰彰也。北宋承五代，初静而后动，转关在仁宗之时。真宗以前静，英宗以后动。新旧相争，门户朋党起焉。君子小人是非淆乱，当世已罕公论，后世益复追逐偏听。能超然知其始终者，前惟朱元晦，后惟王而农。然犹多未尽明。欲观北宋之风，必求诸杂记小说，单词片语，往往可推见其大。两造毁誉，亦后世所宜参听也。正史既不尽取，虽取亦不能发明，是以后他论者，但知誉仁宗而毁神宗。称李沆、王旦为贤，而不知其流为吕夷简、章得象；诋王安石为奸，而不知其源于范仲淹、欧阳修。议论愈多而情势愈晦矣。壬戌八月，略览宋世杂记书，就所见采录，分为五段。段系以题，或条加数语，并引朱子之说，王氏《宋论》，则不复赘录。《宋史》无佳本，今录虽略，已具变迁之梗概，其余人才议论，皆可以此推之。虽不敢谓具史裁，亦读史之要删也。因论史识总纲如上。

第一段 太祖用柔道抑武人，赵普佐之以猜忌。太宗承之，大用文士，重文轻武，以致武功不竞。

《涑水记闻》曰：太祖受命，问赵普曰：吾欲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唐季以来，战争不息者，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云云。杯酒解兵柄事详正史，不具录。

又曰：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谕曰：功成，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归。太祖曰：今未服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战耶？姑徐之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又曰：诸藩镇罢归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道旧甚欢。太祖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以上均又见《曹氏闻》。

《闻见近录》曰：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闻见近录》曰：太祖即位，患方镇犹习故常，取于民无节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赐饮款曲。因问诸方镇：尔在本镇奉公上之外，岁得自用为钱几何？方镇具陈之。上喻之曰：我以钱代租税之人以助尔私，尔辈归，朝日与朕相宴乐何如？方镇再拜。即诏给侯伯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给。州县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苛敛之患。至今侯伯尚给公使钱，以此也。

又曰：太祖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题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

《浙山野录》曰：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东原录》曰：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

此足见太祖知文士之无用，与汉武用公孙宏同意。

《王氏默记》曰：国初，多用齐、鲁鄙朴经生为县令。

《邵氏》载范质《戒子孙诗》，大旨戒勿多言，勿任侠。邵氏又曰：祖宗宰辅，皆忠厚笃实之士。

太祖所用范质、王溥，乃冯道、和凝诸人之传衣钵者。冯道有《长乐老自叙》，王溥有《自问诗叙》均见《容斋三笔》。此诸人沿唐人之习，大抵以柔厚保位。吴处厚《青箱杂记》最能表其风气。其书颇辨道之非依阿。又处厚论心相三十六，善相人，取丰肥有福。论文尚朝廷台阁之文，温润丰缛，正谓官样与富贵气者，皆此一派之传也。《处厚书》又载道诗及张齐贤《自警诗》及《邵氏闻见录》载质《戒子孙诗》，旨意略同，皆主宽厚谨慎，所谓格言入于乡原者也。又言于诗爱白乐天，又爱冯瀛王，此足见北宋初诗之多宗白及《击壤》一派所由起之故。宋初人多称冯道，虽以石介之好诋，亦谓五代大坏，瀛王救之。《青箱杂记》称冯道《东轩笔录》谓王荆公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能改斋漫录》谓富郑公、苏黄门以大人称道。《晁氏客语》谓逍功高而名节非也，尝以管仲为比。

叶氏《避暑录话》曰：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喻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又曰：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又曰：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自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率以得士多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几二万，自后未有如是盛者。

《石林燕语》曰：太宗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

《朱子》曰：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

按：《避暑录话》载所撰诗甚朴陋，本非文士，岂真好学哉。

《野老纪闻》曰：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负之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自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记闻》：庞籍奏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又引《东轩笔录》曰：青在枢府四年，每出，军士必指以相夸。又引《王尧臣墓志》曰：青以军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属目，往往造作言语以相扇动。又《东轩笔录》、《东斋记事》、《石林燕语》皆记当时谣言青之异迹。《石林燕语》、《渑水燕谈录》亦载苏绅、孔道辅言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

《王氏默记》曰：韩魏公帅定州，狄青为总管。魏公抑制之。后青为枢密使，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太祖承五代兵骄之后，以柔道收舍之，不可谓不能。然收郡县兵，轻武臣，后有危难，遂无所赖。北宋名将，仅王德用、狄青，皆被谗谤，几于不免。王氏论之详矣。罗大经亦言靖康之祸，勤王之师至者绝少，纵有之，率皆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最弱，皆缘官自养兵，故张魏公置义勇，陈福公行民兵之策。

《元城语录》曰：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澶渊之役，章圣既渡大河，至浮桥一半，高琼执御辔曰：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盖当时宰相王钦若、陈尧佐辈好诗赋，以薄此辈，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语。

第二段 真宗朝承旧法，李沆、王旦辅之以柔静，而泰久生侈，愈疲弊。

苏氏《龙川别志》曰：真宗初即位，李沆为相。帝雅敬沆，尝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帝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故终帝之世，数人者皆不进用。是时梅、曾皆以才名自负，尝遣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致尧疏论仲舒，言不足与共事，轻锐之党无不称快。然沆在中书不喜也。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梅询躁竞事见《涑水记闻》。

又曰：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若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矣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及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邵氏、朱氏及王氏《渑水燕谈》、马氏《元城语录》载此事微异。

《元城语录》记李沆不上便宜及白四方灾变，引《魏相传》证之。

《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谈苑》曰：李沆在相位，接宾客，常寡言。马亮与其弟维善，语维曰：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维乘间达亮语。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奏论，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自余通藉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为我谢马君。沆常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

刘元城《语录》曰：李丞相每谓人曰：但诸处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其法度不无小害，但其利多耳。

《邵氏闻见录》曰：国初，赵中令于听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人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则焚于通衢。李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矫激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报国耳。至熙宁初，王荆公为相，寝食不暇，置条例司，论天下利害，贤不肖杂用。贤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独留，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

朱子曰：《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兴起至治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谈苑》曰：淳化三年，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于宽猛得中。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渐行清净之化。又引《事实》曰：上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质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察之则无所容，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

黄震论蒙正曰：清心省事，似从道家来。

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跅弛之才，乃至论文主馆阁体，论诗主白居易，其习盖出于中唐士大夫及五代冯道、和凝诸人，大抵唐之余也。吴处厚《青箱杂记》全为此等议论。丁晋公《谈录》亦然。故称李侧之效白诗及诸老之风鉴，称冯道诗谙理而辨其非依阿，道诗略如白居易。皆所谓乡原也。

仁宗承旧，亦于外患皆主退让。后广开言路，新派范、富、欧诸公起，与旧派吕、章等相倾。士气遂动，多言更张。程、司马、苏、王诸人由此兴。以下分述之。

一旧派吕夷简、章得象、晏殊、张方平。

王氏《渑水燕谈录》曰：王沂公当轴，以厚重镇天下，尤抑奔竞。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焉。

朱子曰：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

《孔氏谈苑》曰：吕文靖教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

《涑水记闻》曰：上与吕夷简谋，以夏辣等皆章献太后党，悉罢之。郭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遂并罢之。后夷简竟谮废郭后。

又曰：吕相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例。谓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矣。

黄老家必主法，吕多机智，事散见各书 。孙沔上书劾其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比之张禹、李林甫。

《王氏默记》曰：晏公谓荆公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应之。至旅舍叹曰：晏公为大臣，而教人如此，何其卑也。心颇不平。后罢相，曰：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与之为敌，不保其终，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

能容于物，即旧派黄老之术也。

《麈史》曰：宋元宪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静，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公尝自谓时贤多以不才诮我，因为《自咏诗》曰：我本无心士，终非济世才。虚舟人莫怒，疑虎不当开云云。

王巩《闻见近录》曰：张文定尝云：在翰林时，当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文往贺之，因语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厚，何遽谢事也？ 百书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时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耄年则忘了矣。文定与景文相顾而笑。退而相语曰：是何言欤？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为然。盖在得之时，与夺每为思虑所惑，不若少时能断。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后，遂屡请归。予尝论之，阳舒而阴敛，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阳衰面阴盛，变是以好敛之意生，君子终始之际，可不慎乎。

此即黄老之术。王巩乃王旦之孙，又与东坡契，故尊得象、方平之传也。

《龙川别志》曰：章郇公为人厚重。吕许公薨，遂秉政。晏元献、杜祁公、范文正、富郑公更用事，公默默无所为。然数公既去，而为相如故。

《闻见后录》曰：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后二公阅历岁月，经历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将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又见《闻见后录》，作张文定问郇公语。

章得象谗中范公事，见《涑水记闻》。

《老学庵笔记》曰：苏子由晚游许昌贾文元园，作诗云：前朝辅相终难得，父老咨嗟今亦无。盖谓方仁祖时，士大夫多议文元，然自今观之，岂易得哉。

以上数条，可见旧派之风旨。

旧派本相传授，王曾为李浣沆婿，王旦为赵昌言婿，韩亿、吕公弼为王旦婿，曾公亮、贾昌朝为陈尧咨婿，原缺富弼为晏殊婿。

宋氏兄弟乃夏竦所识拔，见《石林燕语》。《青箱杂记》谓贵人能知贵人。《却埽编》谓公卿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者是也。

旧派人多奢侈，如寇莱公、宋景文。

旧派之风，以厚重为长，盖远自唐之牛僧孺等，至宋则丁谓以降皆然。其中多长德，而亦多奸诈。其与新派之不合，亦正如牛、李之不同也。

旧派从道家亦甚显，晁迵之书不待言矣。宋景文笔记庭戒诸儿，亦言道家清净柔弱，行之不害为儒。

叶氏《进暑录话》曰：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

《王氏默记》曰：欧阳公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公锐意言事，疏斥晏、章等，大忤权贵。

《涑水记闻》曰：余靖、尹沫以论救范文正，坐贬。欧阳永叔贻书贵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若讷怒缴其书，降夷陵县令。永叔《与师鲁书》曰：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怖，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

《默记》曰：张公安道尝为子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国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说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谚曰：水到鱼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术驭天下。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当仁不让于师赋》，李迪以落韵，贾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王文正议落韵失于不详审耳。若舍《注》、《疏》而立异论，不可辄许，恐从今士子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吕许公犹持此论。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许公虽复作相，然不能守其旧格，意虽不喜而亦从风靡矣。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人参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郑公尤倾身下士以求誉。相帅成风，上以谦虚为贤，下以傲诞为高。于是私说遂盛，而朝廷轻矣。然予以张公之论，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见今世朝廷轻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弊也。大臣恣为非横而下无由动，其害亦不细也。使丁晋公之时，台谏言事必听已，如仁宗中年，其败已久矣。至于许公，非诸公并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盖朝廷之轻重，则不在此。

叶适《习学记言》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已。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即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锋起，譁然不安，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罗氏《鹤林玉露》曰：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水心之说，乃张方平之遗论也。方平之论，前辈固已深辟之矣。台谏侍从之敢言，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岂反因此而轻哉。韩公为侍从，则能攻宰相；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我之盛德。濮园之议，欧阳公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乃欧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已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

以上二段两造说当兼听。张、叶亦非尤见，不可概非。

《涑水记闻》曰：嘉佑四年，上手诏两府。先是两制臣僚不许至执政私第，两府大臣奏荐人不得充台谏官。凡此条约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际，了无疑间之迹。

王氏《麈史》曰：御史人台，满十旬未抏章疏，例输金以佐公用，谓之辱台钱。神文朝一御史，供职余九十日矣，未尝有所论列，盖将行罚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众伫听，以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误有遗发于其间者。御史皆以才举，所议如此而无责，盖朝廷务广言路耳。

此所谓寻题目也，正广开言路之弊。

朱子曰：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又《语类广》曰：自汉、唐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日议论胜亦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亦不过说当时欲行之事耳，无许多闲言语也。

吴处厚《青箱杂记》曰：皇拓、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石林燕语》曰：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

《涧泉日记》曰：韩魏公言：挺然忠义，奋不顾身，尹师鲁之所存也。身安，国家可保，明消息盈虚之理，范希文之所存也。或问二公，公曰：立一节则师鲁可也，考其终身，不免终亦无所济。若成就大事，以济天下，则希文可也。

王氏《默记》曰：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斥夏英公及高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弊。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改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仇。

《名臣言行录》引《韩魏公别录》曰：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公与范公适自陕西来朝，道中得之。范公附股谓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坏。

叶氏《避暑录话》曰：石守道与欧公同年进士，为《庆历圣德诗》，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议者。谓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孙明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文忠犹未以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佑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更历而后尽其变也。朱子曰：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 梅圣愈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婿。杜公为相，子美为馆职，为会请诸名胜，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尽招女伎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伺败阙，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命中官捕捉，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亦罢相。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几个轻薄做得不是。

以上数条，见新派亦有过处。

新派范仲淹、孔道辅皆晏元献所荐。见《石林燕语》。

《后山谈丛》曰：某公即吕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军兴，以韩、范为西帅，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实间之。又不克，军罢而请老，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党贾文元、陈恭公间焉，犹欲因以倾之。

《名臣言行录》引韩忠献《家传》曰：庆历中，公与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辅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时张方平、钱明逸、王拱辰为两制，皆历中丞。故杜祁公而下，为三人者排逐，指为朋党，相继罢去。是时二府许逐厅见宾客，拱辰未见，因讽劝公，奋手作跳踟势，曰：须是跃出党中。公对琦惟义之从，不知有党也。既而公亦求去位。《注》引《遗事》曰：公惟务容小人，善恶黑自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欧、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方诸公斥逐，独公安焉。后扶持诸公复起，皆公力也。

孔氏《谈苑》曰：韩稚圭教一门生曰：稳审著，大事将作小事做，小事将做大事看。

《朱子语类》曰：司马温公为谏官，与韩魏公不合。其后作《祠堂记》，极称其为人，岂非自见熙、丰之事故也。韩公真难得，广大沈深。

《龙川略志》曰：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不喜。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既老居正，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许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之乃信。

叶氏《避暑录话》亦载撰碑事，辨其实有。且曰：欧作《碑》，屡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盖是时吕许公客尚众也。

《朱子语类》曰：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又为《百官图》以献，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曰：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补过之功，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

欧公自言此事见《墨庄漫录》。谓范公和解之语，明在集中云云。

《龙川略志》曰：中书舍人缴还词头，自富郑公始。吕许公以非旧典不乐，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类也。

《名臣言行录》引《魏公别录》曰：公言章得象在中书时，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与希文、彦国以文字至，两府辄闭目不应。彦国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体，不许也。

《邵氏闻见录》曰：富公再使，以国书与口传之词不同，驰还奏曰：政府固欲置臣于死。仁宗召吕夷简面问。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富公益辨论不平。仁宗问晏殊如何书，曰：夷简绝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党吕夷简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

《邵氏闻见后录》曰：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

朱子曰：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

朱子曰：吕夷简最是无能。其所引援，皆是半闲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又曰：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以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邵氏闻见录》曰：王懿恪公拱辰与欧阳公同年进士，同为薛氏婿，文忠心少之。盖懿恪主吕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党不同云。

《避暑录话》曰：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面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

《老学庵笔记》曰：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文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日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天与之而人不与。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故张文定甚恶徂徕，诋之甚力，目为狂生。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云：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可施之于政事。间乎其言，亦有自来。

《言行录》引《苏氏谈训》曰：张安道雅不言石介，谓狂谲盗名，所以与欧、范不足，至人且以奸邪。

《名臣言行录》引《荆公自录》云：神宗尝言方平少时好进，尝自干仁宗求为执政。荆公言方平为御史中丞，专附贾昌，朝误仁宗，赏罚甚众。

《朱子语类》曰：张安道为人不好，尝托人买妾，受之不偿其直。其所为皆此类，是个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为正人所恶，那边又为王介甫所恶。盖介甫是个修饬廉隅孝谨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简放恣惯了，才见礼法之士必深恶。论来介甫初间极好，后来立脚不正，坏了。若论他甚样资质孝行，这几个如何及得他。

《邵氏闻见录》云：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诋毁云。

当时议论，以仁宗比汉文。

《邵氏闻见录》曰：太宗一日谓宰辅曰：朕何如唐太宗？众皆曰：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独无言，徐诵白乐天诗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温公《资治通鉴》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者。神宗可谓无愧于太宗矣。召见王荆公，首建每事当法尧、舜之论。神宗信之，始务为高大之说，至厌薄祖宗，以为不足法。

凡主柔静者，皆不主法三代，汉文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也。

刘延世孙公名升。《谈圃》曰：苏子瞻馆职策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传尧俞、王喦叟言，以文帝为有弊，则仁宗不为无弊；以宣帝为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

神宗行新法，用王氏经术，矫先之柔懦，欲复外患之耻，更张因陋就简之法。司马、范、程诸人与王氏争，不胜。

《涧泉日记》曰：仁庙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欲作为。神宗早年，大臣欲作为，小臣多持重。

《王氏默记》曰：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故滕章敏首被擢用。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债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尤甚。

《邵氏闻见录》曰：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廿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

《邵氏》曰：未开熙河前，关中人士多言河湟利害，虽张横渠先生之贤，少时亦欲结客以取。仁宗朝，韩、富二公为宰相，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熙宁初，荆公执政，始有开边之议。

欲取者非不是，不纳者恐生事。

朱氏《曲洧旧闻》曰：神宗喜谈经术。

又曰：本朝谈经术，始于王轸大卿，其术传贾文元。介甫经术，实自文元发之，而世莫有知者。在馆阁间谈经术，虽王公大人，莫敢与争锋，惟刘原父兄弟不可少屈。

马永卿《元城语录》云：先生与仆论变法之初，仆曰：神庙必欲变法，何也？先生曰：盖有说矣。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然其实于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庙即位，天资绝人，是时见两藩不服，及朝廷州县多舒缓，每与大臣论议，有怫然不悦之色。独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以激切奋怒之言以动上意，遂以仁庙为不治之朝。神庙一且得之，以为千载会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论，谓之流俗。内则太后，外则顾命大臣，尚不能回，何况台谏侍从乎。

朱子曰：自来立法建事，不肯光朋正大，只是委屈回护，其弊至于今日。略欲触动一事，则议者纷然以为坏祖宗法，故神宗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

朱子曰：神宗极聪明，真不世出之主。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又曰：神宗聪朋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间相得甚欢。向见何万一之所著论，有云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日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又撞著介甫出来承当，所以做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却又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又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敌骑所过，莫不溃散。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耳。

曰：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终也。

又曰：温公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

又曰：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

又曰：《吕氏家传》载，荆公当时与申公极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来，故行新法时，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了初意。又云：子由初上书，煞有变法意，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叶氏《避暑录话》曰：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中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喜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仇。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遂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陈氏《扪蝨新话》亦载此事。且云《辨奸论》、《王司空赠官制》皆苏氏宿憾之言，荆公谓老苏文有纵横气。赠官制当元祐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以此知王、苏之憾，不独论新法也。然后学至今莫不党元祐而薄王氏，宁不可笑。

苏氏本近旧派己见前。

此二说皆实录。后世论者不信，误矣。王评苏亦当。

《邵氏》曰：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后录》曰：东坡中制科，王荆公谓吕申公曰：苏氏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

《龟山语录》曰：因论苏明允《权书·衡论》曰：观其著书之名已非，岂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于用兵。如此所见，安得不为荆公所薄。

《道山清话》曰：老苏初出蜀，以兵书遍见诸公。富韩公曰：此君专劝人行杀戮以立威，岂得直如此要官做。

《朱子语类》曰：东坡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后来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后来更不复言用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又曰：荆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日、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

又曰：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如此，后来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说。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模样。近他吕伯恭亦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饮食亦不知多寡。《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然老苏诗云：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傍醉中来。如此无所守，岂不如他荆公所笑。如《上韩公书》求官职，如此所为，又岂不如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但用之不久，故许多败坏之事未出。兼是后来群小用事，又费力似他，故觉得他个好。

《邵氏闻见录》曰：司马温公、王荆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绝交。《邵氏》所记甚详。

又曰：介甫平生待吕惠叔甚恭。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之，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恶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康节谓申公曰：王介甫者，远人君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

又曰：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却埽编》曰：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来谈燕终日，他人罕得面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又曰：富公过南京，张公安道迎谒。富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张公曰：非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仁宗朝，某知贡举，辟安石，考校既至，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之语。富公俛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荆公。

叶氏《避暑录话》曰：欧文忠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王荆公也。

《元城语录》曰：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学问。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谓温公。略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者尔。而诸人则溢恶，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毁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学乖僻，用之必乱天下，则人主必信。若以为以财利结人主如桑宏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卢杞，大佞如王莽，则人不信矣。《邵氏》曰：范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

《元城语录》曰：老先生尝谓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在清要，或在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用老成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仇敌，他日将悔之。介甫默然，后果有贾金陵者。

《邵氏闻见录》曰：程伯淳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但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为知言。

又曰：初行新法，天下骚然。康节先公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先公。先公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先公不以清激取虚名如此。

元祐废新法，用司马，而程、苏、刘诸人自相争，分为三党。

《邵氏》曰：神宗升遐，遗诏至洛。韩兵部宗师问程宗丞伯淳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何如？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故蔡确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至谓汲公曰：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则元祐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

又曰：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叜、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汕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深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戆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亦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也。王玉山《答李逢吉书》曰：元祐诸公，忠直有余，而识见不足。

《朱子语类》曰：元祐诸贤议论，大率凡事有据见定底意思，盖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

又曰：人杰云：荆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诸公尽罢之，却是坏其已成之法。曰：固是。人杰云：如弃地与西夏亦未安。曰：当时如吕微仲自以为不然，其他诸公所见，恨不得纳诸，共坏其意。待西夏倔强时，只欲卑巽请和耳。

又曰：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又曰：温公论役法疏略，悉为章子厚所驳。只一向罢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大峻急。

又曰：元祐诸贤，多是闭著门说道理底。后来见诸行事，如赵元镇意思是其源流，大略可睹矣。

又曰：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诉所，令熙、丰间有所屈抑者尽来雪理，此元祐人之过也。

绍圣复行新法，用小人，尽斥前三党。自此以降，更互进退，政局屡变，以迄于亡。已详正史，兹不赘录。

叶氏《避暑录话》曰：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余在江东，兼领淮西事。淮西收复，郡前率用招降盗贼，就付之，安于凶残，至缚人更相馈以为犒设，此前世乱亡之极未有也。余力察而禁之，且言于秦丞相，幸朝廷大为约束。会余罢帅，不能终。此曹如犬豕，吾士大夫何至渐渍此习乎。

又曰：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自夷狄暴起，东南州郡类以兵不足用，且无器械，望风而溃者皆是。

叶虽王党，而此论则是。

罗大经《鹤林玉露》曰：秦桧见高宗，首进南自南、北自北之说。时上颇厌兵，入其言。会诸将稍恣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日张家军、韩家军。桧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上为之动，遂决意和戎，而桧专执国命矣。

按：桧收兵柄事，见《山房集》及《齐东野语》卷十三。

《老学庵笔记》曰：隆兴中，议者多谓文武一等，而辄为分别，力欲平之。有刘御带者辄建言，谓门榜状子初无定制，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而武臣非横行，乃用榜子，几与胥吏卒伍辈同。虽不施行，然晓晓久之乃已。

按：此皆南宋复言兵而不及之状也。

又曰：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势险固。太平兴国中，丁晋公为转运使，始迁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关，使于白帝屯兵，下临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则夔帅不能亲将，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则关先不守，夔州必随以破，可谓失策。大抵当时蜀已平，乃移夔州；晋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晓。若使晋、蜀复为豪杰所得，彼能据一国，独不能复徙一城以就形胜耶？

后世人主，惟恐人叛之，收兵徙城皆此意，而亡亦在此。

附：

苏氏《龙川别志》曰：太祖功业日隆，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阴效诚颕。今淮南都园，则溥所献也。

《涑水记闻》曰：将北征京师之人，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于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嘿嘿而出。

又曰：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瓮牖闲评》曰：方北征未行，群公祖道芳林园。陶谷坚欲致拜，曰：回来难为揖酌也。则此事当时已知之矣。

王氏《默记》载李后主赐牵机药以死事甚详。又载龙衮《江南录》一本云：李后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随命妇人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

《邵氏闻见录》曰：李王、钱王皆生日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宋祖之篡，盖有夙谋。太祖猜忌，诸降王死非正命，史讳不书，佚见他说，今撮附于此，以正后世雷同，称为不得已，及宽仁者之误。

本文收录于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二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赵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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