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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空城计瓦解这场突袭石家庄的“秘战”丨百年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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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

1948年10月中旬，北平西郊万寿路，国民党华北“剿总”上校督察员王越突然被召进总部西南边的一间平房。

这间不起眼的日式小平房，其实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电台侦察室。王越在这里见到了傅作义，才知道自己加入了一个绝密行动：南下“奇袭”石家庄。

王越被分配到战后接管俘虏的任务，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工作，却由傅作义亲自传达。之所以如此慎重，只因这已是傅作义这年第二次准备突袭石家庄。第一次在当年4月底，因为情报泄露而失败。

再者，当时的战局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非常被动，这次行动不仅要拿下石家庄，还要打击秘密驻扎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作战的结果将左右傅部50万余官兵的未来。傅作义对王越说，“危机就是转机”。据王越观察，傅作义此时信心满满。

但情报仍泄露了出去。不仅如此，风声竟从四面八方传出，汇集到300公里外的西柏坡上空，成为了中共吹响最后战役的号角。

1948年，朱德、聂荣臻、陈毅、彭真、粟裕、李先念、蔡树藩、薄一波等在西柏坡合影。

一出“空城计”

“吓退”偷袭石家庄的傅作义

石家庄是华北战略要地，是联络平汉、正太、石太三条铁路的枢纽。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得以连成一片，成为华北解放区。

蒋介石为应对此局面，于1947年底成立华北“剿总”，将华北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非嫡系的傅作义。

“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直到1948年底，中央军委对傅作义依然是这样的评价。既然正面冲突不易，中共对傅作义以及华北傅部另做了一番“细致安排”。

1947年底，傅作义的“剿总”司令部搬到北平，选择了当时的北平西郊罗道口乡（现万寿路附近）一座废弃的旧营房驻扎。

据当时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党员马青凡回忆，傅作义选此地的原因之一是远离闹市，能减少应酬往来、便于戒备，减少情报泄露的机会。

与此同时，石家庄正在成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及聚集大量军用物资的兵站基地。蒋介石、傅作义二人均不愿放弃石家庄，前者利用宣传不断放出“夺不回去，也要把它炸平”的威胁；后者则直接于1948年4月底，趁华北野战军主力进攻察南、绥东，冀中空虚之机，突袭石家庄。

中共中央收到傅作义突袭石家庄的情报电

中共提前得到了情报，由华北军区副司令萧克指挥上演了一出“空城计”。萧克在傅部南下的同时，不断地在石家庄城中播报傅部最新动向，在稳住城中民众、提升士气的同时，迷惑城内的国民党情报网。

萧克回忆，傅作义在得知策应部队被歼，己部进展缓慢时，“判断石家庄已有准备，就悄悄地缩回去了。”

将军府传信

北平三中地下党支部立下奇功

1946年到1947年，北平，沈崇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北平市立第三中学高二学生郭元熙因此事和同学意见不合。当时，另一名学生赵明仁力挺郭元熙。

郭元熙当时已是民主青年联盟（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1947年夏，郭元熙将赵明仁介绍进民主青年联盟。当年9月，郭元熙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北平三中地下党支部书记。

赵龙韬（前右一）将军一家

赵明仁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赵龙韬。1947年11月，赵龙韬从兰州调回北平，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副司令。该补给区直接对接华北“剿总”，赵龙韬相当于是傅作义的后勤“主管”。

1947年，城工部机要股在河北沧县。

郭元熙从赵明仁处打听到赵龙韬有进步的倾向，这个高二的少年便大着胆子跑到将军府，去做这位47岁沙场老将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郭元熙认为赵将军“政治上可靠”，便向上级部门汇报了赵龙韬的情况。不久，中共情报组织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以下简称城工部）便派人与赵明仁和赵龙韬接触。

这名联系人便是北平敌工工作负责人王甦。1948年春夏之交，王甦顺利将一名同志安插到赵龙韬身边做他的副官，从此赵龙韬“皮包里的机密文件，我都能看。”

与此同时，王甦当时在北平铁路局也有个线人。他拿到铁路系统提供的调拨信息与赵龙韬提供的信息对照，“常常不谋而合，证明这两处的情报都是比较准确可靠的。”从此，北平兵站屯粮屯弹等军用物资表册以及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均在共产党人的掌握之中。

1948年10月中旬，傅作义命联勤方面准备大量炸药，赵龙韬感觉部队将有大行动，便将消息汇报给了王甦。此时，傅作义还没对部队下作战命令。

1948年9月26日，石家庄平山王子村，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就职典礼上讲话

酒局探情报

提前获取傅部突袭石家庄的消息

傅作义至少在当年9月初就开始谋划再次偷袭石家庄。

1948年9月，华北野战军对傅作义的老窝绥远省发起进攻，傅作义被迫出兵援绥。解放军在平绥路上灵活出击、声东击西，令傅部应接不暇。与此同时，辽沈战役和太原战役几乎同时打响，阎锡山部在太原吃紧，国民党军又在锦州被围，蒋介石左支右绌。

1948年9月9日，傅作义电告蒋介石，希望集结兵力突袭石家庄，以解太原之围。

当年9月9日，傅作义去电蒋介石，再次提出乘华北野战军北上的机会，妄图突袭石家庄，直捣中共“要害”。然而，蒋介石搁置了此建议。

随着东北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期待傅作义能出兵援助太原和锦州。当年10月10日，蒋介石急电傅作义，称“太原情况究有危机”，问傅作义怎么挽救。

1948年10月10日，蒋介石手书傅作义，询问太原解围之法

10月22日，蒋介石在北平召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副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等，秘密召开高级将领作战会议。23日，傅作义向部队下达了突袭石家庄的命令。

1948年10月22日，突袭石家庄之前，蒋介石与傅作义在北平华北“剿总”合影。

此时，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奉命要求地下党员想办法了解蒋介石在北平的动向。这个任务由在国民党系报刊《平明日报》“潜伏”的李炳泉担任。

李炳泉以采访的名义向华北“剿总”提出会见要求，却被拒绝。正面突进不行，李炳泉决定采取迂回战法。他找到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同学、北平《益世报》记者刘时平。

刘时平和傅作义嫡系、原晋绥军的鄂友三是旧识。为了刺探军情，刘时平主动邀约鄂友三等人聚会，乘鄂友三醉酒之际，套出了鄂部次日将南下突袭石家庄的消息。刘时平很快将消息通过李炳泉传回城工部。

据华北“剿总”上校督察员王越回忆，南下突袭部队对外称“援晋兵团”，于当年10月23日在河北涿县集结完毕，以“援晋兵团”的名义于24日分路南下。

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对这次战役的情报抵达时间记得很清楚，“蒋介石满以为他可以出奇制胜，挽回华北败局。岂料这一‘妙计’在当天就为我地下党了解，经过地下电台急报城工部，转报党中央。”

“据北平确息”

北平甘陵情报小组获取绝密情报

10月26日中午，华北军区三纵司令员郑维山突然接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话，指示其部队要在4天内赶至满城阻击敌人。郑维山记得聂荣臻在电话里说，“据北平确息”，蒋傅部策划南下突袭石家庄。郑维山曾疑惑这个消息怎么会如此确定。

1948年，潜伏在华北剿总的甘陵情报组成员刘光国（左）

事实上，除赵龙韬以及《益世报》刘时平密报外，中央军委还收到来自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直属的北平甘陵情报小组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甘陵情报小组深入华北“剿总”内部，获得了整个突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

据穆玉敏著《北京警察百年》一书记载，1948年10月22日，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的地下党员“代号A”获得了九十四军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千山后方的作战命令。23日晨，“代号A”将强记下来的作战计划汇报给负责人甘陵。

由于甘陵情报组的秘密电台出问题，该情报只能通过交通员，日夜兼程从白区前往冀中解放区传递。情报最晚于24日即抵达聂荣臻处。

而此时，傅部南下军团才刚刚在涿县集结完，南下抵达石家庄至少还需要3天。

秘战之空城计

傅作义下决心做了一个“决断”

尽管确切情报到手，但军情仍十万火急。10月27日凌晨4时半到7时，两个半小时内，周恩来3次书面报告毛泽东三纵的行军情况。28日，毛泽东还下了“尽可能地加快速度”的指示。

1948年10月下旬，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有关石家庄保卫战新闻稿底稿。

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将得到的情报要点伪装后，通过新华社播报出去，以扰乱敌方部署。10月25日至10月31日，毛泽东连续指导播发了4条新闻稿。

第一篇新闻稿播发后，傅部“援晋兵团”总指挥郑挺峰便知道了。10月27日晚9时，郑挺峰电告傅作义，中共对突袭可能已经有所准备，“袭击恐难收效”。

“援晋兵团”在此情况下硬着头皮与解放军接触。10月28日，“援晋兵团”总指挥郑挺峰从新华社的播报中得知其堂弟郑庭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便“托辞母亲病重，坚决辞职离去”。副总指挥刘春芳则数次致电傅作义，请傅再考虑作战计划。

毛泽东唱“空城计”的同时，石家庄守将萧克也在做“秘战”的部署。

“援晋兵团”开始南下后，在萧克的指挥下，隐蔽在石家庄军统特务第三联络组的李智（化名殷志杰）利用敌部电台，给“剿总”不断发报，称大批解放军正在集结。据萧克回忆，“敌人收到一些复杂的情报，不敢妄动”。而毛泽东也想到了“围魏救赵”的方法。10月29日，毛泽东三次致电东北野战军派兵冀东，威胁傅作义总部所在的北平。

据傅作义亲信、“剿总”副秘书长王克俊回忆，10月30日，“蒋介石竟弃军飞沪。”这让傅作义下决心做一个“决断”。

1948年10月30日夜12时许，傅作义密召王克俊谈。当夜，傅作了3个决定，第一，天明即下令“援晋兵团”撤回；第二，准备和解放军合作，和平解放北平；第三，让王克俊和顾问刘厚同商议，准备拟电给中共中央。

为了争取傅作义，北平地下党从1948年初就筹备组织了至少3条秘密通道，对傅作义开展策反工作。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