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与电影产业正处于巨大转型的时刻，其对主体感官的占有可能成为未来趋势，在此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政治和经济的共同震荡，可能会以“委托代理人”或者“角色”的方式在“虚拟现实”世界里形成全新的命运，这是对人类既有经验提出的全新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科幻电影”的想象力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构想息息相关——在8月27日举办的“中国科幻电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虚拟现实、技术伦理与危机想象”主题沙龙上，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志强对本次沙龙的议题初衷进行了阐释。

此次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系列沙龙在线上举办，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主办，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协办。活动邀请业界专家学者围绕“虚拟现实”“技术伦理”“危机想象”等关键词进行主题发言，对中国科幻电影想象力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图景展开讨论。

“科幻电影，尤其是面向未来，表现人类、地球危机的科幻大片，是现实的‘地震仪’和人类共同的危机想象，其中叙述的‘主体位置’问题值得关注，人物关系、情节冲突、危机化解等都隐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和国家形象，可以进行‘寓言式意识形态分析’。”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通过比较美国科幻片与中国科幻片的主体意识和“叙事策略”，提出中国科幻电影讲述中国故事也应具有世界性，需要呼唤宏大辽阔但开放平等的眼光和面向人类未来的拯救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吴冠军提出了“科幻哲学”的视角和“根本性变更”的概念。他首先提出人类通过两种路径面对“未来”：科学式的预测路径和哲学式的思辨路径。前者是决定论的世界观，但量子力学已经让未来陷入“激进的不确定性”，此时哲学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冠军提出“科幻哲学”的视角。而科幻的实质则是制造“根本性变更”，即通过现有秩序无法解释的“事件”来重新推演一切关系，这种重构既是一种科幻想象，也是一种思想实验。

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杨全看来，中国科幻电影主要呈现出两个面向：其一是人与机器的严格划分，比如《机械画皮》；其二是人与机器属性的逆反，即人的机器化与机器的人化，比如《错位》。黎杨全将科幻电影中技术与身份的转换视为“网络时代的白日梦”，它既可能带来新的主奴关系，也有相对积极的一面，由装配重新组织身体的革命性潜力，打破二元对立的边界。

如何理解科幻电影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疆锋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是面对技术危机、生态危机、安全危机等人类危机叙事所体现出的伦理观念和危机意识；二是其中的“中国-世界-宇宙”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又超越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观念，中国科幻电影正面临如何正确书写大国形象、如何凸显在地化美学风格等问题。

作为科幻作品的热门题材之一，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施畅把视角投向科幻电影中赛博格的视觉难题。赛博格视觉强调的是机器视觉对自然视觉的侵入。当“视界”侵入人眼，它如何记录并过滤人们的自然视野，又让哪些东西变得可见或不可见，其中便涉及到权力的配置。从穿透空间的“增强视觉”发展为可供接入系统的“终端视觉”，这将使社会不再是福柯式的“规训社会”，而是德勒兹式的“控制社会”。由此，人们需要对赛博格视觉的技术伦理报以警惕。

此外，专家学者们还对观众提出的科幻电影如何处理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如何理解科幻电影的在地性空间等问题进行了回应与讨论。沙龙落幕之时，周志强表示，“虚拟现实”正逐渐走向德勒兹意义上的“潜在真实”。科幻一方面创造未来，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击碎我们原有的知识系统。面对当下的技术危机，科幻电影一方面尝试把现有世界重新合理化，一方面也正在超越我们对世界现有秩序的掌控感，创造出一种“震撼力叙事”。我们可以从科幻电影中机器人的身上看到当前的社会伦理，也可以看到世界的内在多重精神。同时，“视界”也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其中的种种矛盾亟待学界去正视与反思。

作者：冯鹤雪

来源： 《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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