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不过，鲁迅在世的时候，跟文坛大部分的人都吵架，和不少人反目，他的作品也一度是政府的禁书。但是当他去世时，文坛却暂时统一，大家都来纪念他、称赞他，跟鲁迅反目的人也都说他是民族魂。在每一个时代，鲁迅都可以被很多人所用。而鲁迅自己也早有预言：“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一书中，学者许子东就此谈起关于鲁迅生前身后的种种不同评价与研究，关于鲁迅何以为鲁迅。“从理论上讲，鲁迅就是‘五四’的方向，鲁迅的影响就是‘五四’的影响。当然，这是教科书式的结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许子东认为，鲁迅不像胡适、陈独秀等人，一面做文学，一面做领袖，一面做教授，很风光。鲁迅在教育部当着小官员，规规矩矩地抄着古书，脑子里却想着古今中国。这使人想起卡夫卡。卡夫卡的正职是保险公司的职员，但是他写出了《城堡》这样可以概括整个现代官僚社会的著作，影响了西方整个二十世纪。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许子东 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6月版

（一）“永远正确”的鲁迅

关于鲁迅的评价

讨论“五四”的意义之后，再看鲁迅的作用。第一，鲁迅用白话做了小说的实验，最早而且最成功。第二，鲁迅也批判礼教吃人。第三，鲁迅也启蒙。这里有点不同，鲁迅说了他是“遵命”启蒙，是听别人的将令，也就是说并不完全是他的本意。遵谁的命？遵陈独秀，遵胡适，你们说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第四，鲁迅坚定地相信进化论。

从理论上讲，鲁迅就是“五四”的方向，鲁迅的影响就是“五四”的影响。当然，这是教科书式的结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知道，庙里的神像，每个时期都会被人涂上新的油彩。鲁迅还在世的时候，跟文坛大部分的人都吵架，鲁迅骂过的人多过他赞的人。但是当他去世时，文坛暂时统一了，大家都纪念他是民族魂，这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最大的一次出殡。鲁迅去世以后，跟他反目的人都来称赞鲁迅。

这里稍微讲讲鲁迅研究史。最早称赞鲁迅的是瞿秋白。瞿秋白是陈独秀之后的共产党总书记，但他没做多久就被批评为错误路线下台了。那时他躲在上海，和鲁迅成为朋友。瞿秋白说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这里他给鲁迅三个定位：一个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鲁迅家里原是有钱的，他是背叛出来的；第二，他是“绅士阶级”，其实讲的就是资产阶级，但他又是他们的叛徒；第三，他是浪漫的革命家的好朋友，却是说实话的好朋友，这些浪漫的革命家指的是创造社、“左联”一些人。这是对鲁迅最早的评价。

对鲁迅最关键的评价，是在他去世几年以后，毛泽东说的一段话：“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三个“伟大”，五个“最”，这样说过之后，鲁迅的地位就彻底奠定了。甚至在台湾，都很少人说鲁迅不好，但他的作品一度是禁书。

小时候的印象，“文革”时什么书都不可以读，唯独鲁迅的书可以读。那时读的书是一九七三年版的《热风》，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既然“文革”时什么书都不能看，怎么论证鲁迅伟大呢？原来鲁迅和“左联”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吵过架。这四个人当时负责和鲁迅联络，是“左联”的领导，鲁迅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四条汉子”。所以，在“文革”时，人们就说鲁迅早就看穿了“四条汉子”的面目，而这四个人一直被重用到一九六六年。说起来，鲁迅眼光厉害，早就知道了他们有问题。

“文革”结束，要批判“四人帮”，鲁迅又起作用了。据说张春桥十几岁时喜欢写诗，笔名叫狄克，写了一首爱情诗，里面说到猫。但是鲁迅不喜欢猫，尤其是他住的地方，猫老在那里叫春。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散文《狗·猫·鼠》，就是讲这件事。也许，他就是不喜欢张春桥的诗。当然了，鲁迅非常“英明远大”，在一九三六年就写了一篇文章，说狄克这个人很不好。“文革”后我就看到有篇文章，说鲁迅“火眼金睛”，一早就拆穿狄克的阴谋。

所以，鲁迅“永远正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思想启蒙，要唤醒民主意识，鲁迅当然又是反专制的旗帜。九十年代中国出现商品化了，很多人经商，有些知识分子不满意，要骂商人。钱理群说他在北大开课，学生们最喜欢鲁迅骂梁实秋，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被很多人所用。鲁迅自己其实也早有预言：“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关于鲁迅的研究

关于鲁迅的研究，我这里带来一些自己的书，你们看看：丸山升的《鲁迅·革命·历史》，藤井省三编的《鲁迅事典》。在“文革”以前，中国最流行的研究鲁迅的书，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这本书是比较左的，是从政治上讲鲁迅的战斗，但核心观点影响很大：“鲁迅是现代中国号召思想革命和坚持战斗现实主义最英明、最强毅的先驱人物。他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要求进步，渴望光明的意志最集中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往前发展和走向深入的最明确的反映。”

日本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竹内好，也是专门研究鲁迅的，他的成果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的鲁迅研究，是研究中国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代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迅研究的成就的，是陈涌，他是“文革”后中国文艺评论界的左派代表人物，很有影响力。“文革”以后有一位学者叫王富仁，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后来到汕头大学做教授，学术界对他的评定，是“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这是很高的评价。

还有李欧梵英文的《铁屋中的呐喊》，这本书在观点上受了夏济安很大影响。夏济安讲过一个故事：隋炀帝时，李世民召集各路好汉造反，结果事情败露，只好逃走。隋兵想用一个铁闸门把他关住，这时，一位侠客用身体把铁闸挡住，让好汉们都逃走，自己反被这个铁闸轧死了。夏济安还引了鲁迅的话：“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论述鲁迅的核心意象，就是“黑暗的闸门”，他说，鲁迅觉得他要做的事就是扛住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去到一个光明的世界，而他自己是要被闸死的。这是夏济安最基本的观点，鲁迅是这么一个英雄。那么，这个“闸门”是什么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内心的悲观主义。就是鲁迅身上背负的这两个东西，使他走不远；但是，他愿意让年轻人走。这是夏济安最基本的观点，鲁迅是这么一个悲剧的英雄。这也是一个进化论的观点。

《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 著，尹慧珉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八十年代后的鲁迅研究，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汪晖，他写了《反抗绝望》。汪现在比较有争议，被认为是新左派理论的代表。他其实也受了夏济安的影响，不是只强调鲁迅的战斗性和光明面，而是注重分析鲁迅的“黑暗面”。鲁迅有一句话很有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绝望的，所以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可是怎么证明你绝望呢？就像没办法证明有希望一样，也没办法证明一定是绝望；我没办法说将来一定会更好，但我也不可以说将来一定会更坏。这样的话， 今天听来还是令人怦然心动。所以鲁迅要反抗绝望。还有钱理群，是很有激情的鲁迅研究者，他在北大开鲁迅专门课，很受学生欢迎。另外，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写《鲁迅传》的朱正，等等，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大部分都会研究鲁迅。鲁学和红学，是中国的两门显学。

（二）从周树人到鲁迅

人生中的几件大事

一百年前，鲁迅也是八○后，他比陈独秀小两岁，浙江绍兴人。相对来说，鲁迅的生活经历是比较简单的，不像其他作家。比如，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又在台湾做“中研院院长”，解放军包围北平时，最后时刻傅作义给他留了一架飞机，让他和陈寅恪一起离开北平，经历过很多大起大落的事情。再比如郭沫若，他是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撰文讨蒋，流亡日本；一九三六年被蒋介石原谅，回国担任抗日高官；建国后做了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一直是政治地位很高的作家。郁达夫没官做，但爱情风风火火，最后在南洋当翻译被暗杀，很是浪漫传奇。相比之下，鲁迅的生平一点也不传奇，但研究他生平的著作是最多的—因为他的精神历程，最能体现现代中国的精神历程，直到今天还是。鲁迅的生平，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有个说法，认为人应该“士、农、工、商”什么都做做，鲁迅却工、农、商都没做过，一直是士。

关于鲁迅早年的生平，有两件事我要重点讲。竹内好讲到鲁迅生平，提了三个疑问：一是祖父去世与鲁迅父亲生病的影响；二是鲁迅跟羽太信子的关系；第三，到底周氏兄弟之间出了什么事情。后两件事可能有关联。

鲁迅人生的转折点是十三岁，这一年，祖父出事，父亲生病。他祖父是一个官员，出了什么事呢？鲁迅的回忆里也语焉不详。一般认为是科场舞弊。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文明的重要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维持社会公平、政治清明，使得下层寒门人士能够有向上阶梯的一个重要途径。即便到了社会腐化堕落如清朝，科举制度还是非常严格，科场舞弊是死罪。祖父一出事，鲁迅父亲被革了秀才，然后生了病。三年以后，他父亲去世，只有三十六岁，这一年鲁迅十六岁。

这三年，对鲁迅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整天去买药，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去当铺换钱。在少年周树人看来，去当铺是非常失尊严的。药里面还有叫药引，是蟋蟀。蟋蟀不贵，贵的是要原配蟋蟀。鲁迅就特地把它记下来，这种胡说八道骗病人的钱，害得他家破人亡。他当时觉得，中医是庸医，骗人误国。当然，这个看法是偏激的。

鲁迅人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日本留学时在课间看了一段幻灯片。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很详细的描写。幻灯片讲日俄战争期间，一个中国人被认为是俄罗斯人的间谍，因此被日本人杀头。但是不光杀头，还要找人去看，围观的是中国人，被杀的也是中国人，可那些看客表情非常麻木。从那天起，鲁迅就觉得做医生没用。本来他要做医生救国的，可如果国民的精神是傻的，身体再健壮又有什么用？照样被人杀头。于是鲁迅要弃医从文。

后来美国汉学家周蕾研究中国文学与视觉艺术的关系，就从鲁迅看幻灯片入手。日本有学者去仙台，在学校档案里怎么也找不到鲁迅讲的幻灯片。竹内好从鲁迅写的《藤野先生》里又发现，其实他还受了别的刺激，有别的屈辱，并不是完全因为爱国才弃医从文。而且，还考证出他的医学成绩不怎么好。但是，藤野先生后来在回忆里又对他很寄托希望。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有一段话，说到藤野先生劝他将来好好做事：“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这句话，鲁迅还把它记在心里一生。

在日本从文完全不成功，鲁迅和弟弟编了《域外小说集》，销路很不好。回国后，鲁迅就做了教育部的官员，抄古书。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八年，是鲁迅身体、精神最好的时候，整天抄古书，收入也不错。很多人说鲁迅之所以深刻，跟他抄古书的经历有关。鲁迅不像胡适、陈独秀那些人，一面做文学，一面做领袖，一面做教授，很风光。鲁迅这种在教育部的官员，规规矩矩地抄古书，脑子里却想着古今中国。这使人想起卡夫卡。卡夫卡的正职是保险公司的职员，写出了《城堡》这样可以概括整个现代官僚社会的著作，影响了西方整个二十世纪。

《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鲁迅 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铁屋”启蒙的悖论

后来，《新青年》的钱玄同来找鲁迅约稿，说我们办了一个杂志提倡白话，有胡适、陈独秀等支持，但也没什么好的作品，听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所以请你来写写。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一段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个比喻，后来李欧梵用来概括鲁迅，书名就叫《铁屋中的呐喊》。这是鲁迅一辈子创作的核心，也象征了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今天看这个启蒙的悖论，有三层意思：

第一，鲁迅的开窗启蒙成功了。在民国期间，中国大约有四亿五千万人，小学以上水平的有二成多，其中也许有十分之一的人读《新青年》、鲁迅、郁达夫、巴金。换句话说，只有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而恰恰是这百分之二改变了中国的方向，引导了中国的变化，少数人启蒙了大多数人。鲁迅“开了窗”，毛泽东和邓小平“开了门”。

第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启蒙了，唤醒群众了，可是隔了若干年，无数的群众陷入了另外一种昏睡。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在“文革”中被打，后来自沉于太平湖。打老舍的就是某中学在广场跳孔雀舞的纯真少女们。今天回头看，官方都已做了定论，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造成了中国的十年浩劫。可是在这十年浩劫当中，我们的广大民众是被唤醒了还是又一次昏睡？有多少人选择性集体失忆？今天的读书人，比如钱理群、李泽厚、夏济安等很多人都觉得鲁迅的事业没有完成，还要继续做。当然，更大的意义是在文化层面。

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机器，把全国所有的网络直播都放在同一个屏幕上，会看到什么？绝大部分是一些网红，说皮肤，说口红，下面有很多点赞。在这个大众化的“小时代”里，严肃节目的点击量是非常边缘、非常有限的。假如鲁迅还在世，不知他的微博有多少点击率。我大概查过，看谁的微博粉丝最多，第一名姚晨，第二名赵薇，第三名谢娜，两三千万粉丝。她们的微博在讲些什么？“我的一个扣子掉了”，下面几千回贴；“头发最近又染了一个颜色”，又是一群粉丝。在文化的意义上，今天是不是还是很多人处在鲁迅所讲的状态，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睡觉。这是第二层意思。想想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早有悲观的预言。

第三层，可是，你到底是谁？有没有资格启蒙别人？鲁迅的意义是大家都在睡着，他醒着，这叫世人皆醉我独醒。我们都是相信他的。如果比喻成“中毒”，我们都是中了鲁迅的“毒”，现在给同学们上课，我相信我说的是对的，希望能影响你们。同学们可能嘴角一撇：你讲的那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要是换马云来，大家精神就好起来了。在香港，甚至北京、上海，李泽厚没人知道，李泽楷个个都知道。

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概念一部分是从法国的卢梭、伏尔泰来的。现在，中文讲“启蒙”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第一个老师，就是开导“蒙昧”。父亲，母亲，或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总之是最早教你知识的人。第二个意思，是在你已经懂得很多之后的某一天，有一件事、一个人、一句话，“啪”地一下，把过去不明白或者误解的问题全解开了，把你过去崇拜的东西摔碎了。这样的一个火花，在禅宗叫“棒喝”。东西都在，你看不见，划一个火，山洞里的东西就全看到了。

法国革命的基础是启蒙运动，卢梭讲天赋人权，伏尔泰讲自由平等，狄德罗讲理性崇拜。康德的一个总结很有名，他说法国启蒙主义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人和人的智力、财力、能力天差地别，但是差距再大，一个人也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人跟人的差别可以巨大，比如智商、情商可以差一百倍，财产可以差一亿倍。比如比尔·盖茨的财产比我多一亿倍，但是我今天这样讲话，他不能要求我不这么讲话。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化基石，这是一人一票制的哲学基础。

再回头看鲁迅的“铁屋”启蒙，会不会有人怀疑启蒙者的权力？怎么肯定世人皆醉我独醒？谁来判断什么状态是醉、什么状态是醒？“忧国忧民”，夏志清的英文直译是“为中国痴迷”，obsession with china，会不会是“执迷不悟”呢？所以，关于鲁迅的“铁屋”比喻，可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这个意象隐喻了整个现代中国文明的解放史；第二，“五四”过去一百年，我们需要继续启蒙的精神；第三，要用现代民主观念来反思“五四”的启蒙。

本文经理想国授权摘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作者：许子东

编辑：杨司奇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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