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47年，随着乾隆皇帝一纸封关上谕的颁布，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十三行，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最富庶、最忙碌的商业集散地。“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便是广州十三行的真实写照。

广州十三行活跃着许多富可敌国的行商。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就是其中之一，

潘长耀是广州本地人，生于1759年。1794年，35岁的潘长耀开始在广州十三行崭露头角。丽泉行的经营规模也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潘长耀主要与美国商人打交道。他做生意的秘诀就是，敢于向美国商人赊卖，先把货物提走再付款。这种做法风险极高，一般商人都不敢这么做。所以，许多美国商人都争相与他做生意。因此，潘长耀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然而，这么做生意带来了一个恶果：美国商人拖欠的货款越积越多，已经到了让潘长耀难以承受的地步。于是，在1804年，潘长耀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美国去打一场跨国生意，向美国商人追索货款。

1804年4月，潘长耀联合另外两个中国商人，在两个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聘请了一名美国律师，向美国宾夕法尼亚东部联邦法院起诉3家美国公司，即莫里斯、格里夫斯和米福临公司，要求这3家美国公司偿还1801年欠下的2.5万西班牙银元债务。

这是中国第一起跨国民事诉讼。

二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会吃惊，潘长耀为什么不就在广州打官司，非得万里迢迢地跑到美国去？在自家地盘打官司，还能够得到朝廷的帮助，岂不妙哉？

我只能说：您想得太多了。在清朝时期，当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发生纠纷时，朝廷不帮助外国商人，你就得谢天谢地了。帮助中国商人？你先把枕头垫高一点做个梦吧。

在广州，不可避免经常发生商业纠纷，要么是中国商人千外国商人的钱，要么是外国商人欠中国商人的钱。令人吃惊的是，朝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如果是外国商人欠中国商人的钱，朝廷不闻不问。如果是外国商人欠中国商人的钱，朝廷立即会出手帮助外国商人索要债务。

1780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有4家广州商人欠了外国商人107万银元，经过“利滚利”变成了380万银元。乾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感到面子上挂不住：我们中国人怎么能欠外国人的钱呢？岂不有损天朝体统？马上双倍还给人家。于是，就由户部代为偿还。

户部替广州商人还钱，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大好事？哼！你高兴得太早了。乾隆皇帝下令，将这4家广州商人全部抄家，充军伊犁。760万银元债务，全部分给其余行商，限定10年还完。

4家欠债的广州商人，只是欠钱而已，硬是被逼得家破人亡；其余行商更是冤枉，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无端端地多了一笔沉重的债务。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商人，他们平白无故地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真是做梦都要笑醒。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商人就算欠下债务，中国商人也对他们无可奈何。中国商人想在广州打官司向外国商人索要债务，门儿都没有，“本处法律，严禁百姓与夷人告状之事。”

三

潘长耀在美国打官司，开始还比较顺利，索回了几笔小款项。但是从1807年12月到1809年3月，受美国总统杰斐逊颁布“封港令”的影响，大批美国船只滞留在港口内，不能出航，使得美国商人无法按期支付货款给潘长耀，这一笔货款高达50万银元。

1813年，潘长耀借给费城商人威尔克斯兄弟30万两银子，也面临着血本无归的前景。

潘长耀急了，因为他自己的生意也举步维艰，欠下英国东印度公司93万债款。迫于无奈之下，1814年2月14日，潘长耀亲笔给美国总统麦迪逊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除了有中文外，还翻译成葡萄牙文和英文。

在信里，潘长耀将麦迪逊总统尊称为“头一位大人”。他陈请了事情经过，恳请麦迪逊总统出手相助，维护美国商人在中国的信誉，“因昔日信花旗人，故赊货物与他们，今若不还我，致使一家败坏，后来谁肯与头一位大人属下之人交易哉？”

然而，麦迪逊总统似乎没有乾隆皇帝那样的“好心肠”，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

1818年，潘长耀好容易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被判获得赔偿10万美元。但是，这对于已处于破产边缘的潘长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并没有什么用。1822年，丽泉行由于拖欠债主40万两白银，被清廷宣布破产。

潘长耀能够艰难地打赢跨国官司，仍然逃不脱本国朝廷的致命一击。

【参考资料：《十三行故事》《清国商人跨国诉讼的悲凉身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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