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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犀牛事件是什么意思?

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是与“黑天鹅”相互补足的概念,“黑天鹅事件”指的是概率很小但是影响非常巨大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带来颠覆性影响。“灰犀牛事件”主要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事件。它会让你猝不及防,甚至比黑天鹅更危险。

自中国规格最高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灰犀牛”一词大热,成为财经圈的时髦用语。那么“灰犀牛”究竟是什么意思?中国经济的灰犀牛是什么,A股的灰犀牛又有哪些?

什么是“灰犀牛”?

经常看股市新闻或者财经新闻的股民,可能对“黑天鹅”比较熟悉,指的是概率很小但是影响非常巨大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带来颠覆性影响,通常代表着利空,是股民最不愿意看到的词语之一。

而“灰犀牛”由于“外形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甚至比黑天鹅更危险”,因此被用来形容那些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并非新词,早在2013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便提出了这一概念。2015年,伦敦商学院知名教授迈克尔·雅可比基于渥克的提法,首次发表了系统阐释“黑天鹅”到“灰犀牛”趋势演变的论文。2016年,米歇尔·渥克经过整理和研究,出版了《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提出“灰犀牛”主要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事件。

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首次引用“灰犀牛”概念,发表了系列评论员文章,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灰犀牛”一词随即一炮走红,引起财经界对的关注和热议。

中国经济有哪些“灰犀牛”?

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都必然存在各自的“灰犀牛”,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灰犀牛”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可以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灰犀牛。从官方立场看,中财办于7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中对“灰犀牛”概念做出了解读,列举了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五大类问题。

灰犀牛1: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在我国包括理财产品、信托贷款、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业务或机构,是正规银行系统之外作为信用中介的实体和活动,对存款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从而导致所谓的“金融脱媒”现象。由于受到的约束、监管相对较少,影子银行的产生实际上就存在规避监管的考量。

在经济扩张时,影子银行融资增加,容易加剧经济过热,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资产泡沫风险的累积;在经济下行期间,影子银行融资收缩,又容易加速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违约风险发生。2012年以来,影子银行融资占同期社融的累计比重最高接近40%。

灰犀牛2: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可以说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重要影响。

需求方面,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导致购房者的债务负担承重。如果房产价格转而出现快速下降,房产抵押价值不足可能导致房贷违约,从而造成银行出现坏账损失;供给方面,房产价格居高不下带来土地价格持续上涨,从而导致房企的开发贷款相应增加。同样,如果房产价格转而出现快速下降,房企销售收入下滑可能导致房企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房企债券等出现违约。

更进一步,一旦购房者或者房企出现违约情况,银行变现抵押资产又会造成房价的进一步下行,从而出现“泡沫破灭-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灰犀牛3:国有企业高杠杆

由于企业高杠杆借助相互担保、循环担保渠道,不仅助长盲目融资风险,还加剧了企业间风险传递,此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已经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根据2016年12月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测算,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总债务244万亿元(不含外债)。加上外债,中国合计的债务大概是255万亿人民币。2016年我国GDP为74.4万亿,这意味着我国的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刚刚超过250%。

这一数字略高于全球平均246%的债务杠杆率,但略低于发达国家平均279%的杠杆率。从具体国别比较来看,中国目前的债务杠杆率与美国接近,但远低于日本、希腊、西班牙等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国家。

但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常年高企。截止2016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31万亿,负债总额87万亿。而2016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55.99万亿,国企负债总额87万亿占比56%。其中“财大气粗”的央企更是首当其冲。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66.6%,高于同期中国实体产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60.4%,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56%。

灰犀牛4:地方债务

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过高成因比较复杂,有财税体制、不恰当的政绩观和宏观经济政策等特定的历史背景。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32万亿元,债务率为80.5%。

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8.82万亿,截至今年6月底该余额数字为15.86万亿元,虽然未超出限额,但是我国地方债务问题所隐藏的风险不容忽视。

灰犀牛5:违法违规集资

前不久,一个被冠之以科技专利的高架巴士项目——“巴铁试验线”在喧噪一时后,因非法集资的指控在今年7月初宣告夭折,其投资方的32名犯罪嫌疑人涉嫌从事非法集资活动遭警方拘捕,而这仅仅是我国肆掠的违法违规集资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一些企业频繁出现各种变相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拆分投资、高利贷和花样繁多的非法集资现象,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点多面广,既有非法集资这样的显性金融风险,又有银行违规授信、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隐性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金融领域还存在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


【环时深度】2024年会出现哪些“灰犀牛”事件?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编者的话:2024年转眼过去了快10天,但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巴以冲突外溢风险逐渐增大。2024年,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各类选举。与此同时,经合组织预测,2024年将成为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最低的自然年。在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哪些事件可能成为2024年的“灰犀牛”事件?对于这一问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解读。

俄乌冲突可能出现转折或突然结束

岁末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加大了对对方的攻击。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月6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在黑海西北部上空摧毁6枚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同一天,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在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及其周边地区造成11人死亡、10人受伤。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的俄乌冲突,成为多位专家预测的2024年“灰犀牛”事件。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已成为基本态势,各方现在都已经掉进了乌克兰危机的“政治陷阱”,难有启动实质性停战和谈的决心和可能性。随着这场冲突的长期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可能与乌周边北约国家发生事故性的、零星的军事冲突。俄乌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甚至形成俄美间的军事对抗。

谈及今年的“灰犀牛”事件,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表示,俄乌冲突可能出现转折。他表示,去年俄乌冲突双方都没有取得很大进展,2024年该冲突有可能出现转折。一个转折可能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由于本国大选结果而被削弱,导致乌克兰撑不下去了。另一个转折可能是乌克兰重新集结力量,西方援助持续跟进,俄罗斯撑不下去了。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是对国际政治的重大冲击。当然,这个转折也可能是双方达成停火,这是最好的结局,但目前很难判断停火的条件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乌克兰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那么其结果可能成为一大“灰犀牛”事件。他解释说,现在乌克兰一直靠美欧支持,一旦支持不力,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劣势就会更加明显,内部也会随之出现变化。目前乌克兰在武器等方面面临压力,难以发起实质性进攻,接下来俄罗斯会逐步实施其基本战略方针,西方也会显露出更多的“战争疲劳”。乌克兰大选原定于今年3月举行,但乌总统此前多次表示,不考虑在俄乌冲突期间举行任何选举。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2024年的首个“灰犀牛”事件可能是俄乌冲突突然结束。冲突目前处于胶着状态,但从世界战争历史来看,这反而可能接近某个临界点,有被打破的可能性。这也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双方都在进行最后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的失败很可能是崩溃性的。张家栋说,这是他判断俄乌冲突的发展可能是“灰犀牛”事件的原因。

巴以冲突外溢,恐出现第二战场

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黎巴嫩南部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军和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近期不时向对方阵地开火。除此之外,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在红海对“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袭击。从1月4日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启其3个月内的第四次中东之行,希望确保巴以冲突“不会蔓延”,但《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却认为,巴以冲突进一步扩大可能成为2024年最大的“灰犀牛”事件。

朱锋表示,2024年,巴以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为多国战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美国等国可能卷入其中。虽然目前这些国家对爆发一场多国战争都还存在很大戒心和防范,但从伊朗克尔曼市爆炸事件、美西方宣称将打击胡塞武装,以及巴以冲突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停火和全面修复关系的可能性等情况来看,此轮巴以冲突引发的中东紧张事态还会继续以不确定的方式来呈现。巴以冲突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并且中东政治过去一直难以避免暴力冲突和对抗。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未来引爆一场多国战争的“灰犀牛”风险始终存在。

赵穗生表示,中东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目前该地区最大的“灰犀牛”事件是此轮巴以冲突的扩大,此次冲突可能发展为中东地区的一场全面战争。美国正在极力避免巴以冲突的扩大化,但如果加沙地带的战争按照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扩大,甚至把美国和伊朗等国家也“拉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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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指认,以军12月24日和28日空袭迈加齐难民营,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人丧生。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认为,2024年中东可能会出现局部性战争,而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点是巴以之外的第三地。“现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在发生变化。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随着时间推移,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很可能会在第三地爆发一场代理人战争,而这场战争可能达到中等规模”。

美国大选,共和党值得关注

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总统选举。1月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其2024年大选的第一站活动,狠批前任特朗普。特朗普则反击称,拜登令美国成为“失败”的国家。

“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现任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么后者的移民政策以及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等都影响着其支持率。”赵穗生表示,目前看来,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这将是2024年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尽管特朗普目前官司缠身,但他能够获得大量共和党人的支持,从共和党的初选形势看,目前很难有人能够取代他。

赵穗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果上述“灰犀牛”事件真的出现,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大国关系的变化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都会受到不可预测的影响。特朗普最大的特点不仅是“走极端”,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不可预测性。如果他胜选,美国经济可能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更多国家为敌。这不仅会导致全球化倒退,大国关系格局也会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会退出北约等国际组织,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的关系也会重新洗牌。就算特朗普没有胜选,他也会不承认选举结果,这对美国政治制度也是一种冲击。

王义桅则认为,2024年美国可能会出现两大“灰犀牛”事件:一是来自共和党的妮基·黑利当选美国总统;二是美国债务问题。当前美国国内的思潮是“修炼内功”,包括吸引产业回流、解决国内问题等,共和党会顺势回归,可能会把年轻一代的黑利推上台,而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种不确定性。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达34万亿美元,需要支付巨额利息,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会让其他国家为此埋单,进而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同时导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白热化。

美国或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制裁

近年来,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持续对中国科技行业进行无理打压。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汪金国认为,美国2024年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力度,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具体表现为在封禁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封禁范围,连同中低端的设备和工艺也一并封禁,而这可能成为今年的“灰犀牛”事件之一。汪金国称,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加大对华打压是可以预见的,华盛顿今年可能进一步加强全产业链控制和政治胁迫,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继续“痛下杀手”。

赵穗生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也可能是2024年的“灰犀牛”事件之一。他认为,如果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获胜,那么其“台独”立场可能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海是否会成为一个“灰犀牛”,各方都很关注。朱锋认为,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如果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获胜,那么两岸局势以及中美在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互动,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期。

印度大选、难民问题、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蔓延……

除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之外,印度大选、难民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蔓延等,也被专家认为是2024年的“灰犀牛”事件。

赵穗生说,莫迪已经当了很多年的印度“强人”总理,他今年能不能继续当选,是印度内政外交的一大变数,它会影响印度与美国、中国等国的关系以及印度的国际地位。

张家栋也对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大选表示关注。他认为,2024年的“灰犀牛”事件之一可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这是因为两国今年都会举行选举,从历史上看,这两国一到选举的时候,内部或者相互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上升,两国军队可能会因为一次大的恐怖主义事件而发生对抗。

谈及今年6月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王义桅说,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得势的苗头已经出现,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势力可能会获得更多席位。欧洲议会的权力组合会影响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的格局,而它们将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保守程度。

1月6日,以色列军队再次对聚集了大批难民的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空袭。联合国警告说,加沙遭以军持续轰炸之后,如今已“根本无法居住”。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19日,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633.5万人流离失所。汪金国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2024年的一大“灰犀牛”事件是难民危机可能进一步发酵,危及地区安全和稳定。

汪金国解释说,除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外,非洲西北部也是政变和内战不断,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不安定因素剧增,随着时间推移,势必会造成越来越多的难民,而难民的无序流动将带来很多问题,“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战争等就制造了大量难民,最终导致德国、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出现难民问题,“从战争爆发到难民危机的出现,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我们有理由认为,2023年的这些战争和冲突将在2024年产生后续负面影响,其中就包括难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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