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性生活什么样?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大约不太知道。可是我们却都知道，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众多男人对皇帝的性生活艳羡不已，却不曾思考皇帝的性生活是否真的健康和幸福，以及这种艳羡下的深层心理动机。

拥有“后宫三千”不等于幸福。从表面上来看，皇帝的这种“性独霸”和“性垄断”是来源于动物界的“性独占”，也就是在一个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占有所有的雌性。或者说，皇帝在发挥雄性动物的本能方面，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其实不这么简单。“幸福”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述。只有被皇帝“幸”了的女人才是“福”，皇帝去“幸”别人时自己却不一定是“福”。因为皇帝的这种“性独霸”仅仅是为了子孙满堂而且个个血统纯正。在儒家最早的典籍里，已经把这个目的说得清清楚楚，却只字未提皇帝本人的性快乐。

换句话说，别看皇帝似乎享有最大限度的“性自由”，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精子提供机”。他的一切性活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履行敷衍后代的义务，只不过是在为“万代江山永不变色”而全力以赴。

皇帝们都早婚早育。中国宫中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大多数是在13岁至17岁之间。几乎所有的皇帝、小皇帝、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临幸过女人，有着熟练的性经验，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

西晋的痴愚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在做太子的时候，13岁时结婚。在司马衷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派后宫才人谢玖前往东宫，以身教导太子，让太子知道男女房帏之事。谢玖离开太子的东宫时，已经怀孕。谢玖后来在别处宫室生下一个儿子。几年以后，太子司马衷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晋武帝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他大为奇怪。同样，北魏文成帝拓跋浚17岁结婚，但他13岁时刚步入青春期便已临幸了宫女，14岁就做了父亲。

清代宫中明文规定，皇帝在大婚之前，先由宫中精选八名年龄稍长、品貌端正的宫女供皇帝临御。这八名宫女的名分一般是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即司仪、司门、司寝、司帐。清代宫中的这种规定，目的是使皇帝在婚前对于男女房事取得一些经验，以便在和皇后一起生活中不致窘迫慌乱，能够从容不迫。

如果皇帝“沉溺后宫”，就会有许多忠臣来喋喋不休地冒死直谏，还会搬出圣人的教诲和祖宗的章法来，直到搞得皇帝不胜其烦，最终不得不浪子回头。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虽然没有一个凡人能够制止他，但是按照儒家的说法，他就会“纵欲亡身”或者“荒淫丧国”，受到“上天”的惩罚。当然，这其实是胡扯。“亡身”不在于“纵欲”而在于乱“补”乱吃药：“丧国”则是诸多历史因素的杰作，与皇帝本人的性生活一点边都不沾。

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其实最不自由和最缺乏情感色彩的“性制度”之中，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发生阳痿或者对性生活不感兴趣，而且不见得比那些“纵欲之君”少。如果是这样，那么满朝文武就会如丧考妣，千方百计地给皇帝治病，甚至不惜把他给治死。

直到如今，市面上的许多“壮阳药”都或明或暗地、转弯抹角地宣称自己来自“大内秘传”，就是拉这个大旗做虎皮。只不过历朝历代的奴才们绝口不提皇帝被治死的事，反而把这一恶果强加到《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身上，这大约也是一种欺软怕硬吧。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自幼长于深宫，当他还是十二三岁稚童时，就已开始性生活。长期的淫乱生活，招致了物极必反的结果，导致他患有严重的阳痿。溥仪的性无能越来越严重，他一直在想方设法治疗自己阳痿的毛病，不断地服用各种各样的补药。伪满期间，他甚至睡觉前都注射德国“司保命”男性荷尔蒙激素。起初每天注射两毫升，后来逐渐增加到8毫升、10毫升，然而并未见效，反而虚弱得走几步就喘，眼睛怕见阳光。这种难于启齿的秘病，使溥仪对自己的后妃产生一种变态心理，由冷漠发展到歧视、反感。皇后婉容因长期生活空虚，心情苦闷而精神失常。淑妃文绣由于“事帝九年，未蒙一幸”而与溥仪绝然离婚。在获得特赦以后，溥仪也曾尽量想法治疗性无能的毛病，可惜为时已晚，痼疾未能得到根治。

总而言之，尽管皇帝的性生活可能真的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那只不过是最纯粹的“唯生殖行为”和最彻底的“性的政治化”。他自己的性感受其实并不重要。所以，除了唐明皇之外，中国历史上的100多个皇帝老儿，几乎没有一个曾经有过哪怕是勉强说得过去的爱情。这，害得现在还在给皇帝捧臭脚的某些文艺界人士，不得不胡编乱造出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企图给皇帝造出“情种”的光环。这恐怕已经退回到孙中山以前的时代去了。

在中国男人的心目中，皇帝的性生活被认为“应该”是个什么样?也就是说，皇帝的性生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在皇帝完蛋将近100年之后，仍然能够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好奇心?

一般人认为，皇帝性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外加“三千宫女”，也就是“多多益善”。可是，这有什么出奇的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对于时下某些“大权”与“大款”，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三千宫女”邪乎了一些，但是如果把“性服务小姐”也拉来凑数，恐怕也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中国男人对于皇帝的性生活的羡慕，实际上并不在于占有的女性人数多，而在于隐藏在背后的一些东西。

首先，皇帝的“多多益善”是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既不需要弄权，也不需要花钱，更不需要偷情。也就是说，皇帝在占有女人这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是最小的。简直就是“无本万利”。尤其是，他根本不需要害怕什么道德压力和舆论监督，更不必去争论如何修改婚姻法。这大概才是皇帝性生活的第一大的吸引力。至少时下那些正在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的“二奶”的男人，那些正在因为嫖资超支而心痛不已的男人，可能都会由衷地感叹道：还是皇帝好啊!

其次，皇帝的女人是从哪里来的?是“普选天下”来的，是纯纯粹粹完完全全的“占尽天下美色”。谁敢不从，必是大逆不道和犯上作乱。这可太让那些号称“房子不在于有多少平方米，而在于藏了多少娇娃”的“大权”和“大款”们、那些巧立名目“选美”却又“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酸男人’们，嫉妒得快心绞痛了。

第三，皇帝在众多的女人里，想挑哪个就挑哪个，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他既不用担心被指责为喜新厌旧，也没有什么始乱终弃。他有“性自由”。看看时下的“大权”与“大款”们，官再大、钱再多，这种“自由”也仍然是多么地可望而不可即啊。

第四，皇帝的女人们不仅百依百顺，而且往往认为被“幸”了才是“福”，往往真心实意地“谢主龙恩”。因为她们一旦被“幸”了，身份地位马上暴涨。万一怀了“龙种”，可就一步登天了。她们对皇帝当然是忠心耿耿，日月可鉴。这可真是天大的福分。君不见：时下的一些“大权“和“大款”，不仅时常被“小蜜”的撒娇耍泼搞得焦头烂额，而且一旦东窗事发，他们的命往往就坏在“小蜜”的一句供词上。

皇帝的性生活有专门机构管理。明朝管理皇帝卧房事务的机构称为敬事房，最高的负贵人称为敬事房太监，其任务是安排、记载皇帝和后妃性交。在皇帝和皇后性交时，敬事房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月、日，以作为受胎的证据。皇妃和皇后不同，皇帝所宠爱的妃子都各有一张绿牌，即末端染绿的名牌，在侍候皇帝吃晚饭时，敬事房太监会把十几张或几十张名牌置于大银盘中，和晚餐一起端到皇帝面前，等皇帝餐毕，他就跪在皇帝面前听候指示，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说一句“退下”即可。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性生活，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放回银盘。

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名牌交给别的太监，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沭浴，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皇帝就寝的时间到了，他就脱去妃子全身衣服，用羽毛制成的毛衣襄住她赤裸的身体，背她入皇帝的寝宫。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暗藏武器带入皇帝寝宫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然后，敬事房太监和另几个太监就守候在皇帝寝宫外面，等候皇帝过性生活结束，如果规定的时间到了，太监就会高呼“时间到了”，皇帝如果没有回声，他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同时，敬事房太监要记录年、月、日，以作为日后受胎的证据。生孩子与否，对妃子日后身份的高低有很大影响。

正因为皇帝的性生活被想象成这样，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男人看来，当皇帝大概是最高梦想了。这梦想，不仅仅在于大权在握，威仪四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性的“自由自在”。也就是说，在中国男人对于人间极乐世界的憧憬当中，性一直占据着至少是第二重要的地位。

也恰恰是因此，在历史上的现实生活里，中国的社会制度才一直仅仅允许皇帝一个人实现这一梦想，因为这种性的“天堂”，只有至高无上的那个人才有资格去享有。反过来，尽管其他人也许可以靠权力或者金钱而妻妾成群，但是如果想来个性方面的“洪福齐天”，那可就不仅仅是杀身之祸，恐怕要被灭九族的。

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看出，现在那些仍然在“金屋藏娇”甚至“海纳百川”的“大权”与“大款”们，决不仅仅是“性乱”。他们是在模仿皇帝，是在以此证明自己所拥有的巨大权势，是在谋取一种“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政治地位，是向191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挑战。报章上的无数案例都表明，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在性以外的各个方面，无不厉行封建制或者独裁制。一旦他们攀升到某一级的权力顶峰，无不成为“土皇帝”。他们并不是为了“性乱”才去弄权的，而是踌躇满志地“以权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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