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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漫游指南：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故事

在飞机上

2019年，我把《伦敦漫游指南》的故事写到南岸，就此搁笔。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上海生活正累积着与日俱增的焦躁感，而重新发掘青春里关于另一座城市的见闻，是为数不多能让我潜心的乐趣。

我原以为凭借自己怀旧的天性，许多回忆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但去开三年，它们已化作镜花水月，甫一触碰便支离破碎。

这便是故事被抽去了“临场感”之后的模样，再要下笔，有如在流沙中筑起城堡。

于是，我暂且放下了一个成为旅行作家的梦，想道：等到再次拜访伦敦，我会给它一个完美的结尾。

然而世道艰难总是超乎想象，这一等又是四年。

这些年里，我旅行过不少城市，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热衷于探索未知之地，反倒更喜欢一种“时间旅行”：在不同的年纪和心境中，与一个地方不断地重逢。其中乐趣正在于，代入未来的目光，零碎的事件将电光石火地勾连，一切经历都能被再次发现。

我未曾以一种背负生活重量的状态体验过伦敦，向人生前方走得越远，这段时光便越显得异质，像只以一面示人的月球，高悬在我的背后。

见过人间种种后，我发现自己愈加迫不及待地想要折过头去，与它来一场刻意的重逢。只为见见它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而我年少时的眼睛，又究竟误解了它多少。

（伦敦究竟是几座城市？@St Paul）

城市总有千百万种模样，人能看见什么，往往不取决于城市，而取决于观察者自己。你尽可以听旅行者描绘它们的绮美，就像忽必烈那般沉溺于马可波罗的见闻；但要将城市还原回真实的面目，仍要听听那些正在无穷的循环中经历它的人、甚至是准备逃离它的人。

克莱格·泰勒在他的口述史《伦敦人》（Londoners）中记录下一段有趣的采访（《说说“伦丁”》）：一个被困在朝九晚五里的伦敦人，希望有一天能辞去工作，把领带剪碎抛进泰晤士河，然后像游客一样坐上伦敦眼。当别人问他“你是第一次到伦敦吗”，他笃定要回答说：

是啊。你知道吗？伦敦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

城市那最容易被少年误解的真相是：它只是帮人逃离了传统的桎梏，而它所许诺的自由和多元主义，尽管未必明码标价，但终究价值不菲。

当我挤在经济舱窄小的座位上敲下这句话时，后背的酸痛时刻提醒着我：摆脱地球的引力不难，但逃离现实的引力不易。从5月开始，我看着自己按部就班地接近旅行的起点，期待逐日膨胀，却在临出发前的两天突然陷入无端的沮丧：

我害怕一切看起来不过平淡无奇，也担心旅途中的劳累和不易。我心知，这是与生活搏斗过久的后遗症：一场完美的旅行从不会成真，正如老道的交易员谈论“利多兑现”那样，现实永远是梦想的终点。而当你知道期待只是一种虚幻的甜蜜时，期待本身也要黯然失色，生活就在这来回搏杀的心绪里，无可挽回地落入平庸的涡旋。

如此弯弯绕绕的心绪，是我第一次降落在伦敦时不曾拥有的。那一年，两耳里胸中的风声呼啸，再无其他。前些日子，我与M小姐翻看起学生时代的照片，发觉彼时眉眼间粗砺的神气，已与今日相去甚远。M小姐感慨道：那时候的我们望着“清澈而愚蠢”，倒还是三十而立的模样更顺眼些。

我同意这个说法，三十岁左右的这些年还算是人生的蜜月，智性还能够快于皱纹生长，我们比那时候更懂得打扮和表情管理，也更擅长识别套路和荒诞。也是2015年，在我初到伦敦的那几天，我在浏览博客时看见一句话叫“当你不再想要一个靠窗的座位时，你便知道自己真正长大”。我猜那一刻的自己大概是醍醐灌顶，甚至把这句话拍下来存在相册中，以期未来回味。

但8年以后，当飞机又一次在伦敦上空掠过时，我发现三十岁的自己仍然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身体前倾，兴致勃勃地俯瞰着这座灰色的城市、以及街巷所构造的复杂纹路。我意识到，现实并非总是梦想的克星，它只是反教条和反经验。何必预设一趟旅行的见闻？阔别重逢将要遇见的未知与惊喜，不会亚于初见。

（The moments that made me love flying By Larry Bleiberg，2015/10/20）

于是，在希斯罗机场的入关口，当入境官例行公事地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到伦敦吗？我答道：

不是，但它应该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他递回护照，微微一笑：旅途愉快。

我不确定他是否听懂了这个回答，但我知道，我的“时间旅行”已经正式开始。

伦敦，一座浮空岛

夜色深沉的时候，我再次踏入了青春的河流。

在记忆猛然苏醒的几个瞬间里，意识如真似幻，唯有感官开足马力工作，构造着新的现实。我发现自己站在帕丁顿车站的广场上，无限的细节向我涌来：鸽子拍着翅膀从廊柱下飞过，夜风裹着香水和三明治的味道，人们用抑扬顿挫的语言谈论着什么，洪亮的广播响彻了大堂…我唯感到皮肤发麻、发尖竖起，重逢的百感甚至来不及被知觉抓住，就磅礴地挥发到夜色里，不见影踪。

一如初见，伦敦正在酝酿着又一个秋季。

翌日，当城市的轮廓从晨雾中浮现时，我踏出旅舍的门，陷入了城市的迷宫。始料未及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定义“自己”：我不是一个游客，我熟知错落楼宇间藏匿的捷径，也能在地铁站的古老迷宫里瞬间选对站台，我的大脑里仍然保存着几条隐秘的回路，刻录着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所必需的怪异直觉；但我也不是一个定居者，7年的阔别已能制造出足够的疏离感，使我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当我木讷地站在商店柜台前，费劲地从零钱袋里倒出多年前花剩下的零钱时，年轻的店员前来提醒我，那些依稀印着年轻女王的侧颜、旧得发黑的一镑硬币已经不再流通。我惊讶地抬起头来，看见身侧的通道上，一位男士拿着手机刷过收款面板，拿走了一瓶饮料。

（走通错杂的路确实需要直觉@市政厅）

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却成为了7年后的伦敦向我的宣战。它迫使我从旧日的迷梦中苏醒，将目光聚焦到当下：原来四处的商店里都已骄傲地贴上了“不收现金”（Gone Cashless）的标签。

拜大流行所赐，伦敦终于摆脱了它对现金的偏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而同样地，街角再也见不到拿着纸质地图和翻盖手机的人了，男女老少都熟练地享受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基础便利。那些曾被留学生们拿来讽刺英国人“冥顽不化”的生活经验，如今倒是可以反过来讽刺留学生的傲慢了。

我忽而知道我是谁了：一个从长久的冬眠里苏醒的古人。举手投足间满是旧日的习俗，甚至怀揣着不知何处来的古怪钱币，浑浑噩噩地走上了街头。环顾四周，满街汹涌的是陌生面庞，尽管我从未刻意记下路人的长相，却有一种直觉断言道：人潮中的每一粒分子都不曾与我相遇。在瞬间的恐慌后，我很快说服了自己接受“我才是那个陌生的入侵者”这个事实。我于是时刻提醒着自己，行走在记忆与现实的边境线上，当如履薄冰，绝不可依赖经验、信马由缰。

很多人相信城市是一种巨大的活物，所以如此说，或许是它们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本质上都是一场对衰败的抵抗。当我徜徉在自己熟悉的街区时，总要不禁感叹几句“伦敦老了”。城市的衰败有如从地底爬上来的恶兆，盘踞在街面，是疯长的水渍、紧闭的大门、蒙尘的玻璃、杂乱的涂鸦。愈是古旧、繁复的建筑，便愈带有落魄贵族的气质，平日里只能勉力维持颜面，稍不加以呵护，百年风霜和衰颓感便会报复性地倾泻出来。

脚步匆匆，我无法在每处记忆里的地点驻足、缅怀不再的繁华，因为“衰败”不过是城市中最司空见惯的事态，一如“存续”和“更新”。人所以要哀叹几声，不过是那对一己而言无可替代的记忆，不幸成为了城市演进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代价而已。

没有人能否认，伦敦是一座大工地。它的天际线上总少不了嶙峋的吊机，穿插在砖石尖塔和玻璃钢大厦之间；而施工围挡和打桩打钻的声音，也几乎是每条街、每个工作日的常客。这座城市因而总是处于一种修修补补、乱糟糟的状态。每日生活其中的人或许不堪其扰，也失去了对渐变的察觉，而久别重逢的人则更容易发现时间的礼物。

我路过不少眼熟的地名，一眼却只能见到陌生的街区。带着违和感伫立良久，才发现原来是那时候毫不起眼的空地，如今已经落成了大厦，不由分说地霸占了大半的视野。我唏嘘着“原来如此”，胸中也升腾起一股窥知未来的窃喜。

（一座永远都在打补丁的城市 @伦敦桥）

几年前曾经玩过一款叫做《看门狗：军团》的游戏，场景坐落在近未来赛博朋克风的伦敦。但彼时的我似乎没有细想：所谓“近未来”，并非向后无限延展的虚无承诺，7年时间足以将其中相当一部分变为现实。而伦敦对近未来的偏好，正如游戏设计师们设想的那样——玻璃幕墙和巨屏。

伦敦最为人熟知的巨屏，莫过于皮卡迪利圆环（Piccadilly Circus）入口的那块。它不曾有一个确切的名字，但自1970年代以来，它始终扮演着消费主义世界的奇幻入口，以及这个国家从电气化到电子化的奢侈象征。而至今，LED的流光溢彩已经一路蔓延到东边的托定咸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在伊丽莎白线地铁的出口，汇合为一个巨大的、360度的数字空间。

光怪陆离的色彩和图案刺激着路人的神经，街景变得与真实毫不相干，人们脑内的神经回路里开始生长出别样的空间感。既然人的存在已从三维跌落至黑色的剪影，人的行为也自然不必再循规蹈矩，正如半个多世纪前的《2001太空漫游》中所展示的：这是一种致幻的体验。

有人酷爱这种电子艺术，也有人避之不及，但没有人能否认：伦敦就是那争议缠身的先锋本身。它是一场无尽的试验，一个关于人类之梦的温箱。

（赛博朋克风的致幻空间@托定咸宫路）

我落脚在巴比肯（Barbican），这附近的街区林立着60~70年代工党政府的公租房，如今看来与南边光鲜亮丽的利物浦街相形见绌。但这些公租房却是另一场先锋实验的遗迹：它大胆地打断了城市发展中天然“隔离”的倾向，将社区变成小区、将所有权变成租赁权，将让各样职业和阶层的人混居在一起。类似的概念如今已不新鲜，但对于站在战后废墟中、思索着昨日之失和明日何往的人们，它们却是闪电般的新思潮：唯有社会福利和阶级流通，才能根除仇恨和战争。

于是在设计上，这些建筑贯彻了“野蛮主义”：大规模运用单一色调和简单锐利的几何图形，一反从古典到装饰主义的繁复，形成了一种注重功能性和空间感的“左翼”气氛，站立其中，仍然能让半个世纪后的人感受到“现代性”的震撼。

尽管这一试验不久便随着左翼的经济主张陷入挫折，最终被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所抛弃。伦敦又回到了历史的老路上，野蛮主义也因之悄然退潮，但70年代的痕迹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建筑是艺术，更是政治，而由它们组成的城市，便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巴比肯，野蛮主义的杰作）

只要拉开一些距离远观，不难发现先锋的伦敦是异质的。它并不属于英格兰的土地，而是一座恰巧悬浮在不列颠上空一两厘米的空岛。当我一路向西，前往以乡村景观闻名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时，那里的人们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他们致力于让他们的镇子保持14世纪的模样，甚至勒令新建的房子必须采用本地出产的石灰石、由本地的石匠按数百年前的风格搭建。乡村顽固地保留着英格兰的魂魄，尽管这里人们的生活总是被现代的“利器”缓慢渗透，但他们在精神上则秉承着自由与保守的矛盾统一。

正是在这里，我想起了多年前读到《重建大陆》一书形容的“海洋文明”：人在土地上像船在大海里，天然拉开了距离，也因而，强权并非无可逃避，人际之间也少了许多摩擦与紧张。若在小路上与当地居民们打个照面，会发现他们习惯于接上陌生人的视线，善意地点个头，在擦肩而过时道一声“lovely day”。

而透过村舍沿街的窗，往往可以看到窗台上面向外边摆着一些精致的小摆件，再后面便是整齐的书架和铺着大块地毯的客厅。不必担心这是窥探他人的隐私，他们将窗帘敞开，正是乐于向路人展示生活的松弛。

在人们的生活里，时间也保持着14世纪的流速，一天的含义不过是劳作、喝茶与谈天，有什么特别需要赶时间的事情吗？或许去商店和搭公车会让人低头看下手表，而除此之外，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消磨从醒来到入睡之间的大段时间。

（海边生活的松弛感 @圣安德鲁斯）

伦敦的生活则大不一样，街上的人们个个行头精致、行色匆匆。尤其是男士们，往往顶着一头油亮讲究的发型，仿佛他们从不躺下入睡。在其他任何地方，这身行头都会让人侧目不已，而在伦敦，这只是基础礼仪。然而，他们的梳妆穿搭与其说是悦人，不如说是悦己，人情在对精致的追求中走向了冷漠。

伦敦人走路时总是双目平视、步履矫健，许多人戴着巨大的降噪耳机，将世界拒之门外。没有人关心你是谁、来自哪里，每个人都不过是其他人的街景。但正是这种默契的“忽视与被忽视”，赋予了伦敦人从心所欲的自由，哪怕好奇的游客将目光直直地投到他们脸上、夸张的服饰和奇怪的发色上，他们也可以视若无睹，毕竟几分钟之后，谁又能记得在人海里见到了谁呢？

人来人往，伦敦是永不停歇的喧嚣。我曾经以为见证过夜半时分的大堵车，已经足够作为谈资，但如今，拥挤似乎有增无减。在一个普通的周四傍晚，西区把自己变成了一部沉浸式戏剧：人们左边一堆、右边一群地聚集起来，漫溢到街上，他们只是在等待着喂饱自己。我从来没有见过伦敦有那么多人，为了一顿简单的晚饭，需要排队、排队、还是排队。而伦敦的店家，显然也缺乏给成千上万人提供餐食的经验，它们没有安装任何取号叫号的装置，只是任凭队伍在门外自由生长。

当我第三次悻悻地从店里走出来时，却发觉店外的人群竟毫无愠色，每个人都在兴致勃勃地与身边人交谈着、夸张地笑着。黄昏的空气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氛，让人毫无防备地陷入狂欢状态，甚至像过完今日便不再有明日似的。我不禁好奇，过去这些年里，伦敦究竟经历了什么？

（伦敦之夜从不寂静）

在新闻头条的世界里，不列颠无疑正在经历动荡年代：脱欧困境、产业流失、大流行、高通胀、养老金危机、内阁倒台、王位更替……甚至于行前，我听到不少真真假假的警告：比如伦敦劫案频发、“零元购”遍地。生活经验为我排除了一些最极端的说法，但要说没有丝毫的防备，自然也不可能。不需你留心，公共交通里无处不在的“发现、举报、解决”（See it，Say it，Sorted）会主动占据你的耳蜗。这句新口号不知起源于何时，但其口耳相传的程度已与“当心缝隙”（Mind the gap）相当，足以窥见这个国家面临的潜在威胁。

而伦敦人只是习惯了与空气中的紧张感共存，当我尝试查找这句话的来历时，发现人们甚至在《卫报》上发起过一个无厘头的投票，宣判它是“一个世纪以来最恼人的标语”，而当局也就此一本正经地回复道：“虽恼人，但有用。”毕竟这可是一群半个世纪前顶着德军轰炸安然煮茶的人，如今这般乐天，自然也不让人意外。

我深知，肉眼所见的只是历史的碎片和遗迹，而远非历史本身，尝试还原后者是研究者的本能。在开始旅行前，我储备了不少可以用来解释街头“虚假繁荣”的备择理论：供给破坏、财政投放、劳动力结构的变迁……我甚至曾计划借着这次旅行，活用理论写一篇“草根调研”。但走在街头，我深深感到：生活的第一手体验竟如此傲然地凌驾在理论之上。

人群喧嚣中涌动着实实在在的力量，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即是对宏大叙事最强烈的抵抗。我不打算用那些理论粗暴地推测他们的命运，旅行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交集，也有了通感：在这个即将要按国界撕裂的世界里，尽管我们拥有迥异的标签和归属，却都是暴露在宏观旷野中的个体，我们不应作为彼此的对手，而真正需要对付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沧海横流的时代。

（我们是在寻找出路吗？@伦敦地铁）

我回想起2016年，我所亲历的英国脱欧后的第一个傍晚。那一日的夕阳格外厚重，灾异般笼罩在城市上空，若大火再一次肆虐伦敦。在贯穿天际的电波里，观察家们哀叹道：这是日不落帝国的又一次日落，而它的心脏伦敦，或许就要停跳了。

7年过去了，伦敦确实遭遇了不少挑战，但它的成功与否并不需要旁观者来定义，只取决于它的居民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像过去的几百年一样，伦敦熙熙攘攘，它仍是一座膨胀着的浮空岛，或许有一天它还会盖满整个东南英格兰，无论如何，它证明了自己。

入夜，当我们乘车再一次驶过西区时，我将这番感想说与司机。这位来自中东的中年男人听罢思索了片刻，目不斜视地回答我：

我想你是对的，伦敦每年都比去年有更多的人，它变了很多，但一直很挤。

他挂上一档，银色的大众车继续在错综复杂的小巷里灵活狂奔。他没有问我们的来意，而他又是怎样来到这座城市的呢？这一定是个不错的故事。我刚想问出口，又转念一想：不轻易打听来处，或许正是伦敦人特别的默契吧。

喀里多尼亚是什么地方？

伦敦的四季相当鲜明，夏季不落的余晖几乎和冬季连绵的夜雨一般漫长。但就像所有在城市里的生活一样，若久居伦敦，你仍然会怀念地平线最原始的模样。

远方的呼唤始终盘旋在城市上空，在大多数时间里，它被各种嘈杂的声音淹没，但在春意渐深的傍晚和秋色渐浓的清晨，你会听到有回声在自己身体的空腔里扩散开来，内心焦躁得仿佛正在错过一场约会。跟随它的指引，人们踏上火车，前往那些召唤他们的地方。

（仿若海鸟翔集…@朴茨茅斯）

逃离伦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往英格兰的乡村。这里大同小异地弥漫着和煦的阳光和草地的香气，人们围着教堂布置起聚落、小路和城墙，一眼不容易看到像样的产业。若想要吃饭，便得去求诸酒馆，其中大多只能提供“周日烧烤”（Sunday Roast）、黑啤派或炸鱼薯条一类的英式料理。

英格兰的静谧不免总是如此单调，这也促使人们走得更远，进入苏格兰的地界。刚跨过哈德良长城，物候便开始起了变化：教堂尖塔的轮廓更加锐利、通体愈发青黑，空气里充斥着清澈和寒冷的味道，而天上的云气更是变幻莫测。人们便知道，原来那存在于想象中的政治边界，首先是地理的分野。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爱丁堡。比起伦敦，爱丁堡是一座变化得相当慢、甚至发展方向迥然不同的城市。可以说，“笃定而缓慢的老去”成就了它，从任何天光里观察，它的每个街角都陈旧得浑然天成，漫步其间无疑是一种享受。

而这种感受将在汉诺威街（Hannover Street）上达到极致：站在路中央遥望前后，街道的一端下沉，直通大海；一端上升，蜿蜒地爬上了山城。老城的纵深沿着垂直方向层叠展开，仿若古树繁茂的树冠。

（通向大海的街道，非典型的爱丁堡照片）

但在此，我不打算把太多笔墨放在这座已被想象和照片浸润的城市，而更想写一些那些更远方的地方，或曰：那些让苏格兰成为苏格兰的地方。

年轻时看着不列颠地图，我总是会幻想自己会走得很远，比如西北角的斯托诺韦（Stornoway），或是东北角的柯克沃尔（Kirkwall），似乎只有抵达那些地图上嶙峋怪异的边界，才算在旅行上有所成就。然而，在虫洞穿梭被发明以前，人类仍然无法通过简单折叠地图就展开旅行，我只能在铁轨的尽头停下脚步。

尽管瘦窄的公路还在向着更荒凉的高地延伸，但要再往前走，要突破的便不再是地理边界，而是心理边界——三十岁的我深深感到，自己已不愿意冒着未知的风险，前往荒无人烟的绝境。于是铁轨尽头的因弗内斯，就是我能去到的最北端了。

从爱丁堡向北四个小时，火车呼啸着爬上高地、穿林而出，深秋的风物浸润在晨光里，轰然在眼前展开：才是10月初，肃杀已经降临在绵延的山岭之上，大地满目苍黄，柔和地起伏着，仿若沉入安眠。到站下车，空气中已有一股接近极圈的凛冽，我整理好围巾，开始端详着眼前这座城市。

（火车窗外入秋的高地边缘，起伏和缓）

城市一如所料地不大，称之为“镇子”或许更合适些。一条尼斯河穿城而过，几座工业风的铁桥飞跨两岸，四座形制各异的教堂分列相望，加上一条勉强能走上几百米的商业街，就是这座城市能夸耀的全部了。正是中午的时间，天光通透，路上却行人稀落，这里显然没有南方水城的喧嚣人气。

在这大不列颠岛的北境，云气从尼斯湖方向飘来，向着河口大海的方向散去，天气变得愈加莫名其妙，才走过短短的一条街，我们便经历了晴、雨、晴，仿佛穿梭在水怪毫无节律的吐息中。尼斯河湍急的河水也随着天气切换着样貌，晴时清澈幽然，阴沉时便仿若一条废水沟。想来若要长久生活在这里，第一要务便是要让心情的摆脱天气的左右。

（北境的因弗内斯，晴时版本）

然而，先勿谈住下，拜访这里的人们大多不会作过多停留，他们的目的地是更远的尼斯湖，像我们这般特地来访的游客已经相当小众，因弗内斯也因而常年处于封闭的气氛中。

我们在河边一家叫“芥末籽”（Mustard Seeds）的餐馆里用过午餐，或许东方面孔并不常见，我们总能得到店家一些额外的关注。当我们准备起身时，服务生又一次过来，这次是递上一张集点券，邀请我们下次来，可以喝一杯免费的咖啡。

“是啊，也许下次…”我下意识地回答道。

她显然明白了其中的未尽之言，转而问道：“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吗？”

她年轻的眼睛里闪烁着光彩。

我忽而意识到，当我们把他们作为远方想象时，他们其实也在同样地想象着我们、以及我们背后的故土。她告诉我们，后面的一桌客人其实来自爱丁堡——“那要花好久才能到这里”，她如是说。

而我们呢，实际上来自一个离爱丁堡还有五个小时火车、一个小时地铁以及十三个小时飞机的地方。

我该如何教她想象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也许我可以这样介绍：它的城中心也有一条河穿过，天气比因弗内斯要稳定些，街头人也不少。但一个生长在桃源的人，会理解人潮汹涌和生活不易下紧绷感吗？她理解的上海会不会更像一座超大号的因弗内斯？若没有“临场感”，仅凭道听途说便去想象远方某处，不如说，这其实更多是在想象自身的另一种可能。

苏格兰人爱用“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称呼自己的故土。这个名字来自罗马人，它上扬的尾音容易让人想起南方阳光充沛的海岸。但罗马人从未真正地统治过苏格兰，他们只是用长城划定了帝国的边界，并将“喀里多尼亚”之名赋予了北方的苦寒之地。考据学家发现，Cale-这个词根可能来自凯尔特语的“坚硬”，或是指代高地的山峦，也或是形容此地冥顽不化的先民。

无疑，这个名字饱含着征服者们对未知之地的刻板印象。但纵使是罗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的时代如露水般退去后，苏格兰人却捡起了这个名字，自豪地戴在了头上：它频繁地出现在诗歌和戏剧中，饱含着苏格兰人对自身历史的浪漫想象——毕竟，这个名字可是来自罗马的“文化人”啊。

（苏格兰也终以人文之美闻名 @爱丁堡）

在我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我沉浸在不可思议的自然风光和奇闻轶事中，感慨我们这个物种是多么地现实主义，才能在如此荒凉的大地上生根繁衍；又是多么地不可理喻，凭借着故事和想象，便能构筑起横亘在帝国和文明间的宏大边界。

旅行便是如此，你无法预知会遇到什么，更无法预知会有什么想法灵光乍现，而你所见、所思的一切，最终又会回归你自身：“我”究竟如何观察自己、以及经历过的一切？既然人所观察到的事物将随着年岁和经历而变迁，那么，这双眼睛究竟是看到事实更多一些，还是想象更多一些？或许可以说，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动物吗…

列车缓缓开动的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随着高地乍起的夜风，飘往北海的深处。

离开蜂巢

或许我该庆幸爱丁堡和上海没有直飞的班机，这使我们必须又花上四个小时的火车回到伦敦。爱丁堡用一场将要持续半个月的暴雨将我们送进了车站，剩下的时间，便属于告别。

抵达国王十字车站时已是夜里。下了火车，北伦敦杂乱的街景和惨淡的灯光将我们团团包围。在苏格兰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再重新回到伦敦，如同从云端跌落地下。过去的这些天，我们穿过小城、越过河流，从圣安德鲁斯的海滨走到尼斯河中的汀渚，一路上断断续续地聊着“退休”的话题。

纯粹的美总是带给人有关终极的直觉，其甚者，便是那句热烈直白的民谚：See Naples and die。但眼前这座偌大的伦敦城，却远非这般玲珑——它是形形色色的人们混居的地方，也是阶级、道德、审美、气味和生活方式冲突的最前线。

褪去白日的粉饰，伦敦的瑕疵在人寂时尽显无余：地铁里充斥着废气和令人发指的巨响；公交车上弥漫着一股啤酒与汗发酵的味道；纸袋和空瓶在街头随处翻滚，地砖上斑驳而黏腻的脏污像腐烂的疮疤…行至于此，我发现自己终于开始皱起鼻子、摇头叹气，这也意味着我终于找回了一些定居者的视角，不再是个自带滤镜看万物的游客了。

纵然再热爱它的人也必须承认，有一些时刻，你会打心眼里厌恶这座城市、以及一些初次谋面的人。而学会与之共存，是回归都市生活的必修课。

（尼斯河中的汀渚 @因弗内斯）

我蓦地回想起了我与伦敦上一次告别的真相：那天其实没有太多感伤，倒更多是归心似箭。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回到旅舍，当我望着已经被十天积累的脏衣服撑满的旅行箱，便不由得开始想念我在上海那张睡起来还挺舒服的床，以及豆浆包子拿在手中那含蓄的温热感。只是这么一想，疲惫感便忽而传遍全身。我知道自己毕竟还是一个游客，当身体开始思乡，旅程也自然已接近终点。

于是在旅程的最后半天，我回到了学校——我们一切故事发生的原点。这片不大的街区显然经历了“茶杯里的风暴”：记忆中几幢阴沉的旧楼已经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熠熠发光的玻璃钢大厦。纵然也有不少教学楼幸存下来，但它们也因近年来收到不少捐助，赫然都换上了金主的名字。

正是新学年开始不久，永远年轻的人们在拓宽的葡萄牙街上张灯结彩迎接新生的到来，我们只得顶着一众目光穿过人群，在正门口快速留下几张合影。那些青涩的人们显然把我们当作了异国的观光客，在他们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一些令人熟悉的不满——那样骄傲，那样不解风情。毕竟，我也曾在这目光的另一端啊。

（对LSE的一瞥）

我们有些沉默地往回走，只觉得喉咙发干，本能地走进学校边上的“合作社”（Co-op）超市买些饮料。或许见我们一身旅人装扮又笨拙地操作着自助结账机，柜台后的收银员，一位非裔的中年女士，颇有兴致地与我们搭话。当她得知我们的来历后，惊讶地说道：“7年前我也在这里工作，我想我们曾经见过。”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尝试看清回忆里站在柜台后的人是什么模样，惊讶地发现：现实和过去的底片完美地重叠在一起，她所言非虚。我们惊呼起来，感谢人生何处不相逢，然后互相道“美好的一天”，挥别，走出门去。她或许不知道，这次相逢有别样的含义，仿佛冥冥注定：她代表了伦敦对我们的记忆，是我们真实生活过的证明。我们还会再次相遇吗？这个答案不需要为人知晓，奇迹般的相遇，一次就足够了。

最后一天，伦敦的天气很好。我们装作刚下课的样子，在国王道上一路向北，吃了一顿Nandos烤鸡，迎上过了晌午的阳光。

眯上眼睛的一瞬间，一阵欣喜的直觉在心尖掠过：这个下午没有课程，还有大把的时间属于我们、属于青春。是啊，秋天才开了个头，冬天还在高地的深山里酝酿。我们会走过刮风的街道，望着雨滴变成雪花，然后在春季再次到来的时候搭上火车，漫游山川岛屿，转眼又醉卧于夏夜，穿过不眠的桥，把离奇的梦境投映进空灵的河水中…我们是返场的演员，心中怀揣着一切情节的答案，再一次站在了聚光灯下。

至此，时间已经首尾相接，虫洞轰然开启，我们的时间之旅终于要落幕了。来接我们的是一辆红色的双层巴士，它正在缓缓进站，我们如多年前般轻松地说道：“回家吧”。车门打开了。

当车再一次路过威敏桥的时候，我的耳机里传出来那首已被我循环过无数次的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Even though we look the way， we always did before
纵观来路仿佛来时
I know there cannot be a new， very first time
我心知世间无事若初见
Call me nostalgic， I never said it was better or worse
且笑我怀旧过去无分好坏

它只是你到达今天必经的路途。

夜幕再次降临了伦敦。飞机转上了跑道，引擎轰鸣，尘土飞扬。强烈的推背感里，我和伦敦再一次分道扬镳。而下一秒，在被失重感短暂包裹片刻，我突然想起《伦敦人》也是以一位飞行员的自述结尾，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