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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科学中的猴娃到底是什么东西生的？ 猴娃开放分类：科学、灵长猴娃-神农架野人起来快30年前了，1986年的事，当时我是外行，业余的，到后来弄着弄着好像成了专家，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是专家。当时我到神农架拍片子，听说有这么一样东西，我想要是从它身上找到跟野人有关系的，野人之谜不就算找到一半了嘛，我当时去看了，猴娃样子长得非常怪，身子非常大，锁骨呈V字形的，当时拍照片时手都多有点抖，我想肯定是有大发现了，很高兴。结果回来请专家来看，结果没戏了。专家说这是小脑症。张世敏：我们在走访猴娃家里的时候他的哥哥告诉我们，猴娃生下来的时候手掌有毛，胸前也有毛，屁股都有毛，还有猴娃一年四季不穿衣服，上厕所也不用纸，很少洗澡，但是一点不臭。我觉得挺奇怪的。猴娃的母亲曾经被野人抓去就是传说，说她先生在山里面做饭的时候，或者是做功的时候，妻子送饭的时候回家路上被野人抓去过，这是当地人这么传说的，没法证明。张世敏：但是历史上那里确实曾经记载过有过野人杂交，有过野人后代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所以我们采访了很多当事人。网友：有没有问过猴娃母亲，他的母亲对这个传说有没有承认，有没有说法？王方辰：他母亲现在已经去世了。我现在很后悔，当时就应该问一问猴娃的母亲你是不是和野人有过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想了想去没好意思问，你说我怎么问呢？结果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当时应该问，哪怕她支支吾吾不说话，那不就是默认了，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神农架“野人猴娃”发现始末，1997年挖出遗骨，贾兰坡：有点邪门 神农架野人猴娃神农架野人猴娃死了(图1)

前言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神农架发现“野人”的报道不时刊载于报端。这其中，尤以一个外号叫“猴娃”的人引人瞩目，当地村民传言：他母亲曾被“野人”掳走，回来后生了他。“猴娃”引起很多人类学家和野外科考工作者的兴趣，人们希图从他身上揭开神农架“野人”的“秘密”。其中一位叫王方辰的专家，对“猴娃”进行了长达多年的探索调查……

01 一盒录像带引发的“野人”报道

1997年的10月，《羊城晚报》刊发了一则报道：《一盘录像资料披露一个惊人消息：湖北发现“混血”野人》。报道一出，很快引起各地媒体的转载。一时之间激起千层浪，有人好奇，有人质疑。

“野人”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尤其它的“发现”地位于湖北神农架地区，更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感”，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篇报道的“出炉”并非有人在神农架地区发现了“野人”，而是来源于一盘录像带。在当时，“野人”是一个博人眼球的话题，以至于掩盖了它的信息来源：没人关注“野人”的信息是怎么来的，人们只关注“野人”本身。

2007年，在《羊城晚报》报道“湖北发现混血野人”的消息10年后，对这个话题依旧感兴趣的相关记者，采访了录像带的持有者李爱萍女士，揭开了当时发布这则消息的相关内情。

李爱萍

那时候李爱萍担任湖北省野考文化中心主任，她介绍说：她的父亲名叫李建，是中国野人考察学会第一任执行主席和秘书长，多年来从事野人研究考察工作，生前积累了大量有关野人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资料大多都没有发表过，1995年的年底，李建因病去世。

李建（左）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她和母亲明泽发现了一盘录像带。录像带上的影像有些奇怪，李爱萍相信与父亲研究的“野人”有关。根据录像带上的信息，李爱萍带领研究小组寻找到“野人”生活过的村庄，在承诺“保密”的情况下，了解到“野人”的相关情况，并通过报刊登载了这则消息。

李爱萍和母亲整理父亲的资料时，发现了这盒录像带

而具体到这盘录像带的拍摄就更早了，那是在1986年，拍摄者是一位名叫王方辰的人。

几经辗转，记者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找到了王方辰，他介绍了相关情况。

王方辰当时在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工作，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科学探险学会奇异珍稀动物研究者，野人研究会的秘书长。

王方辰

他介绍说，1986年10月，他在国家环保部门做摄影工作，有一次到湖北拍摄有关珍稀物种的电视片，《神农架报》的一位编辑向他提起：

湖北长阳有一个“猴娃”，公安干警在抓捕犯人时意外发现了他。当地人说他是“野人”的后代，母亲曾被“野人”抓走，回来后生了这么一个怪孩。

得到这个信息后，王方辰非常感兴趣，他认为“野人”与神农架的环境保护有关，决定去拍摄“猴娃”。

青年时期的王方辰（左）

寻找“猴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王方辰的印象里，神农架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但是，当车子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时，他看到路边都是次生林，周围是一片片的农田，人们的活动已经改变了自然面貌。这让王方辰感到失望，如果是这种自然状态，所谓的“野人”如何生存呢？

长阳位于神农架的南部，是土家族的聚居地。历史上，这里有过关于野人的记载。王方辰和同伴孙志勇一路打听，以为“猴娃”很有名，但一问之下才知并非如此，那时候乡下信息闭塞，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猴娃”。正当他们准备放弃时，在一家小饭馆里偶然谈起“猴娃”，谁想老板娘就是猴娃那个村的。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让考察队的人又高兴起来。他们请求老板娘领他们去，但老板娘表示拒绝，理由是：“猴娃”非常野蛮，见了陌生人就追赶，她不敢去！最终在王方辰等人的说服下，老板娘答应领他们去“猴娃”的村子。

在进入“猴娃”居住的村子时，王方辰听到更多关于“猴娃”的说法，村民的基本看法是：“猴娃”不是他父亲的孩子，而是他母亲与“野人”的后代。他母亲曾被野人掳走过，回来后很长时间不说话、害怕，也不出门，再后来就生了这个孩子。

多年后王方辰和孙志勇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猴娃”的情景。王方辰扛着摄像机，手都激动地颤抖。当“猴娃”看到他们的那一刻，立即尖叫起来，并拿起石头朝他们打。他扔石头的样子很奇怪，正常人都是从地上捡起石头后，抬高了朝远处抛去，“猴娃”恰恰相反，他是直接从地上往上扔去。

“猴娃”

王方辰觉得，“猴娃”这个举动与“现代人类”是有区别的，尤其是他的脑袋非常小，头顶上有三条棱，身子是肩胛骨比较宽，两个胳膊比较长，他的手掌也比正常人要长一块。走路的姿势是半弯着腰，耸着肩，虽然晃晃悠悠，但比正常人走得迅速。

孙志勇和王方辰第一次拍摄了“猴娃”

他不会语言，发出一种“啊啊”的声音。经与村民了解，“猴娃”从小到大没有穿过衣服，冬天也不怕冷。吃的东西生熟都可以，他平时很少在家，吃饭的时候他母亲在门口喊一声，“猴娃”就从树林里回来吃饭。

“猴娃”

看到这个景象，王方辰和孙志勇觉得，村民的说法不无道理，他也许真有可能是野人和人的后代。

02 “猴娃”的身世

“猴娃”名叫曾繁胜。

他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那几个都是正常人。

“猴娃”和他的母亲

其实关于“猴娃”，曾繁胜并不是一个特例。在他之前，四川巫山县也曾发现过一个“猴娃”，那个“猴娃”名叫涂运宝，生于1939年3月，1962年8月去世。由于涂运宝当时没有引起科学界和生物学界的广泛重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当地村民也有这样的说法，“猴娃”涂运宝是他母亲与野人的后代。他的母亲名叫张光秀，可是有人问她这件事时，张光秀采取回避态度。

生物学专家刘民壮

当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叫刘民壮的生物学教授，对涂运宝的情况很感兴趣，在当地政府配合下，他发掘出涂运宝的遗骨。他的尸体是用树皮简易包裹后直接埋在地里的，刘民壮对尸骨进行了测量，发现“猴娃”的颅骨具有显著的原始特征。此后，刘民壮撰写了一篇论文，一些科普杂志也刊登了“巴山猴娃之谜”的文章，消息发出后，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论，最终归纳出3点意见。第一，“巴山猴娃”可能是野人与现代人的后代。第二，“猴娃”属于一种返祖现象。第三，“猴娃”属于一种遗传疾病down综合症患者（白痴），这造成他像动物一般智力低下。

“猴娃”曾繁胜

王方辰看过刘民壮的论文。在他看来，“巴山猴娃”涂运宝与长阳“猴娃”曾繁胜的情况非常相似，按照村民的传言，他们的母亲都曾被野人掳走过，后来生下这样的怪孩。至于事实究竟如何，涂运宝的母亲和曾繁胜的母亲都采取回避态度，因此没人知道真相究竟怎样？专家给出了3种结论，这其实意味着：3种结论的每一种都有可能！假如他们属于野人的后代，无疑价值更大！

王方辰之所以对“猴娃”曾繁胜这么感兴趣，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怎样才能证实“猴娃”是野人的后代呢？

王方辰首先想到的，就是运用科学手段进行检测！

1986年，王方辰拍摄完“猴娃”的影像资料后，立即返回北京。他迫不及待地把影像资料交给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希望相关专家对猴娃做DNA鉴定，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最终没有完成这个鉴定。其后，这盒录像带辗转交到了中国野人考察学会秘书长李建的手里，在李建去世后，他的女儿李爱萍发现了这盒录像带，并公之于众。

这已经是1997年了，“猴娃”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广泛关注。为了对“猴娃”的身份做出科学鉴定，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袁振新研究员带领一个科研小组前往长阳，希望采集“猴娃”和他父亲的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但非常遗憾的是，“猴娃”和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

袁振新带领团队在野外考察

两次鉴定都无果而终，这意味着通过科学手段对猴娃父亲是否“野人”的探究成了“悬案”。

袁振新带领的调查小组了解到，当地历史上有过野人的记载，但是，“猴娃”曾繁胜生于1956年，那时候当地周边已经没有原始森林，也没有发现过野人，调查组最后认为：不存在猴娃母亲被野人抓走的事实。

对于这样的判断，王方辰无疑是不满意的。最准确的判断无疑是DNA鉴定，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03 执着的王方辰，11年后全程参与挖出“猴娃”的遗骨

王方辰是个执着的人，1986年他第一次拍摄“猴娃”曾繁胜，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断地去了解古猿、古人类、“野人”与现代人之间的联系，解读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些问题。一开始他只是好奇和感兴趣，渐渐他就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变成了自觉的探索行为。

王方辰

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有些“精神不正常”了，但王方辰认为：“我的性格是：凡事喜欢认真，总以为下功夫才能出结果，既然过问了，就一定要问个底儿掉：要探索，就探索个水落石出。”

1997年11月，鉴于“猴娃”的事已经在报刊上引起广泛关注。由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猿人博物馆前馆长，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主任袁振新教授亲自带队，前往湖北长阳县曾家坡曾繁胜的家，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曾繁胜的家属协商，挖掘出曾繁胜的遗骨进行科学研究。

袁振新全程参与了对“猴娃”遗骨的发掘

曾繁胜的二哥曾繁龙热情接待了考察组一行。当年关于“猴娃”的问题，他的父母都闭口不言。后来曾繁胜和他的父母都去世，曾繁胜的家属也就没了忌讳，对考察组详细介绍“猴娃”的有关情况。

曾繁龙说：

曾繁胜小时候很多情况与兄弟们不同，尤其是他的哭声，母亲杨大福为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犬子”小时候手心有毛，姐姐曾繁英还给他揪下来过，这让“犬子”大哭，为此二哥还打了曾繁英。

因为曾繁胜的缺陷，家里的兄弟姊妹们都特别关爱他。为了不让“犬子”受欺负，二哥曾繁龙每天上学时都背着他。“犬子”长大后没有生活能力，食量又大，给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很多困难。1987年，曾家的老母亲因病去世，照顾曾繁胜的任务就落在弟弟曾凡明的身上。曾繁胜的最后几年，都是由曾凡明照顾的。

考察组又找到曾凡明。他一眼就认出11年前给他家拍录像的王方辰。曾凡明讲述道：“猴娃”哥哥去世前患了肠胃上的疾病，经常拉稀，搞得家人苦不堪言，后来因没有医治过来而去世。

当王方辰向曾繁胜的家属表明，希望能挖掘出曾繁胜的遗骨，运往北京进行科学研究时，曾凡明和曾繁龙都一口答应。土家族的民风十分淳朴，待人热情。兄弟二人说：我们愿意移风易俗，把亲兄弟的遗骨捐献给国家，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的科学意识和责任感令考察组十分感动。

发掘“猴娃”遗骨

挖掘“猴娃”遗骨的工作在第二天进行。曾家兄弟协助挖掘。不多功夫黑色的棺木露出来，没有完全腐烂。两名摄像师在一旁录像。当棺材打开时，曾繁胜的遗骨赫然摆放在那里。取出遗骨的过程很顺利，最后经过袁振新教授清点，唯独少了一块小骨头，四处寻找都没有，最后只能放弃。

王方辰与“猴娃”的哥哥曾繁龙（右）

整个发掘工作只用了4个小时。

挖掘“猴娃”遗骨

挖掘组在曾家吃过午饭后，曾繁龙叫来几个村民，协助工作组把装备背下山去，从而完成了这次挖掘。

从1986年王方辰第一次拍摄“猴娃”，到1997年挖掘出“猴娃”的遗骨，已经过去了11年时间。

04 专家对“猴娃”的遗骨进行分析，贾兰坡：“这东西还真有点邪门儿了！”

“猴娃”曾繁胜的遗骨运回北京后，考察组很快邀请了古人类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病理解剖专家、遗传学家，还有遗传基因物质DNA鉴定的权威部门参与，经分析后，所有专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不赞成他是“野人”的后代，没有那个可能。遗传学家从理论上认为，所谓的“野人”与人是可以有后代的，但传说不能得到确认，自然也就谈不上他是“野人”的后代。

专家研究，曾繁胜的遗骨主要有6点异常：

第一，脑容量与正常人相差太大。人的正常值大约是1400毫升，而曾繁胜的脑容量只有671.9毫升。由于脑容量小，必然造成他智力低下，连语言功能也没有，也不知道冷热，只会简单地哭笑，生气时拍胸脯。

“猴娃”头骨与正常人头骨的对比

第二，眉弓粗壮，很像中国早期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

三种头骨的对比：左侧为正常人头骨，右上为现代猩猩的头骨，右下为“猴娃”曾繁胜的头骨

第三，枕骨不发育，枕平面与猩猩差不多。

第四，脑颅很低，额骨窄小不发育。

第五，臼齿与正常人相比也有差异，正常人臼齿是第一大于第二，第二大于第三，而曾繁胜头骨的臼齿排列顺序正好相反，而猿恰好是按照这种规律排列的。

第六，锁骨与正常人相比，长出大约4分之一，胸椎为三角形。

上述6个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专家们很大兴趣。专家们认为，单纯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这种异常情况很难解释，即使定义为曾繁胜患了“小脑症”，那么造成他这种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专家对“猴娃”曾繁胜的头骨进行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专家认为，应该做基因DNA的分析。但DNA鉴定需要有曾繁胜父母的DNA物质和资料，而曾家的父母都已经去世，无法提取到样品，而他兄弟姊妹的样本只能做部分比较，不可能得出准确结论。

贾兰坡仔细查看“猴娃”曾繁胜的头骨

对于“猴娃”曾繁胜的头骨，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仔细查看了很久，说道：“这东西还真有点邪门儿了！”

王方辰问道：“如何给曾繁胜这种情况下结论？”

贾兰坡说道：“这结论很好下嘛！就这么个情况，把它描写清楚，对将来的研究很有好处，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参加分析研究曾繁胜遗骨的专家表示，这件事的积极意义在于：找到了一例极其罕见的人类异常病例，能够追踪调查10余年，既有生前活体的录音录像，有家属和亲属们所做的介绍，又有去世后取到的完整骨架，可以供今后医学研究和参考，这种完整的历史资料和实物标本都是非常珍贵的！

结语

自从上世纪90年代，王方辰拍摄的“猴娃”录像公布后，关于神农架是否有“野人”的报道就经常见诸报端。当时神农架相关管理部门也发布了一个悬赏：假如有抓住“野人”活体的，奖励50万元，搜寻到“野人”尸体的，奖励10万元，获取“野人”存在关键证据的，奖励几万元不等。但很遗憾的是，虽然出现过很多“目击者”，有过很多传言和故事，但从来没有真正抓获过一个“野人”。科学考察和研究讲究的是事实与证据，抓不到一个“野人”的活体，就无法证实“目击者”以及各种传言的真实和准确，也就无法证实神农架是否有“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