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易经》中就出现第63卦“既济”卦，“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这句话里包含的原意，可以这样理解，即便大火扑灭了，救火任务结束，也要提高防火意识。这是中国早期防火思想“防患于未然”的最早出处。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在《韩非子·喻老》中指出：“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意思是房子再大，从烟囱裂缝中迸出的火星能将其烧毁。韩非子是借防火的道理，而喻做人做事的态度，透露出的却先秦人对防火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到了汉代，人们已经强调把灾难消灭在萌芽状态。东汉人荀悦《申鉴·杂言》中称：“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荀悦的思想已经非常符合现代防火理论。

中国古代建筑中，除了符合审美和居住适宜外，避邪压灾也是古代设计师们在设计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北京紫禁城，每一座宫殿上都有防火灾的厌胜之物。如太和殿上的屋脊两端各有一个对称的龙形物——古代建筑学上称“正吻”或“大吻”，其设置即是出于镇火减灾的设计和考虑。

正吻在早期又称“鸱尾”、“鸱吻”、“龙尾”、“龙吻”、“蚩尾”、“蚩吻”等不同叫法，唐代苏鹗的《苏氏演义》中记载，当年汉武帝刘彻建柏梁殿，因为宫殿火灾频发，有术士上疏说，“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建议在堂殿上安置“蚩尾”。故正吻就成为古代大型建筑上必不可少的设计物。

这种厌胜之物为“鱼尾星”，是灭火的神物。在清代，还曾用能降火的“水龙”来做防火厌胜之物。如故宫的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所，防火第一，其屋脊的正背两面各雕9条龙。据说大禹治水时曾降服了九条龙，乾隆皇帝遂把它们请来治火。

如果说龙吻防雷火有一定科学性的话，那么在房梁上挂古代有一种“避火图”(其实就是春宫图)就是完全出于早期先民的生殖崇拜、性交崇拜了。

古人还注意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的防火文化，故古代建筑的阁匾就会“门不带钩，阁必有水”，而鱼、龟等水生动物也成了古代建筑设计师们的最爱。浙江天下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是传说中能够生水的星宿，“天一生水”，以求防火。

而对于纵火犯和失火犯的处罚，殷商时就有“殷王法”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周代《周礼·夏官·司爟》记载：“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 春秋战国时期，更明确了“失火”与“纵火”的概念，强调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墨子·号令》中称，“慎无敢失火者，失火者斩其端;失火者以为乱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对引起火灾的首犯处斩，如果故意纵火，则以谋乱罪处以车裂之刑;与纵火犯同伙，知情不报者，也要处以死刑，对积极举报的可免死。

到了魏晋，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又有了进一步的细则。《晋书·刑法志》记载，“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故意放火烧私人或官府房屋，和盗赃物五匹以上的，都要处以死罪，并弃尸街头。

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勒在火灾管理方面更为严厉。《太平御览》引《后赵录》称，“石勒禁火，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一家，斩五部都督。”“百鼓之后”，即夜间起更之后;“五部都督”指有不同区域和行政分工的“一把手”，失火纵火的责任已经是行政长官连带制，堪称史上最严消防法。

隋唐以后，中国的防火法规更为规范和具体。《唐律·杂律》中曾明确规定，对故意纵火行为严惩不贷，即便最轻的也要“徒三年”，最重的“绞”。见火不救也要治罪：“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谓从本失罪减。其守卫宫殿、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离所守救火，违者杖一百。”

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在处理火灾责任人上大多都是“死罪”。金熙宗时期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燕京(今北京)发生火灾，一连烧了9天，最后有243人因“失火和不救火罪”被诛，是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失火问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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