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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谁写的?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史记》的真正作者，司马迁只是续写者，第一作者另有其人

作为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作者公认为司马迁，但直到隋唐之前，《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作者被认为是“太史公”，却没有明确说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原文是：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问题在于，史记中的“太史公”就一定是指司马迁吗？其实，以《刺客列传》与《郦生陆贾列传》中的“太史公曰”来看，《史记》作者必然还有其他人。

《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篇末，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我）道之如是”，夏无且就是在大殿之上，向荆轲扔了药箱，救了秦始皇一名的御医。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交流过，所以知道荆轲刺秦王的内幕，后说给了太史公听。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平原君朱建是淮南王英布的国相，后来反对英布造反，因此得到汉朝赦免，篇末太史公曰“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即太史公与平原君的儿子关系很好，故而得以了解一些内情。

上述这两段记载篇末，作者说明采访考证的当事人或准当事人，由此说明材料的来源，多方求证求真，这无疑是非常严谨的治史态度。然而，上述两段“太史公曰”，却证明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绝非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相距英布谋反大约相距55年，相距汉朝建立大约60余年，相距荆轲刺秦王大约90余年。

《刺客列传》中，公孙季功、董生认识夏无且，说明他们都是秦末汉初之人，太史公与他们有过交流；《郦生陆贾列传》中，平原君朱建的儿子也是汉初人，太史公与他关系很好........司马迁与上述这些人的年龄相差70岁以上，即假设公孙季功当时年龄20岁、加上50年的代差，再等到司马迁成年之后，如何能与他们交往？显而易见，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不可能是司马迁。

其实，这两篇文章中的“太史公”是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他在担任“太史公”职务时写作而成，之后司马迁秉承父志增补多篇文章，最终完成了《史记》。

所谓“司马”，就是专门负责管马匹的官职，是非常重要的军职，汉朝后司马迁祖上成为文官，到司马谈这一辈时成为“太史公”或“太史令”。其中，“太史公” 不是什么尊称，而是西汉的官职名称，或者说对“太史令”这一官职约定俗成的称呼，所以后来司马迁也自称“太史公”。

司马谈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隋书·经籍志》记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谈想编订一本《春秋》之后的史书。

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年）时，司马谈被任命为“太史公”，随后他收集、整理了很多图书文献，为《史记》编写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10年，司马谈跟随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但中途身患重病，无缘参与泰山封禅这一大事，让他非常遗憾，最终忧郁而死，临终遗言是“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司马谈立志编撰一部史书，担任太史令大约30余年，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岂能全在做准备工作，而没有编写出一些文章？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以及司马迁的回答，明确说明司马迁是继承父亲遗志。因此，《刺客列传》与《郦生陆贾列传》的原作就是司马谈，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樊哙传》作者也是司马谈。

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记载司马迁的老师中，教古文的是孔安国，教春秋的是董仲舒，都是青史留名的儒家牛人。司马谈能邀请到他们做家教，从侧面证明他交友广阔，认识公孙季功、董生、朱建之子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司马谈到底写了多少篇章，这就是一个谜团了。以司马谈立志编写一部《春秋》后的史书来看，大概《史记》中的春秋战国秦朝汉初篇章，可能很大一部分出自司马谈之手。

司马迁接手太史令职务后，先是继承父亲遗志，但在李陵事件后，司马迁遭遇腐刑，受到奇耻大辱，之后司马迁立志更上一层楼，在《报任安书》中说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等因为遭遇劫难而留下千古著作，因此大概这个时候司马迁萌生编订“古今史”（从五帝写到当时），即从完成司马谈“接其（春秋）后事，成一家之言”的遗志，升级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

尤为重要的是，司马谈在作史时，开创了“纪传体”，且有传、有赞，司马迁按照这一文体继续写作。近代学者顾颉刚在《司马谈作史》中指出：“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及迁继作，因仍其文，盖与尔后班固（汉书作者）之袭父彪作者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