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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勇气与骄傲？古希腊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用生命告诉了人们答案，勇气与骄傲就是面对强敌永不屈服。甲午战争以后，在我国的台湾岛，也有这样一群勇士，他们是中国的“斯巴达三百勇士”，那他们是谁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012年一部台湾的电影在大陆上映，引起了当时人们的不少评论，影片的名字叫《赛德克巴莱》，是根据甲午中日战争后发生在台湾岛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的，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签订的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台湾岛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在得到台湾岛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源掠夺性开发，但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打破了台湾原住高山民的平静生活，他们开始在台湾岛上建造各项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公路、铁路、医疗、教育等等。

日本是个现代体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土地的资源如果认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为公有，这样一来，台湾原住民生活的空间日渐狭窄。台湾的原住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他们采用游耕，打猎的时候又跟着猎物跑，所以他们重视的是土地的使用权。雾社位处台湾中部，风景优美，交通发达，曾经是日本的山地模范部落，也是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脉的重要基地，不过在日本人的眼中，雾社的赛德克族人无非是蕃族蛮人，化外之流。日本人在台湾根本就不把山地民当人对待，尤其是日本的山地警察更是嚣张过分，所以雾社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此前长仇短恨的多年积怨所致。

日本为了同化“蕃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这完全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蕃人”，视其为“野蛮人”。

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即开始制定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从1906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逐步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建立起统治，并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尽管凶恶，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文明统治”的法律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则不必接受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警察对于“蕃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警察随意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苦役。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一旦调任，即将其妻抛弃。这些警察被称为“草地皇帝”，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1930年雾社事件的爆发，正是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

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鲁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南岛语系民族传统的口嚼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人。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鲁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鲁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鲁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鲁道知道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930年10月27日正式发动。莫那·鲁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鲁道的起义决定。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他们本非兄弟，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被改了名字。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的同胞站在一起。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

日军的各种压迫，终于让原住民同胞忍无可忍，决定在1930年10月27日起义。1930年10月27日，日本政府为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明治天皇的弟弟)死于台湾而举行「台湾神社祭」，雾社地区照例举行运动会，赛德克族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于是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的族人，趁着清晨破晓时分，山地警察及其家眷尚在酣睡之时，首先发难，其后兵分多路，分成数队陆续袭击日本人所在据点，并切断所有对外交通及通讯设备。

此一抗暴事件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紧急调派台湾各地之警察与军队进攻雾社，镇压起义山胞。29日，日本人攻克雾社，抗日原住民分成两线退守部落，莫那鲁道率领其中一线于31日在马赫坡社与日本人对决。到1930年11月2日马赫坡社被日人占领后，起义原住民退入山中苦战；为了避免消耗粮食，并且让勇士无后顾之忧和日人对抗，妇女们更带着幼童一起上吊自杀。12月初，对日作战已经超过40天，勇士们陷入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窘境，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遂于妻儿死后，在断崖上持枪自杀。

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认为其祖先诞生于巨木之中，故在面对死亡煎熬时，选择上吊于巨木之下，让灵魂回归祖灵。从当时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树木吊死了很多人，悲惨不已。

莫那鲁道尸体没有完全腐化，一半变成木乃伊，在雾社事件4年后，被狩猎的山胞发现，日本人将其送到台北帝大当作人类学标本。1974年台湾当局将其遗骸恭迎回雾社安葬，并建有雾社起义碑，以供世人永远缅怀。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雾社已重建为“大同村”（原赛德克族谢塔喀群已被灭绝），成为台湾全省重要文史遗迹之一，村中多有纪念建筑供人访古凭吊。在雾社入口公路左边斜坡有一座“观樱台”，是春天赏樱之极佳眺望点。观樱台畔竖起一座高大石坊，名为“褒义坊”，额题“碧血英风”，坊柱刻对联两副，其一曰：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褒义坊后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雾社起义殉难纪念碑”，即400位烈士埋骨之所。纪念碑四周遍植松、杉和樱树，已郁然成林。

影片的结尾，日军的统帅镰田弥彦看着灿烂的樱花感叹道：“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区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红艳了吗？”

历史可能会被遗忘，但永不屈服的信念却会永远动人。后来，仅剩不多的赛德克遗族被日方强迫迁居至方便监控的川中岛，直至今日，他们再也没回到故居地。那份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信仰，或许也已经被文明同化，但信仰曾带给这个民族的力量是无以复加的。“信仰”两个字，也是这个故事最有震撼人心的词汇。对于赛德克人来说，人活着，总要为了什么而战；而重要的，就是为了什么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