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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乳猪是哪个菜系的代表菜？ 烤乳猪是粤菜。广州有一道脍炙人口的佳肴，名叫“烤乳猪”。早在西周时，此菜就被列为“八珍”之一，被称为“炮豚”。唠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来历呐！　　相传在很久以前，一天，一庄户人家院子突然起火，火势凶猛顷刻把院子烧个精光。这时，宅院的主人匆匆赶回家，只见一片废墟，惊得目瞪口呆。　　忽然，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他循香找去，发现此香是从一只烧焦的猪仔身上发出，再看猪仔的另一面，皮色被烤得红红的，他尝后觉得味道鲜美。院子烧掉了，虽令他伤心，但却为发现了猪肉的烹饪新方法而欣慰。　　在我国，早在南北朝时，贾思勰已把烤乳猪作为一项重要的烹饪技术成果，记载在《齐民要术》中了。他写道：“色同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壮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凡常也。”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国的烹饪技艺已有这样高深的造诣，实令世人赞叹。　　到了清康熙年间，烤乳猪更是名声大振，并盛传大江南北。如今，在广州，烤乳猪在餐饮业中生意红火，深受食客青睐。
饕餮中国︱烤乳猪何以成为粤菜中的“当家菜”

郭晔旻

烤乳猪（脆皮乳猪）被视为广东的地方传统风味肴馔，各地粤菜馆往往将其作为“当家菜”隆重推出。只不过，食客大快朵颐之余，恐怕想象不到，这道岭南美食有着如此悠久绵长的历史。

烤乳猪的前世今生

所谓“烤”，起源于火，古代通用的另一个字是“炙”。其本义是用火烘熟或烘干。它恐怕也是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法之一。比如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就曾发现在火中烧食后的动物骨骼。到了文明时代，《周礼》记载当时专供周天子享用的八种美食（“八珍”）里有一道菜就称作“炮豚”。简言之，就是将乳猪先烤再煎，最后“隔水炖”。待到猪肉酥烂了，用醋和肉酱调和以后可食。

虽然“八珍”从此作为“珍馐美馔”的代名词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从今天吃货的挑剔眼光看，“炮豚”尚有“美中不足”。工艺繁琐自不待言，光是隔水炖三天之久，肉质过老怕是不问可知。再加上此种吃法，只能吃肉而无法食皮，自然也是一桩缺憾了。

大概古人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到了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就在名著《齐民要术》里总结了历代烹饪大师的智慧和创造，记载下了“炙豚”的做法。

比起“炮豚”，“炙豚”离如今“烤乳猪”的距离更近一些。首先，与今天一样，“炙豚”的原料需要选用还在吃奶的肥壮小猪，称之为“乳下猪”。这也是“乳猪”之名首次见诸史籍。接下来，刮毛洗净之后剖开肚皮，掏去五脏，再洗净。用茅草塞在腹腔里，装得满满的。再用坚硬的柞木棍穿起来，慢火，隔远点烤炙。一面烤，一面不停地转动，使其均匀受火，防止枯焦。

乳猪

较之周代的“炮豚”，南北朝年间的“炙豚”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良：在“烧烤”时增加了涂抹酒、油的工艺，因而皮肉都可食用。从现代的烹饪角度看，乳猪一般三四斤时即可吃，十斤左右为最佳食期。这时的猪肉纤维细软，含有较多脂肪，别的吃法会令人发腻，唯独炙烤后，味美醉香，香而不腻，猪皮和肉一起吃，据说还可以对皮肤有好处，起到美容的作用。这样的“炙豚”当然是一道佳肴。用贾思勰的说法来说，这道菜上桌之后，“色同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凡常。”这段文字读来便是馋涎欲滴，更令人感慨当时的名厨对烤炙“火候”的掌握，恐怕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过，“炙豚”的烹饪方式有点像如今的“北京烤鸭”，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猪皮远较鸭皮为厚。若是厨师无法掌握“火候”，很容易因为从外向内炙烤而出现“内嫩外焦”的结果。就像今天的食客熟知的那样，“烤乳猪”的重点是吃皮儿（所以才叫“脆皮乳猪”）。因此皮的色香味如何，堪称衡量这道菜的成败关键。

烤乳猪

自然也有人想到了这个问题。清代的大学者袁枚同时也是一位大吃货，他的《随园食单》堪称当时食客的一部“圣经”。其中就记载了一道“烧小猪”的做法：取六、七斤重的小猪，钳毛去污，上炭火炙之，待四面变深黄色时，涂以奶酥油，屡炙屡涂。这时的“烧小猪”是先烤内腔，再烤外皮，这样烤出的小猪脆嫩鲜美，别具一格。由此可见，三百多年的“烧小猪”与今日概念里的“烤乳猪”，所相差者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可以说，我国在“烤乳猪”的技术方面，至清代中期终于臻于完美的境界。

南北皆乳猪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曾写道：“猪，天下畜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既然养猪业遍及神州各地，“烤乳猪”的“四处开花”而成为一种全国性美食，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最为引人瞩目的当然是皇帝的餐桌。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出自满族。满族人的饮食生活几乎处处离不开猪。袁枚提到的“烧小猪”在当时的满族人中间也很流行。其早期做法是将乳猪（刚生下不超过半月的猪）宰杀、治净后，用稀黄泥涂裹全身，埋于炭火内烧熟，再将黄泥拆解，以刀割之，蘸盐面或调料而食。这与现在夏威夷土著喜爱的“土坑烤猪”倒是有相似之处。后来发展为将乳猪洗净，用白酒、黄酒、蜂蜜水和盐将猪体里外抹匀擦透，再用铁钎插入猪身，担在盛炭火的盆架上，以炭火烤之，边烤边抹油，至熟为止。《随园食单》在“烧小猪”一节里专门加了一句“旗人有单用酒、秋油蒸者”，表明满族人制作“烤乳猪”的手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夏威夷土坑烤猪

至于九五至尊的清朝的皇帝们，虽然从白山黑水进了紫禁城，但一直保留了满族喜食猪肉的习惯。根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代每属中秋，“烤乳猪”正是朝廷置办的应节佳品。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以女主秉政。这位“老佛爷”也很喜欢吃烤乳猪。曾担任过慈禧的御前女官的裕德龄（德龄公主）在自己的《清宫二年记》里记载，“熏炙一类的东西，似乎最合太后的口味，象烤鸭，烧乳猪，熏鸡，煨羊腿等等，差不多是不断的会供呈上来的……宫里头的烹调法，多少总比外面更考究些。”

可惜究竟如何个考究法，书中付之厥如，实为憾事。不过，就像德龄告诉读者的那样，“寻常的百姓们在外面的酒菜馆里也可以享受得到”。珍妃的堂侄孙，民国著名美食家唐鲁孙回忆，彼时北京城里的“盒子铺”专做烤乳猪生意。纯粹用钢叉挑着肉在炭火上转着烤熟的乳猪，“皮酥而脆，肉细而嫩，最妙是滑香腴润毫不腻口”，广受老饕好评。

而在“彩云之南”，“木公之子”也曾宴请过明代的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肴味中有柔猪”，徐霞客品尝后，询问其制作方法。“柔猪乃五六斤之猪，以米饭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就食。”其味香嫩可口。根据《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里的文字描述，这道“火烤柔猪”其实也是“烤乳猪”。

在诸多“烤乳猪”的产地里，自然无法忽略广东。“烤乳猪”之于粤地，称得上是十足的“源远流长”。1983年6月9日，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西汉南越王墓在象岗山被发现。闻讯赶来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包括“文帝行玺”在内的一系列珍贵文物。但最令广大吃货感兴趣的莫过于随葬品里让人眼花缭乱的烹饪器具。其中的烤炉，下面自带滑轮，方便哪吃移哪，上面四角翘起，防止食物滑落。烤炉旁还置备有铁叉两支，长83厘米，很可能就是用来叉烤小乳猪的——因为在出土的方形小烤炉壁上铸有4头小乳猪。在这小炉的旁边，又有一个铜鼎内也发现乳猪的遗骨。由此看来，当年安居羊城的南越国王似乎早已享用到了“食在广州”的“脆皮乳猪”。

南越王墓里的烤炉等物

为何是粤菜

当然，南越之世，去今甚远（超过两千年）。很难说今日粤菜中的“脆皮乳猪”与南越王墓的（疑似）烤乳猪有着直接继承关系。近代的广西学者刘锡蕃在《岭表纪蛮》曾经考证，“烤香猪”最早是来自“桂省（今广西）蛮区的特产”，后来其做法传播到了广东，“烤乳猪”也就应运而生了。

无论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历史真相，其实无关宏旨。这是因为粤菜对其他菜系的借鉴向来很有一套。比如著名粤菜“菊花鱼”便是借鉴自苏菜中的“松鼠鳜鱼”。这就是所谓“珠产于海而腾贵异乡，花栽于园而飘香墙外”。即便“烤乳猪”原本可能是从他处引进而来，如今“烤乳猪”毕竟在广东最为普及。有人甚至认为，它已经成为“广东的首席名菜”。这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松鼠桂鱼

一方面，当然是粤人对于饮食的“讲究”态度。就像民国著名记者郁慕侠所说：“（广东人）惟独对于吃的问题，是非常华贵，非常考究”。由于这个原因，粤菜看重食材产地。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里就说，粤北南雄有一种龙猪，“皮薄肉嫩，与常猪不类”。如此上等的乳猪原料，自然“广城亦重之”了。

选料之外，做法同样考究。选料上，要求乳猪皮薄且躯体丰满，宰杀洗净后，把五香粉和食盐涂抹于乳猪腹腔内，腌制半小时后，再将调味酱、腐乳等多种调料涂抹于腹腔，又腌制半小时，然后用沸水烫皮，再涂上糖醋，用小火烘烤半小时，直至肉熟。烘烤完毕后，取出乳猪，在其表面刷上一层香油，最后用刀片将猪皮（不可带肉）切成32块，整只上桌。上好的粤式烤乳猪，色泽油亮，外皮呈大红色，皮酥肉嫩，入口奇香。

脆皮乳猪

另一方面，则与文化有关。考虑到“烤乳猪”制作工艺的精细繁复，平常人家只有在十分隆重的节庆中才有可能为之。广东婚俗，婚后第三天新郎陪同新娘要去岳家拜见岳父、岳母，称为“回门”。一场传统的婚礼到此才算真正结束。在广东许多地方，新郎官“回门”的必备礼物就是烤乳猪（也称“金猪”）。据俞溥臣在《筠廊笔记》中所说：“广州婚礼，新妇成婚礼后三日返父母家，又以烧猪随行，其猪之多寡，视夫家之丰瘠……”。晚近以来，“三日回门”的内涵有所变化，但宴席上无论丰俭，还是须有“烧猪”一味，以示如意吉祥。

婚嫁礼俗向来被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回门宴上对于“烤乳猪”的重视，也令其余仪式典礼效法。广东人逢年过节上香拜神都会摆上乳猪，旧时粤地重大竞技比赛，也常将烤乳猪作为奖品。甚至公司企业开业庆典时，亦喜切乳猪，象征身体、事业红当赤壮，以图吉利。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反过来更强化了烤乳猪在粤菜中的地位。比方说，今天的深圳固然是个移民城市，但本地有一种“盆菜（也叫“围菜”）”。这种传统饮食是用盆盛放的杂锦菜。其最顶层据说通常铺满烧乳猪（或以白斩鸡代替），象征其尊贵地位。相比之下，民国年间的文人胡朴安在《广州之宴会》一文中所声称的“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若烤猪、蒸窝等亦为珍品”，当然就显得更加直白了。

除了这些“内在因素”之外，如今“烤乳猪”之名几为广东独占也有机缘巧合的关系。就像唐鲁孙所言，自从清代以来，京城亦曾流行“烤乳猪”，最后缘何让大名旁落岭南？这恐怕是因为“北京烤鸭”的存在。中国饮食界历来就有“南猪北鸭”的说法，“南猪”即盛行于广东的烤乳猪，“北鸭”指的就是北京烤鸭。两者制作手法迹近孪生，吃法也颇有些类似之处（比如都重视“皮”的滋味）。但对北京人而言，被誉为“天下美味”的烤鸭地位显然要高过“烤乳猪”。就连唐鲁孙先生似乎也是持此态度——“就浅见所知，真正道地的北京大菜只有挂炉烤鸭吧！”既然如此，“烤乳猪”在京城屈尊让位，恐怕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