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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人集体失忆 14亿人集体失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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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数据的冲击,群体性失忆该如何防止?一文为你扫盲

14亿人集体失忆 14亿人集体失忆案例(图1)

\r\r\r\r\r 第9章 互联网没有记忆\r \r \r\r\r\r

第9章 互联网没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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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类的大脑原本就像一间小小的阁楼,为阁楼添置家具。只有傻子才会把各种杂货一股脑儿全塞进去,这么一来,有用的知识反而给挤了出来;即便留在脑袋里,也只能同其他东西乱糟糟地掺杂在一起,需要取用时无处下手。而聪明人一定会小心谨慎、精挑细选,他的小阁楼里只容纳对工作有帮助的工具,这些工具一应俱全,并且安排得井然有序。有人以为小阁楼的墙壁富有弹性,可以随意伸缩,其实不然。总有一天,阁楼容量达到极限,往里面添加新知识的时候,以前掌握的知识就会遗忘。所以,不能让无用的杂货挤掉有用的工具,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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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福尔摩斯,《血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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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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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担心写作会导致健忘,因为写作“这帖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他担心人们“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会侵蚀他们的个性,他也担心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借助于文字的帮助,可以无师自通地知道许多事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写作(摄影和录音),我们就会像天堂里的亚当和夏娃:每天早上醒来都对昨天记忆淡薄,无法规划明天,更不用说后天了。与苏格拉底的观点相反,我们在有提醒功能的文化中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依靠持久的媒体和几代人建设的机构来帮助我们记忆。我们是自然的多面手,随时准备适应任何环境,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多用途器官,不是单纯为某种环境而存在”①,大脑能够学习去适应所处的任何环境。从楔形文字到计算机芯片,知识存储的每一次创新都增加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适应性,帮助我们适应新的或恶劣的气候,找到方法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通过治疗或预防疾病延长我们的生命,为大脑释放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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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关于“谷歌对记忆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我们能够非常灵活地适应如今的环境,轻松处理巨量信息。我们能够区分网上可获得的信息,知道哪些需要记住,哪些不需要。“我们都知道家里和办公室里谁知道什么,与此类似,我们知道电脑知道什么,当我们需要信息时,也知道这些信息存储在电脑的什么位置。” ②研究生学习如何每周阅读消化十几本书,以便应对高强度的学习生活,我们就像这些研究生一样,更多的是记住信息存储的位置和如何找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信息的内容。作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对电脑的依赖程度,就像我们对从朋友和同事那里获得知识的依赖程度一样——如果失去联系,我们就会失去知识。失去网络连接的经历变得越来越像失去一个朋友。我们必须保持网络连接才能知道谷歌上的信息。”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外包给电脑,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来说,不会比把墨水写在纸上更好或更坏。在数字时代,就像在印刷时代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管理个人记忆和承担集体记忆责任之间保持平衡。这意味着在21世纪我们在网上建立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和档案,以补充实体图书馆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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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这个富足丰裕的数字时代掌握记忆?我们需要从重塑数字时代的读写能力和更新公共政策开始,投资于存储记忆的长期机构,使集体记忆能够留存到未来。这不是一两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奠定基础,想象将来的记忆系统,想象一下当我们不在人世时,我们将如何被记住、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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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如何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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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推特将提供“从推特成立到协议签署之日的公开推文,即从2006年到2010年4月的推文档案。此外,图书馆和推特达成协议,即推特将在相同的条款下持续提供所有的公共推文”,以便作为历史档案。③推特作为个人记忆信息的来源,总体上不如作为大规模分析数据库的价值大。当推特档案被捐赠给国会图书馆时,引发的问题之一是谁拥有这些数据,谁有权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数据。许多人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推特数据,这让他们感到又惊讶又不愉快。一些人质疑推特的价值以及它在国家图书馆中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和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论文相比。但我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大规模数据挖掘的来源,社交媒体数据是关于社会行为、政治行动、公共卫生趋势等信息的宝贵来源。今天,我们的大多数活动都依靠大规模的数据分析,从天气预报和超级碗赔率,到根据人口普查进行税收评估,以及维护空中交通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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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数据分析需要大量数据,我们的很多数据在未经我们许可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使用。搜索引擎知道搜索的来源,保留搜索记录,将这些数据用于从未向搜索者透露的目的,并在需要时将它们交给当局。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使用的终端会“记住”我们搜索过什么以及我们的购物偏好是什么,这会方便我们在网上购物或搜索信息。但我们不愿意认识到,情报机构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追踪我们的政治立场和朋友圈,并利用它们窃取身份或进行欺诈。不少公民和消费者都关注这些做法,对数据的滥用也有可能使知识停滞不前,而只有不断进步的知识才能让我们所有人受益。海洋学家詹姆斯·麦卡锡(James McCathy)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在演讲中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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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收集和挖掘数据的技术方法更重要的是,公众将讨论如何重新制定数据收集、所有权和隐私的规则,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生活可以被观察到以及由谁来观察。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它们很可能会限制这些新数据促进我们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科学理解,也不利于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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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基础教育包括,我们可以自主选择阅读和发表什么、谁使用我们的数据、如何使用,以及在我们有生之年和死后,我们的数据会怎样。互联网时代的扫盲和印刷时代一样,首先要学会以适当的怀疑态度阅读,能够评估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否值得信任,在使用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数据时要有责任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解读和选择搜索结果,清楚排在前面的搜索结果哪些是公司付费置顶的,哪些不是;了解电脑如何编码信息和如何显示信息;了解如何创建、收集和使用数据;以及知晓如何确保我们的数据隐私以及它们是否被恰当使用。我们应该能够识别信息的来源,并评估其真实价值、权威性和真实性。我们应该警惕文档中的时态不一致、名词或动词的不一致、字体的各种变化,以及从其他地方剪切粘贴来的文本冗余。这些是屏幕阅读和写作的基本技能,可以引入早期教育中,并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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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教育是关于如何明智地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是我们丰裕的信息经济中唯一真正稀缺的资产。我们不再需要寻求信息,信息会找到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信息都会跟着我们,就像一群狂吠的狗,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需要重新设置过滤器控制信息流。一个保存良好的数字大脑“阁楼”有足够的空间存储短期记忆,而通向长期记忆的路总是保持通畅。数字时代的自治与印刷时代的模式非常不同。它不仅仅是降低准入门槛或智取审查者和版权所有者,更是过滤数据,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深度吸收,并让机器在不侵犯我们隐私的情况下随时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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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过滤器的要求随着互联网进入公共领域而被立即提上议程。在20世纪,每个上网的人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数码眩晕。第一个出现的过滤器是搜索引擎,它承诺根据潜在价值帮我们分类和组织信息,以回答我们提出的特定问题。经历了最初的商业搜索引擎激烈竞争阶段,有一家名为谷歌的公司在众多公司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提供的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获取这些信息,并从中受益”。不久之后,脸谱网(Facebook)、领英(LinkedIn)等社交媒体网站开始提供管理我们所有社交和职场活动的服务。从亚马逊到美捷步(Zappos),各种各样的电子商务网站竞相垄断我们的商业交易,它们网罗一切货品并迅速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这些商业网站用分散注意力的广告轰炸消费者,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承诺即时满足的回报,令人不可抗拒,以此为某些产品带来流量。他们从我们的使用数据中提取宝贵的信息,创造了预测我们需求的算法,并提高了那些能够满足需求的生产设施的需求,他们甚至在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之前就预测并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这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你就会喜欢那个”的用户驱动算法的魔力。一方面,这些满足的捷径对我们很奏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另一方面,我们丧失了选择自由,选择更少了,这样我们很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欺骗。⑤选择和便利之间总是存在着权衡。一个精通数字技术的人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需要进行权衡,并在选择和方便之间做出决定。例如,他们知道什么是cookie,并选择何时关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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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自由市场的国家,互联网过滤器是由政治体制强加的。它们规定了公民可以看到的历史的版本和目前的现实。当政治力量试图通过控制公民所知、所想和所信来控制全部人口时,审查制度就会非常活跃。控制信息的传播手段,无论是审查书籍还是屏蔽IP地址,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真正严肃的政权要想有效,需要的远不止审查。他们需要创造虚假的过去,也需要校准对未来的预期。传播虚假信息是一种久经考验的说服策略,被政治运动用来抹黑对手,也被政权用来对付敌人。在冷战时期,这被称为“假情报”。在数字时代,仍然有人运用这些策略在国内外发动意识形态的战斗,就像500年前一样。最早使用印刷机的是反教皇和反路德教的宣传。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处于初创挣扎阶段的出版商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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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脸谱网和推特等“免费”交流渠道的商业化引发了一系列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的争论。然而,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这些争论都忽视了其对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潜在长期影响。集体记忆的长远未来不是商业公司的事。商业公司存在的时间范围相对很短,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在保护信息资产方面进行充分投资以造福未来几代人,因为这些资产无法产生足够的收入来使他们持续地维护数据档案。影响集体记忆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公司只关注季度回报,尽管这种狭隘的视野对任何长期规划都是有害的;影响集体记忆的是商业公司来来去去,当他们离开时,所有的信息资产也随之消失。与那些为纳税人效力的机构不同,商业公司对后代人没有责任。要使商业公司拥有的数字内容得到保存,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企业将其重要的知识资产移交给公共机构。推特将其档案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私人机构与公共机构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合作应该成为数字时代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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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集体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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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自己行为的能力,超越本能反应的能力,以及做出深思熟虑的合理选择的能力,都是由具有深刻的时间感知的大脑所赋予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快思维”和“慢思维”,“快思维是”指人类的本能反应,与此相反,“慢思维”是指意识到并反思自己的行为,且能够超越纯粹的本能反应,做出有意识的选择的能力。⑥本能和无意识的行为与深思熟虑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决策的基础,也是创造健康的长期记忆的基础。组织非常擅长减缓人类思维和反应时间,从而为思考开辟空间。“避免错误方面,组织比个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在思考上天生就很慢,而且有权力强制实施有序的程序……组织是判断和决策的工厂。”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对我们长期记忆进行管理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保守,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判断,并对公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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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代表公众保存(现在和未来的)数字内容?我们拥有自己的个人数据吗?这些有关我们自己的生物医学、人口统计学、政治数据,我们能控制它们的使用吗?如果某些类别的数据是私有的,那么元数据(关于数据的数据)也是私有的吗?这些不是理论问题。今天,大部分个人数字记忆都不在我们个人的控制之下。商业社交媒体网站上的数据、通过商业服务提供者发送的电子邮件、购物行为、音乐库、照片流,甚至我们保存在硬盘上的文件都可能对我们失效,在短短几年内就无法访问了。为婚礼筹建的网站很少能维持到蜜月,更不可能50年后还能拿出来和儿孙分享,除非在婚礼过程中对它进行了存档。人们还在哀悼逝者,记忆尚未消逝之前,数字吊唁簿就已经从互联网上消失了。我们把脸谱网页面和领英资料视为我们自己和我们身份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它们也是公司的资产。记录我们记忆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它们在我们短暂的几十年生命结束后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数据管理者,那么这个目的将在短暂的数字景观中消失。在生活过程中控制我们个人信息的技能对于数字素养和公民身份是至关重要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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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市场现在主要在网上进行管理。如果有些东西在网上找不到,它就有可能从公众的脑海中消失。保存历史记录最可靠的方法是将它们转换成数字形式,无论是将彩色电影转换成数字格式,还是将18世纪的家谱数字化并放到网上。这些模拟源需要以原始的物理格式保存。但数字化扩大了它们的使用范围,同时也让许多新公众可以接触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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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正在将它们的许多藏品向公众在线开放,但这项重要的服务由于长期资金不足而受到阻碍。我们从扫描中得到的价值远远大于数字访问。我们已经发现,如果一本书、一份手稿、一幅地图或绘画具有价值,那么转换为数据形式后它们具有了多种新的价值。反映数字化增值的一个例子是看似平常的航海日志,这些日志是几个世纪以来用各种粗糙的手法书写的,每一份都记录着海外航行的细节。当然,它们一直以来都是编纂航海史、贸易史的重要资料。将这些日志转换为数据库给人们提供了新的价值,是使用计算机分析气候和海洋生态的宝贵历史证据。⑧谁能想到这些日志中记录的天气、洋流、鱼群等详细信息的价值呢?关于气候的历史信息非常稀少,对于那些研究长期中海洋和大气条件的稳定和波动模式的人来说,这些信息像金子一样珍贵。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信息一直潜藏在旧文件和日志中,只有访问档案馆研究它们的人才能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可能大规模地阅读它们,也无法了解航海日志能够告诉我们的关于未来趋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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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鉴证科学的转变使得大量难以想象的各种实物用来记录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实物脆弱又笨拙。医学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人类和动物组织样本,它们记录了疾病的历史。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抽屉里装满了鸟类、昆虫和骨头,而现在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DNA取样,获得有关遗传关系的信息,通常还会改写生命的系谱树。⑩鸟类系统基因组学项目正在对来自45种鸟类的48只鸟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以构建鸟类的家谱。⑪超过60%的组织样本来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这些机构曾经被嘲笑为塞满标本的旧仓库,如今成了基因研究时代的诺克斯堡(美联储的金库所在地)。一些天文台收藏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拍摄的夜空的玻璃板底片。⑫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独特的天体活动记录,比如超新星和小行星。在发现这些玻璃底片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后来通过这一系列图片发现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类星体的未知能量来源,就是在1962年通过研究70年前的这些玻璃板底片首次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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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处理不仅对旧资源进行新的利用,它还挽救了曾经被认为无法挽回的记忆碎片。为推动某一领域的知识而花费巨资开发的技术可能会给其他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以大型强子对撞机为例,这是一台原子粉碎机,在2012年探测到了希格斯玻色子,这也是人们首次观察到希格斯玻色子。用于记录难以捉摸的希格斯粒子踪迹的成像技术,被用来获取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等人的真实声音,和其他一些无法播放的录音通过“可视化声音”,通过捕捉媒介上记录的转瞬即逝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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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是一项新技术,最早始于1860年。⑬尽管它历史不长,但它在许多方面比那些保存了2,000年的羊皮纸手稿更容易腐烂和丢失。将声波振动固定在物理载体上所需的材料非常脆弱,使基板产生声波所需的那些精心设计的回放系统也非常脆弱。声波可以表示为三维物体,比如平面圆盘上的凹槽、涂有蜡的陶制圆筒上的波浪图案,或带有波浪图案的锡箔纸包裹的卷筒。问题是,为了听到声音,唱针需要穿过这些凹槽,每次这样做时,唱针就会磨损圆盘,不管它是漆的、塑料的、铝的、虫胶的或涂有蜡和锡箔,它们在过度磨损后就不能播放了。还有一些圆盘不容易磨损,但容易裂成碎片。这些用来刻录声音的物体太脆弱,不容易在物理上重复播放,我们需要的是在不与之发生物理接触的情况下捕捉物体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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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一名实验物理学家偶然发现了高风险的音频问题。卡尔·哈伯当时正在研究“用大型强子对撞机拍摄亚原子粒子轨迹的设备”。在圆盘表面绘制图像,并将图像转换成声波来“播放”会怎么样呢?没有接触,就没有损坏。这种声音甚至可以更纯净、音量更大和噪音更少。哈伯和他的研究伙伴与录音工程师开发了一组技术,称为IRENE(意思是图像、重建、消除噪声等),即二维和三维图像声音(三维用于圆筒)。⑭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美洲原住民举行部落仪式的声音,这些仪式已经失传;也可以听到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测试他的新机器时发出的声音。鉴证科学意味着现在从任何物质中提取信息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无论它有多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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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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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存储的旧范式是将我们的思想内容转移到一个稳定、持久的物体上,然后保存这个物体。如果我们能保存这个物体,就能保存我们的知识。现如今这已经不管用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思想内容传递到一个机器上编码成二进制脚本,然后将脚本复制到磁带或磁盘或U盘上,把它放在架子上,并期待50年后我们可以打开该文件看到我们完整的思想内容。实际上这些文件可能在5年之内就会不可读取,如果我们不定期检查文件是否已损坏或数据是否需要迁移到更新的软件中,那么该文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就损坏了。记忆的新范式更像照料一个花园:我们都需要定期管理、更新和周期性地迁移数字代码信息,以确保它能长期保存,不管我们是在一年后使用它们,一百年后使用它们,或永远都不会使用。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什么东西在将来会有价值。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保存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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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这种模式违背了这样一个基本命题:无论我们在数字领域做什么,都需要能够几乎无限地扩展。为了能够长时间存储拍字节、艾字节和其他数量级的数据,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压缩数据的方法,类似于用冷冻干燥保存法保存数据,用一些廉价的低级别的处理方法来存储数据,然后在未来某个未知的时间恢复数据。这是计算机科学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存储的可能不是完整的文件,而是恢复文件的指南,正如基因组存储的不是动物或植物的信息,而是如何长成特定的动物或植物的指南。在实现长期无限存储信息之前,专家们致力于通过定期将数据迁移到新硬件和软件系统来保持数字文件的可读性。尽管这看起来是一种短期策略,但在最近30多年的时间里,很多相对简单的文本、图像和数字格式(如书籍、照片和表格)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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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数据规模的需求带来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理解所有这些数据。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不是不可克服。它将由机器智能来解决,它可以识别一组数据中的模式,从而确定数据在何种情境中“有意义”。(大脑就是这样判断所感知的事物,将实时感知与存储在记忆中的感知进行比较,以确定事物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只有机器才能读取计算机数据,而且只有大型机器才能大规模读取数据。但机器是我们的延伸,是实现我们所选择的目的的方式。我们将设计、建造、编程和运行这些机器。我们将决定如何使用它们,由谁使用,用于什么目的。我们必须理解机器提供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把陈述性记忆——事实、数字和任何可以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东西——理解成非常复杂但仍然容易处理的东西。机器如何对情感记忆进行编码,表示情感上的激烈、矛盾、模糊,甚至像双关语这样简单的自然语言,都具有不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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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效管理大量数据、机器及其人工操作者的系统除了规模问题,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些问题不像存储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问题那样已经在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掌握中。他们是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不仅仅是硬件和软件、传输和存储数据的机器以及写入数据的代码,它包括整个法律和经济状况,比如为公共利益存储数字档案的资金状况,创造一个灵活健康的数字版权制度,制定法律保护隐私数据同时确保个人和国家安全,以及为数字公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教育系统,这些都是机器运行的环境。我们要有能力操作我们的机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创建、共享、使用和最终负责任地保存数字数据,以及如何保护我们自己和他人免受数字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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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每个组织、社会、实验室、摄影工作室、医疗实践、建筑事务所、法律实践、金融服务公司等,都必须管理自己的企业档案。在负有维护特定类型数据的法律和信义义务的专业领域,数据管理和归档系统是标准的操作程序。商业公司,尤其是那些销售版权保护的“创意内容”(音乐、电影、视频游戏)的公司,对其产品的长期命运有完全的控制权,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利益总是倾向于保留这些内容,并且在这些内容的商业价值耗尽之后保留它们。⑮目前,这些公司没有经济上的动力把他们的文化资产交给一个能够确保他们长期向公众开放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经济和税收政策来确保公共领域文化资料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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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中的版权法是由开国元勋制定的,目的是激励创作者在市场上传播他们的思想。1787年,版权法的制定者规定,“保证作者和发明家在限定时间内拥有著作和发明的排他权利,以此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他们给予版权所有人14年独家传播他们作品的权利,从而在经济上鼓励出版。金钱激励被认为比教会、贵族或皇室的赞助更民主。版权法与新技术和新制度共同发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通常比创新落后一些。通过图书馆和档案馆向公众提供信息也在逐渐发挥作用,并且随着美国的发展和移民的增加变得越来越重要。鉴于图书馆对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著作权法进行了更新,允许图书馆向公众出借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也允许公众复制保存这些内容,以便多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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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和档案馆保护和获取知识的根本使命面临着风险,因为没有有效的版权法豁免涵盖数字数据的特定技术保护需求 。在市场资本主义中,出版商、电影制片厂、唱片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在其内容失去经济和商业价值或成为公共财产后,仍然想要保留其内容是不现实的。这就是图书馆所做的事情。著作权法中也没有一项条款允许图书馆以数字方式出借图书、电影和录音制品,这一条款与现行的印刷资料条款不同。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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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网不是图书馆,它是一个布告栏。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最初设计它的初衷就是将它作为一种中立的交换媒介,这一初衷一直延续至今。在互联网上重建传统的公共图书馆将是一个挑战,因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公众能够阅览版权期内的材料。目前的版权法,特别是允许公共图书馆出借其资料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数字图书或其他数字形式的内容。这意味着任何受版权保护的资料,即使是图书馆拥有的,未经版权所有者的明确许可,也不能放到网上。这包括自1923年以来在美国出版的所有形式的表现意图和目的资料,包括视听资料。考虑到版权扩展的历史,这意味着20世纪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黑暗的。自1923年以来创作的作品仍然受1998年的《桑尼·波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保护,2019年甚至更晚后才会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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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清楚版权法和合同法的法律制度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必要修改,但修改的速度会比较慢,因为修改需要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美国国会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尚不清楚的是有哪些经济模型证实信息的价值,包括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也包括创造、使用和保持信息可用的成本。⑰例如,互联网上开放的许多内容都是“免费”的,这实际上意味着用户无须直接向创作者支付任何费用就能使用这些内容。这并不意味着维护维基百科的专家、撰写博客的学者,以及参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众包项目整理古老档案并放在网上的普通大众没有贡献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决定谁拥有什么信息——甚至哪些信息是公共的,哪些是私有的——准则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有些人建议,每一个向开放网络提供信息的人,其信息每次被用于商业目的时,都应该得到一些小额补偿。事实上,如何确定网上信息的经济价值,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目前看上去可靠的规则是人们愿意为数据支付多少钱,这些数据就值多少钱)。对于某些数据尤其如此,比如在消费点评类网站上的评论或在Craigslist这样的公告栏上张贴的分类广告,这一类信息是用户为了某个目的免费上传的,供第三方用于不同目的,比如用于人口统计分析。这些网站的隐私政策会告诉用户他们所贡献的数据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是否添加数据的最终决定权在贡献者手中。尽管如此,数据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而且最终可能会是人们不愿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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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相联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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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弹性且无处不在的数字存储系统需要时间,需要同时投入人力和资本来建立模型和测试方法。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侥幸的时候,但失败也会很有教益。在人们和企业还不知道哪种商业模式有助于增长、哪种会摧毁增长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争夺权利和收入来源,从而引发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争论。我们仍处在数字时代的早期,要理解技术的力量和局限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恰当地使用它。与此同时,在数据存储系统完善之前,个人做出改变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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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互联网的分布式特性,它成了前所未有的收集器。哪些内容在数字时代有价值,哪些没有,关于这一点目前在文化上还没有一致认可的标准,因此大规模收集内容的个人和小型组织将有助于确定这些内容在未来的价值和真实性。新的数字历史学家、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正在积极收集和保存他们认为具有长期价值的在线信息。体现这种远见的最早的例子之一始于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几天。人们纷纷涌向网络,表达他们的感受,分享他们目睹的事件。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的一批历史学家率先建立了一个网站,征集有关“9·11”恐怖袭击的个人感想,包括原始的、罕见的、无价的目击者感想。⑱这个早期的众包文档由该中心的历史学家收集整理,然后转到国会图书馆供未来的人使用。这是国会图书馆获得的第一个数字数据馆藏,集合了私人和公共目的,委托了一个公共支持的图书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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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收藏品都来自伟大的收藏家。从1996年到2014年,互联网档案馆收集和保存了超过4,500亿个网页。在很大程度上,档案馆是未来研究图书馆的一个预览,它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公共数字内容供将来使用。除了保存重要的网络通信,互联网档案使人们能够存档个人数字收藏。它还允许免费上传数字文件,以及扫描书籍、电影、电视和各种模拟材料,以扩大访问范围。全球从事收藏业务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一个联盟,以协调和扩大它们的数字收藏范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组织像这个小型非营利组织一样成功。互联网档案馆是一个典型的初创企业,它敏捷、机会主义、被强烈的野心和惊人的愿景所驱动,这正是互联网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非营利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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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收集依赖于开放的网络,就像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一样,然而这个曾经开放的领域正在迅速封闭。如今,网络越来越受到商业实体限制,这值得我们警觉。它完全被忽略了,成了局外人,越来越多的数字内容通过封闭的专有系统传播,或通过与特定操作系统、软硬件结合的应用程序传播,比如苹果公司在移动设备上率先推出的itunes,以及紧随其后的亚马逊Kindle电子书阅读器,都是这一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变化源于几家主要科技公司争夺市场份额的争斗,市场最终将决定哪些服务是消费者最需要的,他们希望如何提供这些服务,以及他们愿意为这些服务支付多少钱。我们已经看到移动设备取代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照相机、音乐播放器、固定电话、地图、地图册、手表、期刊和报纸,成为最新的信息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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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看来,获得有组织的知识是促进人类进步和福祉的必要条件。在发达国家,市场资本主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包括对公共产品的长期投资。谷歌吹嘘他们为世界组织知识。但是杰斐逊和开国元勋们提出,获取知识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公共事业机构,完全由人民拥有和自治。除非有能力创造、传播和拥有内容的私人实体与有能力长期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机构之间进行交接,否则我们在数字时代将很难避免集体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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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attersall,Masters,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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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Sparrow et al.,“Google Effects on Memory”。很明显,当人们搜索他们知道存储在其他地方的信息时,他们会想起这些信息存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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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Update on the Twitter Archiv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ssued in Jan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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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McCarthy,“Reflections On”,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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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谷歌“操纵搜索结果,使自己的服务比竞争对手的服务更受欢迎,即使这些服务与用户的关系不大”。详见Rolfe Winkler and Brody Mullins,“How Google Skewed Search Results”,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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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书《思考,快与慢》中讨论了超越本能反应并做出有意识选择的能力,他在书中区分了两种思维系统:一种是反射性的、本能的、直觉的、快速的思维系统,另一种是深思熟虑的、努力的、有意识的思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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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Leslie Johnston,“Am I a Good Steward of My Own Digital Life?”,The Signal,December 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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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Schrope,“The Real Sea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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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例如,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病理学研究所。它拥有近9,000万个组织样本,包括了医学史上“一些最罕见和最困难的病例”,被病理学家用来诊断和分类疾病。尽管它是基因分析和疾病历史数据的金矿,但它一再受到国防部预算削减的影响,并面临关闭的威胁。详见Alison McCook,“She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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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Kemp,“The endangered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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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可访问http://avian.genomics.cn/en/;详见Kress,“Valuing Collections”,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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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Bhattacharjee,“Stars in Dusty Filing Cabi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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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录音是一名歌手在法国录制的名为“Au Clair de Lune”的录音。1860年,发明者爱德华-莱昂·斯科特·德马丁维尔(Edouard-Leon Scott de Martinville)制作了这台机器,当时还没有回放设备,所以他从来没有听到自己录下的内容。如需听卡尔·哈伯(Carl Haber)和厄尔·康奈尔(Earl Cornell)的修复,详见Jody Rosen,“Researchers Play Tune Recorded Before Edison”,New York Times,March 2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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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http://irene.lbl.gov/。卡尔·哈伯在声音恢复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被用于图书馆和档案馆,并在2013年为他赢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详见Lou Fancher,“Berkeley Lab’s Carl Haber:A Genius in Our M st”,Berkeleys e,December 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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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如需充分地讨论创造性的内容,以及学术、科学和开放的网络内容,见Sustainabl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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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美国的《著作权法》第108条授予图书馆和档案馆免于版权保护的权利。图书馆和档案馆被允许复制他们的收藏品——书籍、照片、黑胶唱片等,以便保护这些内容。这意味着,一本仍受版权保护的书在书页腐败脱落时,图书馆或档案馆可以对它制作缩微胶卷、数字拷贝或复印本,以保证这本书仍然可以阅读。这种豁免适用于模拟材料,需要针对数字世界进行更新,在数字世界中,从技术上讲,每次从硬盘中拿出一个数字文件,它就是一个“副本”。2008年3月,美国版权局和国会图书馆联合发起的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以解决保护数字内容的障碍。详见“The Section 108 Study Group Report”。美国《著作权法》的另一些条款允许图书馆购买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的实体拷贝,并向其资助人提供有限期限的借阅。这种“首次销售”原则允许人们将合法购买的书籍送给他人,并利用书店来销售书籍。他们卖的是书籍的拷贝,而不是内容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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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详细的分析数字数据保存的经济模型,见Sustainabl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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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可以在罗伊·罗森茨威格历史与新媒体中心的网站上找到,见http://lcweb2.loc.gov/diglib/lcwa/html/sept11/sept11-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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