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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有当今的平等权利，毛主席是最大功臣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及毛泽东对其作用的思考

大家好，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所有女士节日快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感受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代共产党人，他们对妇女运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如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其实这样思想在中国的形成和传播也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一百年看起来很漫长，但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比起来，却短暂得犹如沧海一粟。

就拿我们自己举例吧。请各位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读者回忆一下，一定有很多人记得自己小时候与奶奶辈、太奶奶辈的女性相处时，发现她们都是裹小脚的。这便是封建思想荼毒的表现。

回首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广大妇女饱受封建礼数束缚和摧残，仅仅被作为丈夫的附属品，作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不仅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保障。

几千年来，精神饱受压抑、扭曲的中国妇女，逐渐形成了软弱、自卑和依附心理，失去了独立精神。

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的思想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才引导人们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

整个民族的思想意识逐渐解冻，让中国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早在韶山冲的老家时，尚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旧俗非常反感，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据《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和《毛泽东亲属人名录》记载。早在1907年，毛泽东年仅14岁时，就由父母包办婚姻，给他娶了妻子--年仅18岁的罗一秀。

对于这桩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毛泽东非常反感。当时他迫于父亲的压力，只好接受了这种生硬而可怕的婚姻仪式，很有规矩地向每一位来宾磕头。但是，当仪式过后，他拒绝与这位女子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根指头。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指在长沙读书时）。”

1910年2月11日，罗一秀生病去世，此事给毛泽东造成了较大的心理阴影。毛泽东同情罗氏，罗氏的病逝更激化了他对这种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感。

另一桩让毛泽东反感的包办婚姻，则来源于她的妹妹--毛泽建。准确地说，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由于自家家境贫苦，加之毛泽东父母存活的孩子中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所以被过继给他们家做女儿，毛泽东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

1920年时，毛泽东的父母都已去世，14岁的毛泽建无依无靠，只好又从上屋场回到了东茅塘——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她的母亲为了维持生计，又转手把她送到韶山附近的杨林乡肖家去当童养媳，换来的只是一头牛犊、两袋谷米。

1920年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才得知自己的妹子已经被卖去肖家当了童养媳，与妹子沟通后发现她对这桩婚姻并不情愿。于是，他以毛家当家人的身份将毛泽建从肖家接了回来，加倍偿还了“彩礼”，解除了不合理的婚姻，让妹子恢复了“自由身”。

不管是自己的遭遇，还是妹妹的遭遇，都使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封建礼数下妇女们的悲惨命运非常痛心。

日后他不仅将这种抗争局限于自己的家庭，更是支持到了整个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对妇女运动、婚姻立法等工作十分重视，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同他青年时代的遭遇，以及对中国旧婚姻制度的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1919年11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半年，在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事。因为父母贪图钱财，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且声名狼藉的古董商吴五，赵五贞虽然百般不愿，但是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屈服。出嫁那天，无比绝望的赵五贞将一把剃刀藏在身上，在迎亲花轿中割喉自尽，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可悲的是，即便赵五贞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抗争，她的棺木上还是被贴上了“吴赵氏”的封条。

如果放在以前，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妇女从夫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那时“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已经在社会上扩散开来，那些率先觉醒的人们纷纷抨击封建旧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思想枷锁。

于是，赵五贞的死犹如一条导火索，直接引爆了积压在人群中的愤怒情绪。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某个百姓人家女儿的自杀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新思潮与封建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时年26岁的毛泽东也被此事件激怒，11月16日，他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文章中写道：“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

他尖锐地指出：这社会“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

1919年11月10--18日，毛泽东又连续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杂感，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

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毛泽东写道：“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毛泽东将婚姻问题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把婚姻问题作为发动思想革命，攻击旧制度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宣传下，长沙妇女解放运动掀起了一轮高潮。长沙妇女运动就犹如“星星之火”，拉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色游船上，共产党诞生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便将妇女运动列入了它的议程之中，对妇女解放工作“谈到大要”，“决定由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

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正式获得通过。

1929年10月，赣东北苏区颁布了《信江苏维埃婚姻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颁布的一部婚姻法规。

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公布，里面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禁止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禁止童养媳”等婚姻制度。

这是废除中国数千年封建婚姻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件，吹响了向封建世俗思想宣战的号角。

事实上，民国时期国民党也有过婚姻立法，主张“一夫一妻制”。但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却变味了。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妾虽为现民法所不规定，惟妾与家长既以永久公共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依民法第一一二三第三项之规定，应视为家属。

说来说去，男人纳妾不算重婚，最多是道德问题。民国男人找小老婆相当自由，只要你有那个条件，找多少都行。

娶妾不算重婚？什么意思？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这倒很像鲁迅短篇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一句经典名言：“窃不能算偷。窃，能算偷吗？”

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当年那些人》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派驻了一批官员到各地接收日伪产业。其中一个名叫刘乃沂的官员看中了民女张书瑶的美色，他本来就已经有了一妻二妾，却硬逼着要纳民女为妾，否则便以张父在天津开的饭馆有日本人吃过饭为由，诬陷其有通敌之嫌。

在强权面前，民女张书瑶坚决不从，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上吊自尽。随后张父也背着一个大大的“冤”字跳楼自尽。国民党军官如此明目张胆地强逼民女、强纳为妾，还有民国婚姻法的“法律保护”，试问老百姓到哪儿说理去？

相比起民国婚姻法的“窃不算偷”，苏区婚姻法不仅非常严格地执行了“一夫一妻制”，还着重强调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即使是党内的高级官员也不能使用特权。

关于共产党内的“婚姻自由”，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思的故事：1939年8月，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来延安开会，由时任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接待。邓发临行前，毛主席还特别交待：“邓发啊，你的本家邓小平都35岁了，还没有媳妇儿，趁他来延安开会，赶紧想办法给他张罗一个，带去太行山吧。”

肩负“政治任务”的邓发特意带着邓小平策马路过延河边，指着夕阳下河边一群活泼的女兵说道：“小平啊，主席可交给了我‘说媒拉纤’的任务，你在前线不是没有条件吗？你看河边，清一色的青年女学生，机会难得呀，再过几年，可都是别人的媳妇喽。赶紧看看，有相中的告诉我，我给你当红娘。”

邓小平指着河边一个姑娘说：“这个穿白衣服，蹦蹦跳跳的女娃儿叫啥子？”

邓发一看，说：“小平，你可真有眼力啊，那个姑娘我认识，原名叫浦琼英（后改名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小女儿”

邓小平说：“那你去帮我问问看？”

很快，邓发那边就有了消息，可这消息却有点令人沮丧：“小平啊，这姑娘心气儿很高啊，人家说了，坚决不嫁老干部。”

后来邓小平了解到，这姑娘是女大学生，嫌队伍里老干部普遍没文化，一个个都很土，害怕没有共同话题。

为打消姑娘疑虑，邓小平让邓发给传个话，要和姑娘当面聊聊。两人见面后，邓小平就说了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及后来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经历，说起了在莫斯科经历的风云。

后来又把话题引到了姑娘感兴趣的体育运动上，说自己在巴黎看到过奥运会长跑比赛，还为了看乌拉圭的比赛把衣服都卖了。

这下子姑娘就呆住了：“原来你这个长征老干部，还有这么有趣的经历和高雅的爱好，真是了不起。”

这时邓小平就表露了心迹：“老干部也不都很土，我们虽然年龄上有一定差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交流，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

姑娘同意了。

就在认识的当月，二人就结为夫妻。

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大家摆上了酒席，由毛主席当主婚人、邓发当介绍人，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两对新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郎官邓小平很有兴奋劲儿，平时不爱喝酒的他还“咕嘟咕嘟”喝了几大碗白酒。

作为党的领导人，毛主席并没有“强迫婚姻”，只是旁敲侧击地让身边人帮邓小平说媒。

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邓小平也没有倚仗权势，而是展现了自己的学识和魅力，获得了姑娘的芳心。

如此对比下来，国共两党关于婚姻的态度，差距可见一斑！

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内就一直宣传着“男女平等”的理念。毛泽东主席曾在1939年3月8日发表过《妇女们团结起来》的讲话：“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我们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

1949年的建国前夕，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就颁布了宪法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面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行，第一条便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力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对于此次实行的《婚姻法》，毛主席称之为“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它为有效地保障妇女婚姻自由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后，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和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建国初期，整个中华民族都面对着一个“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全国人民热情洋溢地投入到了新中国基础建设的浩大工程中，其中劳动妇女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那个热火朝天搞建设的时期，全国上下涌现出大量的妇女劳动模范，“钢铁姑娘”、“丰产姑娘”成为了全国劳动人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争取妇女解放，联合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自1949年3月成立之后，一直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全面发展。

包括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等在内的诸多女同志，也先后成为了妇联的重要领导人。

几十年下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同志们享有平等的婚姻权、选举权和劳动权，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如果不去回看历史，没有切身体验过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氛围，生长在新时代的女性确实很难感受到“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社会思潮变化，很容易产生“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

没关系，从一些还原社会现实状况的影视剧作品中，我们可以与当今的中国社会进行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进而感受到当今中国女性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