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写了《旅政委打了败仗，却获邓小平表扬，后成正国级，难忘老首长的教诲》一文，文中提到 1947年6 月，刘邓大军在济宁市金乡县的羊山乡发起了羊山战役。

打这一场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收复鲁西南地区，踹开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大门。

这“千里挺进大别山”实属被敌人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当然，整个解放战争，也是被敌人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要知道，抗战结束后，我们是一心向往和平的。

但是，老蒋底气足，背后又有老美撑腰，根本不把我党我军放在眼里，自信心爆棚，气焰张天，为了实现他的独裁梦，悍然撕碎了双十协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急吼吼地发起了内战。

老蒋的家底有多雄厚呢？

总兵力高达430万，占有7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统治着3.39亿人口，控制住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

另外，还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外加老美为他训练和装备的50万军队。

相较而言，我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解放区的人口为1.36亿，解放区面积约为230万，并且是被分割的、被包围的，没有任何外援。而我军的武器主要来自缴获自日军的步兵武器。

所以，战争一开始，老蒋嚣张得很。

他霸气无限地来了个“全面进攻”，扬言3个月内消灭我军。

现实狠狠地给他打脸。

因为场子一开始铺得太大，兵力分散，国军在多处遭到了我的军各个击破。

但国民党内还是有高人的。

有人给老蒋支了个招：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

老蒋于是改变了策略，依计而行。

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放区遭到了大面积的压缩。

对陕甘宁解放区来说，尽管我们对外宣传说我们丢下延安等城市是把包袱甩给敌人，但我们缺失了人力、物力的支持已是不争的事实。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表现神勇，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大捷。

却是杯水车薪，未能扭转战局。

老覃在上个月写的《敌人追至，形势紧急，毛主席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我军上将飞马赶到》一文中提到，那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之后，派刘戡带领四个半旅逐个山头地去搜索毛主席他们的踪影。毛主席他们所带领的中央纵队在延安山沟沟里转了八个月，险象环生。曾经在天赐湾差点与刘戡迎头碰上。

山东解放区那边呢，粟裕也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包括举世震惊的孟良崮战役，却也同样没能从根本上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态势。华东野战军一度被迫退出山东，黄河北部，苦苦支撑。

如果再任由这种态势继续发展，那么我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将会彻底丧失。

因此，我军必须跳到外线作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开始，毛主席是想派华东野战军渡过长江，到江苏、浙江敌后开创解放区。

但是粟裕认为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还比较稳固，我军孤悬江南，难以立足，会有全军覆没之险，请求暂缓实施这一险招。

到了1947年三四月，国民党的“哑铃的战略体系”愈发突出，其两翼进攻迅猛、中间防御薄弱，有利于晋冀鲁豫野战军从中间突破。

毛主席于是在5月4日提出了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大别山、独立经营中原的建议。

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大领军人物刘伯承、邓小平也和粟裕一样，有着同样的担心，上书建议缓进。

然而，时间来到了1947年7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了一封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上面标着的3个“A”字的电报。

这3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

电报中的内容触目惊心：“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既是如此，刘邓二人在1947年8月7日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6个纵队12万人从鲁西南向相隔千里之遥的大别山发起了跃进。

这次跃进的决心非常之大，不要后方，13日越过陇海路，19日抛弃重装备强渡黄泛区，27日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

对于刘邓大军的千里大跃进，毛主席曾生动形象地做了个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一伸，他的胸膛就暴露出来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就是要对准他的胸膛插上致命一刀！”

然而，比喻只能是比喻，蒋介石的军队是不能光用两个拳头来形容的，因为，前面说了，人家有数百万，人家可以从容调度军队前来应对，人家的军队，用十个拳头、一百个拳头来形容也不够。

所以，对行动的目标预期，毛主席心里也没有底。

他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提到这次行动的三种结果：“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二、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

毛主席鼓励刘邓“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争取最好前途”。

刘邓他们后来取得的结局是哪一个呢？

他们只有12万人，没有重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是国军40万人的围追堵截。

而且，指挥这40万国军的人，是号称智计第一的小诸葛白崇禧。

老覃在前年写过《该如何评价白崇禧？毛主席承诺其接受和平后即请他指挥30万军队》一文，比较系统地讲述过白崇禧的军事能力。

白崇禧的军事成名作是北伐战争中的龙潭战役，该战，他一举消灭孙传芳部，稳定了北伐战局。

抗日战争中，他和李宗仁一同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紧接着，又指挥了武汉会战，在1940年2月，还指挥了桂南战役，数度重创日军。

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从北平飞沈阳，指挥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一举击溃林彪。

……

毛主席评价他是中国境内“第一狡猾阴险的军阀”；林彪也承认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会打仗的人。

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对方的统帅又是这样一个狡猾阴险之辈。

不用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后，处境相当艰难。

他们只在张家店、高家铺两仗中取得了歼灭国军整编师旅级别的胜利，其他时间一直被国军压制着、追赶的到处跑。

由于白崇禧压制得太凶、追赶得太紧，他们不断变招，打游击、与敌人转圈圈，拆散主力部队，化整为零，投放到地方区县开辟根据地……却始终无法扎根与敌对抗。

没有办法，1947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被迫分兵。

刘伯承率3个纵队跳出大别山，转往江汉平原一带，准备向更南的地方发展，威胁白崇禧的指挥中心。

邓小平则率3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区继续与敌周旋。

为了化解刘邓的险情，毛主席严令陈赓、粟裕向中原施加压力，诱使白崇禧抽兵北上。

但白崇禧太狡猾了，他心无旁骛，目光只盯着大别山，持续向大别山发力。

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主席，表示白崇禧的威胁实在太大，提出要撤出大别山。

毛主席认为在大别山开辟根据地是一招妙棋，心有不甘，再次提出由粟裕兵团渡江南下，分担大别山的压力。

老覃在早期写的《毛主席和粟裕阔别多时，见面后第一句话：好大胆，为何抗命不遵？》一文中提到，粟裕仍然以当年“皖南事变”的渡江损失为鉴，坚持要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1月26日，邓小平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撤离大别山。

事已至此，毛主席只好2月7日回电，同意撤离大别山。

邓小平率领陈锡联、王近山等人，在白崇禧的严密封锁中闪转腾挪，迂回穿插，终于在1948年3月28日全部撤出大别山。

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损失巨大：来时约12.4万人，去时只剩5. 8万人。

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损兵折将，得不偿失，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

对此，刘邓二人自然有话要说。

早在1948年4月17日，刘伯承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第三、第六纵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到底取得了哪种预期目的作出了回应，说：“毛主席估计的三个前途，我们达到了最好的一个。”

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则在光山县作了一场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而毛主席在1948年3月7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也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事实上，在1947年10月19日，老蒋在青岛举行的“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中，就对刘邓挺进大别山的行动有过准确而深刻的定位，他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说：“（刘伯承他们）窜到大别山，另辟战场……自动作战，千回百折，达到目的。”

一句话，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取得了毛主席估计的三个预期目的中最好的一个。

即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历史意义已不能用一般战役上人员的伤亡、阵地的得失来衡量了。

它不仅牵制了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而且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部署，把国共双方的交战地点推到国统区，迫使国民党由进攻转入全面防御，实现了我军由内线防御向外线进攻的转折，从而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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