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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特

2015年至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5年对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这一考古也让世人对遗址的历史脉络有了更多认识：如出土的打制石核和石片可以将其历史可以推溯到石器时代；对遗址的空间布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的构筑方式和历史沿革；对佛教遗址的发掘证明了佛教曾在此兴盛；出土的木棺则反映了中原文化向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

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位于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东临宽阔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图一），西望终年积雪的萨雷阔勒岭，南侧是塔什库尔干县城，海拔31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年代为汉代至民国，主体遗存为唐代，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文化遗存丰富，是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上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一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河谷

此地最早的历史记录始于汉代，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胜兵二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

这里的蒲犁国就位于今天的塔什尔干县一带，蒲犁谷即为塔什库尔干河谷，当时的居民和风俗习惯都与当时的西夜国、子合国（均位于今喀什地区叶城县）相同，是所谓的“行国”，也就是游牧人的国家。“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处，故曰行国”，这样的国家往往没有固定的城镇。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石头城一带是否建有城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汉书》中记载的“蒲犁”，《大唐西域记》中的“婆迷罗”，《往五天竺国传》和《悟空入竺记》中的“播蜜”，和今天这里的名称“帕米尔”发音都非常相似，都应该是同音异译，这表明“帕米尔”很可能是一个古老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地名。

石头城（图二）是汉唐时期竭盘陀国的都城遗址，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竭盘陀国是一个由来自中原，远嫁异国和亲的汉朝公主及其后裔所建立的国家，从东汉至盛唐，立国西陲数百年。这一记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对证明塔什库尔干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和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极具传奇色彩的史实也反映了新疆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证明。

图二石头坡遗址全景

图三发掘东子城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也就是说，葱岭守捉是在竭盘陀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安西都护府也是唐王朝最西最远的戍守之地。

由于地处东西方的战略制高点，葱岭守捉的建立对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王朝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葱岭守捉只存在几十年时间，但政治与军事价值非常突出，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对帕米尔高原的统治和管理，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重新统一南北疆后，在这里设置了色勒库尔回庄，由叶尔羌办事大臣统辖，实行伯克制。塔吉克人民具有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从19世纪开始，为捍卫祖国、反抗浩罕、阿古柏侵略，塔吉克人民在石头城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在反击侵略的英雄谱中，最杰出的一位就是被誉为塔吉克雄鹰的库尔察克，而石头城就是库尔察克壮烈殉国的地方，石头城也因此成为塔吉克人民爱国主义的历史见证，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为深化对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古代文化的认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促进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家和自治区文物局的安排和支持下，2015年11月至2020年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5年对石头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每年申请和获批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5年共完成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

为更好地保护石头城遗址，提高发掘效率，根据遗址地表乱石成堆、地形起伏不平、发掘难度大的实际情况，发掘范围多由遗迹单位具体情况确定，并不严格对应规划的虚拟探方。遗址基本为大小石块覆盖，无法开展传统考古探勘了解遗址全貌，但地面有一些遗迹现象露头的实际情况，石头城的发掘点比较多和分散（图四、图五），针对性较强，以期在发掘中获得更多信息，解决更多问题。

图四石头城遗址高程图

图五石头城遗址布方

石头城考古让我们对遗址的历史脉络有了更多认识，使此地人类生活的历史可以推溯到石器时代。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在2019年在石头城遗址核心区的宫城南部出土了一件打制石核和几件石片。在此之前的2018年，在石头城遗址以南的库孜滚一带发现了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千米的巨型石器遗址（图六），发掘后测年的结果为距今约8000年，从石器加工特点上看，此次发现的石核年代应该早于库孜滚的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件石核的原料明显不同于石头城遗址广泛分布的正长岩（图七），附近也没有这样的石料分布，是特意从他处带到此地用以加工石器，当时这里是古人的一处石器加工和生活地点，结合此地独特的环境位置，可以推断在距今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石头城遗址居住生活。

图六库孜滚石器遗址

图七石头城遗址出土的打制石核

对石头城遗址的空间布局和各部分的功能分区有了突破性认识，而且这些认识经过相关区域的发掘工作得以确认。研究表明，石头城分为外城和内城，外城还可分为北区和南区，内城里面又包含三个呈鼎足之势的子城，即北子城、东子城和西子城，其中的北子城也就是后来清代城所在位置最为重要，应该是当时的宫城。北子城本身具有复杂的高、中、低三层结构，各自有城墙和马面等建筑结构。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发现，整个石头城遗址内有相对独立的宫殿区、居住区、寺庙区、羊马城、商业驿站等不同的功能分区。

对不同地点城墙、马面、坡道、城门瓮城和房屋进行清理、解剖，揭示了不同的构筑方式和历史沿革。以外城北区的城墙和马面为例（图八），挖掘出的各部分有清楚的叠压关系，明显经过多次维修加固与改扩建。发掘的东、西城门更是结构复杂，具有少见的内瓮城结构，有利于加强城门防御能力，同样也进行过多次改扩建。比较特殊的是这两处城门后期都进行过封堵，入口变窄或完全封闭，这应该和城市功能的改变有关。唐代经行此地的高僧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就有相关记载，当时唐王朝在这里设立有葱岭守捉，由于和吐蕃在这里激烈的争夺，这里已经“今国界无有百姓”，石头城由葱岭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宗教的中心，演变成一处单纯的军事堡垒，已经不需要这么多这么大的城门，为加强防御，对一些城门进行封堵也就成为必然。

图八石头城遗址外城北墙和马面

对遗址内佛教遗址的发掘，证明了佛教在此地曾经的兴盛，也对《大唐西域记》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佐证。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这里的竭盘陀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台阁高广，佛像威严”，佛教兴盛发达，更早的一位国王由于崇敬佛法，把自己的王宫搬到东北角，而在原来的宫殿中修建窣堵波，后来又改建为供奉高僧童受的寺庙。在北子城也就是宫城西南发掘的结果和玄奘的记载相吻合，出土的佛像残块表明此地原来应该是佛寺，这里地势最高、面积最大，是北子城中位置最好的地方，应该就是改建为童受伽蓝的老王宫所在地，而北子城北端应该是新王宫所在位置（图九）。

图九北子城（清代城）全景

在外城北区山坡上土石高台之前推断为一处窣堵波式佛塔遗址（图一〇），在上部完全坍塌的情况下，底部可能保存有方形或者圆形的台基。发掘结果证实了台基的存在，还可以看出台基墙体修建工艺明显和别处不同，是用较大的石块垒成外表面较平整的墙体，大石块之间再用排列整齐的小石块仔细填充，形成一种较为特殊的花墙结构（图一一），这和犍陀罗文明中许多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的墙体比较相似，应该是受到犍陀罗文明的影响。类似的石墙结构在藏传佛教寺庙、宫殿建筑中很常见，是这些藏式建筑最主要的墙体修建方式。

图一〇发掘前的高台遗址

图一一出土的台基上残存的花墙结构

清代城土墙采用分层垛泥的方法修建，也就是所谓的安江塔木，是一种在新疆应用较为广泛的筑墙方法，这样的土墙就叠压在早期的石墙外面，在清代土墙和早期石墙之间采用一层土一层石头的方式垫平。清代城的城门也比较特殊，北门结构复杂，大体保存完整，而所谓的南门就有比较多的争议，这里现为一处坍塌的豁口，可以看出断面比较规整，下部由土坯整齐地垒成，门柱的痕迹还很清晰，城内对应有专门的类似瓮城的构造，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个城门，但是从斯坦因1906年绘制的石头城平面图上可以看出整个清代城只有一个北门，当时城墙基本完好且清代蒲犁厅还设置于此处，在斯坦因、大谷光瑞等人早年留下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城门。答案应该是这里一个暗门（图一二），也就是所谓的突门，是正式城门以外的秘密出口，以便守军战时出敌不意地从突门出击或偷袭敌人。关于突门最早见于《墨子·备突》，“城百步一突门”。杜佑《通典》也说：“突门，凿城内为闇门，多少临事，令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图一二清代城墙南暗门

在石头城周围发现了当时的古墓葬，其中一处位于石头城遗址以北的乱石山坡上，地表起伏不平，墓葬埋得比较浅，木棺摆放无规律，无随葬品。比较特殊的是四直腿箱式木棺这种特征鲜明的葬具，出土的木棺虽然普遍残损严重，但其形制还是可以识别（图一三、图一四）。从空间分布上看，类似木棺目前已知的出土地点由东向西从罗布泊一直到帕米尔高原，大致沿丝路南线分布，形成一条独特的箱式木棺走廊。这些木棺的年代为汉唐时期，从东到西年代由早到晚。从此类木棺的箱式结构和一些木棺外彩绘的四神等图案来看，明显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反映了中原文化向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