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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在枪毙时，一枪没打死，是不是还要补一枪？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赦免法条，只有以前对战犯的特赦。 死刑的目的是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对于如何剥夺并没有强制性规定。现行两种死刑立即执行的方式有枪决和注射死刑两种。对于枪决的执行方式并没有规定，只有执行了剥夺罪犯生命权即可，也就是说不论是一百枪还是一枪都可以，只要罪犯死了就可以。 我学了这么久法学，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国家法律有规定死刑只能发一枪。根据早期国外的枪决，第一枪打心脏，第二枪用手枪顶在脑部击发，不太可能还能活着。
放下屠刀 重新做人 10位战犯大结局
从新中国成立10周年起，曾经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陆续被特赦。走出高墙后，他们的境况如何，这里就说一说他们中的10位。
《特赦1959》剧照
1、李仙洲：“山东三李”中唯一善终者
李仙洲山东省德州市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将军衔，被俘前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
1947年的莱芜战役中，李仙洲所率7个师6万余人被歼，李仙洲在他的指挥部附近被抓。
因为此时的李仙洲已经换上普通士兵服装，腿上又有伤，解放军军医确认他不适合被留下，于是就混在普通士兵中给放了，还领了路费。
就在此时，解放军一位处长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哭，一问才知他是李仙洲的马夫收养的干儿子，马夫已经不见踪影。处长见那孩子没了依靠甚是同情，就给了孩子一点饼干。
孩子高兴了，顺口说了句：“你们怎么把李司令也给放了？”
解放军这才知道李仙洲逃跑了，忙组织追赶，终于在一个村子后追上了他。
李仙洲本人被俘后，先进入东北战犯管理所，后转到北京功德林战俘管理所学习改造，1960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
十位战犯照片
此后，历任山东省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等职，民革中央委员会顾问、监委会常务委员，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1988年10月22日在济南逝世，终年94岁。
“山东三李”中的李延年去了台湾。1950年，蒋介石追究他“平潭岛撤退”的责任，被判11年徒刑。服刑出狱后穷困潦倒，忧郁成疾，1974年11月17日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
“山东三李”中李玉堂曾经是“泰山军”军长，驻海南期间准备起义，但因故未能及时接到起义指示，解放军却已占领海南岛，李玉堂后因叛徒出卖，1951年2月5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李玉堂最终于1983年被山东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2、范汉杰：一半骨灰在台湾
他是广东大埔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将军衔，被俘时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主力共11个纵队发起锦州战役。蒋介石派飞机给他空投了一封信，询问他是否撤至锦西以利突围。而范汉杰却复电蒋介石表示坚守锦州以吸引解放军主力，期盼关内和沈阳援军南北夹击解围。
范汉杰的幻想很快就被解放军重磅的炮弹击碎。10月初，范汉杰见大势已去，乘着夜色，携太太等人逃出城，翌日，在离锦州城东南20多里的一条小路上被解放军俘获。
1960年，范汉杰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馆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76年逝世，终年80岁。
鉴于其生前致力于祖国统一，范汉杰在海外的子女回到北京，将放在八宝山的骨灰取出一半，带往台湾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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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泽：蒋介石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
他是四川安岳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中将军衔。国民党著名特工，三青团、复兴社创始人之一。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解放战争时期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
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康泽向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乞求援助，蒋介石复电要他“弃山守城，固守待援。”。
当解放军攻打康泽司令部时，副官在司令部旁边一条坑道里发现康泽正头戴钢盔，盘着双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他和卫士将康泽扶起来送到中心碉堡的底层。
解放军战士端枪冲进碉堡底层时，只见康泽卧倒在地上，身躯右侧被火药烧伤，但伤势不重，因戴着钢盔，头部未损。
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心腹，他理应是蒋介石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授意邓文仪对外宣布其“业已殉难，壮烈成仁”，成为不大不小的笑话。
康泽作为复兴社、三青团的两个反动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和实际头目，了解的内情很多，他写的认罪交代材料有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多高，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新中国给了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4、黄维：执着的\"科研狂\"
他是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中将军衔，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
1948年11月25日，黄维第12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接到蒋介石突围命令之后，他撇下大军，乘坐一辆坦克带着少量随从逃窜，但不料坦克陷在了泥塘里，最终，黄维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第12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黄维被俘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刚到功德林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经医护人员历经四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病症得到了根治。
《特赦1959》剧照
但是黄维顽固地坚持其所谓的“正统”信仰，拒绝接受改造，不服输。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了逃避“思想改造”，他疯狂地投入了“永动机”科学研究之中，俨然一个执着的“科研狂”。
尽管这是个早就被全球科技界“枪毙”了的伪命题，为了帮助黄维改造，战犯管理所还是给他创造了必要的实验条件。
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之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军史研究。1989年黄维在北京病逝，时年85岁。
5、杜聿明：躺在石膏“模具”里完成了改造
他是陕西省米脂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将军衔，被俘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之后，解放军围而不打，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待杜聿明集团军心瓦解之时，解放军才发起了总攻。
杜聿明率部突围时被解放军俘虏，他自称军需官，企图蒙混过关。但是作为第36号战犯，杜聿明的相貌早被解放军所熟识，杜聿明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成为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俘虏的最高级别国民党将领。
杜聿明被押送到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他的几种常年痼疾逐渐好转。为治疗他的脊椎毛病，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医务人员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模具”，所以杜聿明后来说：“我是躺在模具里完成的改造。”
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还当选过人大代表。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6、宋希濂：中央日报指责其“甘为中共鹰犬”
他是湖南省湘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将军衔。1949年2月1日，任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兼第14兵团司令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赦1959》剧照
11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宋希濂所部先失荆门，继而惨败川东，率残部向西昌方向逃奔，又被人民解放军尾追截击，于12月19日兵败大渡河畔，他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解放军俘虏。
1959年12月4日，宋希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功德林第一批战犯被释放出狱。老同学陈赓还专程到功德林去接宋希濂出狱。
1961年2月起，宋希濂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1980年，赴美探亲，在美国与久别的子女团聚，后定居美国。
晚年的宋希濂广交朋友，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因而台湾《中央日报》谩骂其“甘为中共鹰犬”，宋希濂呵呵一笑，坦然处之。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因患严重肾衰竭在纽约病逝，享年86岁。
7、文强：“世事伤多变，吾人故作痴”
他是湖南省长沙县人，文天祥后人，黄埔四期毕业，中将军衔，国民党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精明能干的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他却利用与程潜的同乡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如愿脱离了军统。
淮海战役期间，文强受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邀请，去徐州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在陈官庄围歼战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文强这个人比较复杂，他与不少中共上层人士沾亲带故，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但是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人员。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思想顽固，拒写悔过书。1975年，文强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2001，文强病逝，时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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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邱行湘：外号“小蒋介石”，在功德林吃苦耐劳表现突出。
他是江苏溧阳人，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少将军衔，1947年11月任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蒋介石没有白看重他，邱行湘不论在任何时候总是坚定地说，要无限效忠蒋介石。他不但佩服蒋介石的才能，还在生活细节中效仿蒋介石。
蒋介石不嗜烟酒，他也烟酒不沾；蒋介石总是剃光头，邱也决不蓄发；蒋介石走路时总是挺着腰，不苟言笑，他也很少露出笑脸；蒋介石喜欢披一件黑色大氅，邱行湘也特地做了两件总是披在身上。久而久之，人们便称其为“小蒋介石”。
1948年初春，洛阳战役打响了。开战之前，蒋介石派飞机将邱行湘接到南京，亲自召见。
邱行湘对蒋介石保证：“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蒋介石非常满意，当即加封邱行湘为洛阳警备司令。
1948年3月11日黄昏，解放军发起总攻，邱行湘依然拼命顽抗，以待援军。14日，陈赓下达总攻命令，邱行湘知道此时已是插翅难飞了，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心窝，却被其副官和卫士强行夺下，冲进指挥所的解放军战士发现这个穿着士兵服装、满脸血污的老兵正是蒋介石的宠将、人称“邱老虎”的邱行湘。
进入功德林后的邱行湘似乎换了个人，他吃苦耐劳，积极肯干，虚心接受改造，被称为功德林改造得最好的战犯。
1959年12月4日这天，邱行湘和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等10名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邱行湘被特赦后担任了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96年12月8日在南京病逝。
9、徐远举：他没能等到特赦
他是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7期毕业，少将军衔，1948年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徐远举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47年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亲自主持逮捕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国民党全面溃败前，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
重庆解放前夕逃往昆明，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特赦1959》剧照
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同时，“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把秦城监狱一幢楼腾出来囚禁老干部，把许多战犯都送到抚顺，留下军统和中统10多名原特务人员，逼他们诬蔑好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
1973年冬，徐远举因劳动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结果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10、沈醉：从“战犯”到起义将领
他是湖南湘潭人，中将军衔，1947年出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沈醉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深得军统长官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在此期间，沈醉帮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其中就有徐远举、周养浩。
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状况，沈醉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移交给了解放军，先被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云南解放后被转移至重庆白公馆，最后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60年11月28日，沈醉成为第二批特赦人员之一，出狱后的沈醉担任了政协文史专员。
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通电签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缴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道，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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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被解放军俘获的一部分国民党高管们的最终结局。
不审，不判，不杀，新中国改造战犯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奇迹”，其宗旨并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也不为报复和打击，而是以人性为宗旨进行改造和教育，逐步让这些战争罪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如今，这场改造奇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大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造战争罪犯灵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将彪炳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中庄严而又温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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