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宋八大家之首是谁-聚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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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是指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由于他们在古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明嘉靖间古文家唐顺之编《文编》一书，专门选录八家的作品；与唐顺之同属“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编》的基础上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风行海内，“唐宋八大家”的名称遂由此产生。以上所说的“古文”，是相对于唐宋之际盛行的“今文”或“时文”(即骈文)而来的。韩愈曾说他“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三代两汉”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仪的写作模范文本。文学史上，将唐宋两代古文家写作“古文”以取代骈文的这个创作思潮，称为“古文运动”。 “古文”和“骈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两种文体。“古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晓流畅，没有种种形式上的束缚；“骈文”是古代散文发展到魏晋之际的一个变化——通体对偶而且讲究声律。骈文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个趋势，唐宋古文家创作古文，反对骈文，也是一种文学审美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此涨彼消，兴衰替代，其间还包含有社会的、哲学的原因，但主要是两种文体的因革变化。先秦至汉魏的散文，其文体都是散行的，句子长短伸缩变化，大体保持口头语言的随意性、灵活性的风貌。魏晋之际，通体讲究对偶的文章逐渐形成，到齐梁间，受声律说的影响，文章不但通体对偶，还讲求四声的交错搭配，这就是骈文。自齐梁至唐，骈文盛行，几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学术文章都骈化了。骈文的对偶和声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种追求，而且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骈文作家和声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骈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由此导致的内容与形式的脱离，不但远离了社会人生，也远离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另外，因为对偶和声韵的追求，骈文的语言也难免陈陈相因、了无生气。于是，一批有识见的作家开始倡古文、反骈文，其中以中唐时的韩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韩愈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古文理论的完整而明晰。他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把古文写作与儒学、道德、政治和教化联系起来，以纠正骈文写作的远离社会人生。表面上看，“修辞明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自觉是个倒退，其实不尽然，因为当中唐之际，藩镇林立，佛道盛行，社会的弊病很多，要让文学与社会脱离是不现实的。另外，韩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也就是说，“修辞明道”的实质，不但要将古文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还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为抒发个人或群体生活困顿、悲哀、感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同上)。在散文语言的除旧创新上，韩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说：“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为了追求语言的创新，他有时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韩愈的又一贡献即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他写了大量优美晓畅的古文，在前代优秀散文之后，为后世读者树立了良好的揣摩学习的样板。韩愈的散文，多属应用文，但他尽可能将这些非文学的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诸如书启、墓志、记、序、哀祭……，他都尽可能写得有气势，有创新，有真情实感，为了增强古文的可读性，他常常把史传文学、传奇小说的叙事、描写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实用文体具有抒情之美、叙事描写之美，饶有“纯文学之情趣风神”(钱穆语)。至于在语言方面的创造生新，则更是不胜枚举了。由此可见,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上面所产述的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韩愈而不是苏轼？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个人的总称。这个排名最早是明代的茅坤确定的。茅坤称赞韩愈为\"圣于文\"者，认为苏轼是\"仙于文\"者，可见在茅坤看来苏轼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并不比韩愈低。那么为什么在排列唐宋八大家座次的时候，让韩愈为首而不是苏轼呢？这还要从三个方面说起。

第一个原因听起来似乎有些啼笑皆非。那就是按照时代顺序来说，韩愈比苏轼要早。在茅坤确定的唐宋八大家座次当中时间顺序体现的十分明显。韩愈（768——824年）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被称为\"百代文宗\"。而苏轼（1037——1101年）是北宋年间著名文人。从出生年龄上来看，苏轼比韩愈小了将近三百岁。这样一来在排列座次时将韩愈放在苏轼前面也就情有可原了。同时茅坤所处的明代正是理学昌明的时代，在那个\"父为子纲\"的社会环境中，将苏轼放在苏洵前面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所以苏轼注定没有办法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这能怪谁呢？谁让苏家\"一门父子三词客\"呢，苏轼自己出生的晚不说，还摊上了一个有才的爸爸，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

第二个原因是古文运动的继承性。安史之乱之后，士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渴望政治上的中兴。在此种条件和背景之下，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旨在赋予文学更加深刻的内涵使其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这场古文运动不止有着明确的目的和理论主张，同时有着广泛的参与者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场伟大的古文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在韩柳之后，古文创作后继无人落入了宣传封建道统的巣臼。到了晚唐再次被骈文取而代之，走向了没落。而到了宋代，骈文的浮糜文风被士人唾弃为了对抗骈文，欧阳修作为文坛和政坛的领袖，再次扛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这次古文运动在继承韩柳的基础上，对韩柳等人古文中初露端倪的险怪艰涩弃之不取，由此推动古文走向了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古文运动在宋代再次发展起来。欧阳修之所以被后人称道，不止是他在文坛和政坛的成就，还有他的慧眼识英才。苏轼就是在进士考试当中被欧阳修发现的。所以两人的散文风格基本一致。因此，苏轼对韩柳古文也就存在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在唐宋八大家的座次当中，苏轼不可能在欧阳修之前，也就更不可能在韩柳之前了。

第三个原因就要从两人的文章上进行探讨了。唐宋八大家都是在古文方面有杰出成就的文人，单就文章而论，韩愈苏轼二人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唐宋两个朝代中古文的最高成就。但是韩愈更加注重儒家思想，而苏轼则是融汇老庄思想和纵横家思想更多。韩愈的文章可以分为论说文、杂文、序文、传记和碑志。韩愈的论说文重在宣传道统和儒家思想。例如《原道》《原性》《论佛骨表》等篇。这些文章虽然重在宣传儒家思想，但是行文喷薄有力，情感真挚可以说是论说文的佳作。杂文的代表作品有《马说》等，而序文则以《送董昭南游河北序》为代表，碑志则有《柳子厚墓志铭》广为流传。可以说韩愈在古文方面的开拓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形式和题材上。因此韩愈可以说是全面的推动了唐代古文的发展，开创了唐代古文发展的新局面。而苏轼早期的文章纵横家习气过于浓烈，有时故作惊人之语锋芒太盛而显得不合义理。例如《留侯论》虽然议论雄辩逻辑严密但是过于偏激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是苏轼也曾经说过\"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说明随着时间的打磨，苏轼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早期论说文中存在的弊病，并且进行了有意识的改正。所以就整体而言，苏轼的古文还是十分优秀的。比如广为流传的《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苏文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