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细节还原宋朝#

前言：

相信大家看过很多关于宋朝岁入上亿两白银的文章，有些水平较高的文章还煞有其事的找到了出处，

比如曾巩在《议经费扎子》说道：“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比如《宋史•食货志》记载道：“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

这些原始资料的出现，就让很多人认为直接宋朝的每年财政岁入超过一亿两白银，最高数值定格在一亿六千万两。而明朝低的时候只有五百万两，宋朝是明朝的几十倍。

看着很厉害不是，文章没吹牛，确实有正史资料证明这个数字是对的。

那食堂就直接给个对比数据，灭了北宋的金国，其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是3亿，相当长一段时间超过2亿，数据比宋朝还高。

而且，仅从数据上看，南宋财政收入也比北宋高，而且高出一倍。

是不是很冷？

一、统计单位搞错了。

之所以会有人认为宋代财政收入上亿两白银，是因为他们以为宋朝财政收入是以贯做单位，然后他们想当然的认为一贯铜钱等于一两白银。

于是他们得出一个著名神论，宋朝每年财政收入过亿两白银，远超于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财政收入最多的朝代。

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就出在宋朝财政收入的统计单位不是多少两白银，也不是单指多少贯铜钱！

《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朝所有信史，都没有“一万万贯”、“一万六千万贯”这样的记载。

因为宋朝赋税是实物税收和货币税收并行的，并不像后世明清一样，直接以白银计量；更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交税直接交人民币，该交多少，交多少，一分别少不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宋朝赋税是指铜钱、金银、绢帛、谷米、草料等物资的总和；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也是这些东西的总和！

其中铜钱以贯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布帛以匹计，谷米（粮食）以石计，草以围计等等，其他各种物品都有各自的计量单位。

由此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就成了“石缗匹两围……”

《宋史·食货志》曾明确指出，宋朝税物种类繁多，总共分四类：谷、帛、金铁、物产，其中谷又分七类，帛分十类，金铁分四类，物产分六大类。

以宋太宗至道三年为例，该年宋朝收入为：

“谷二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硕，钱四百六十五万余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余疋，紬、絁二十七万三千余疋，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余斤，刍茭三千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围，薪二十八万束，炭五十万秤，鹅翎、杂翎六十一万余茎，箭干八十七万只，黄蜡三十余万斤，此皆踰十万数者，他不复纪。”

再以宋真宗朝天禧五年为例：

“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获钱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余贯，金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丝四百一十七万二十余两，绵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一千余两，绢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余匹，紬九百四十一万五千余匹，绫三十四万四千余匹，絁一十三万七千余匹，纱縠二万五千余匹，锦绮二万八千余匹，布三百五万七千余匹，茶七十六万余斤，盐一十六万三千八百余石，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万余斤条片颗，竹木、箔三百六十余万条片，五谷二千九百八十三万余石，草三千万余围，木炭、薪蒿三千余万斤束。”

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

看看上面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如果按这个统计方法，明朝弘治八年财政收入是：

粮共两千七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九石六斗；布帛一百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疋，绢十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七疋三尺四寸五分，丝三万六千七百三斤七两五钱，绵二百六十五万两千九百四十六斤五两三钱，棉十三万一千二百斤；草三千九百八十四万六千九百围；户口钞八千八百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八十二贯；杂课钞七千三百九十二万五千十九贯；金银课共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两。

零零总总加起来，明白财政收入也能达到两亿七千多万，这个数据也能远远大于宋朝

所以这样一锅大杂烩，其实没什么意思。

我们总不能说，收一万围的草，也能当成一万贯铜钱吧？

就算要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折算成铜钱贯，等用什么样物价标准核算呢？

这个问题连宋朝人自己也搞不清，于是一锅烩，大家一起上吧，省得麻烦。

这样一来，就让这个宋朝财政收入数据大量注水。

二、宋朝财政收入有多少。

如果我们要比较直观的看宋朝财政收入，就需要一份以钱贯计算的宋代财政收入清单。

说什么来什么，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他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了北宋财政收入一份清单。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

在这个记载中，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是熙宁—元丰年的6000余万贯缗钱。

因为当时宋神宗正进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极大的增加的朝廷财政收入。

后来宋哲宗继位，来了场元祐更化，废除新法，于是元祐年间朝廷财政收入降到了4800余万贯缗钱。

这个数据可靠不可靠？非常可靠。

因为当时北宋朝廷委任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对财政收入进行了一次汇总，苏辙还因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序》，一篇《收支叙》，一篇《民赋叙》。

在《收支叙》中，苏辙列出了元祐初年的户部收入数目：

“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这两个数据高度吻合，足以证明其可靠性。

如果我们按程民生先生著写的《宋代物价研究》标准，将苏辙列举的金、银、绸绢、米谷等物都折算成缗钱（草的价值较低，忽略不计）。

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能有个7000万贯缗钱。唉呀，距离岁入亿贯还差一点啊！

三、宋朝地方收入。

那么有人就问了，这只是宋朝中央统计的收入，地方收入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宋沿唐制，将天下正赋收入分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

“上供”，就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由中央委任的转运使解运京师入库，内容包括传统的正税夏秋两税、榷货、金银课利等钱，后来王安石变法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常平、免役、坊场等钱；

“留州”与“送使”则是中央留给地方的地方经费，内容大概有“军资库钱”（留州）、“公使库钱”，宋朝人称为“系省”，即隶属于尚书省、留置在地方的财税收入。

但是和唐朝不同的是，“留州”、“送使”虽然留在了地方，名义上归属地方，但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就有了财政自主权。

苏辙曾说道：“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也曾说道：“祖宗之制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定数不敢擅支。”

司马光更是直言不讳的道：“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

因为地方上这些钱的所有权归属中央，原则上地方不得随意征用，有多少，用多少都必须请示中央，地方上完全没有自主权。

大宋中央将地方什么都收了，只留下地方一地鸡毛。

就在宋神宗进行变法，大宋中央财政收入达到鼎峰之际，当时大名鼎鼎的苏轼被贬杭州，担任杭州通判。

苏轼发现杭州的府衙、宿舍、仓库破败不堪，根本没法看，他就想修房子。

苏轼精打细算，装修费用要四万贯，可偌大的杭州，竟然拿不出这笔钱来，得上表管朝廷要度牒（度牒是宋朝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 凡有牒的僧尼可以免征赋税徭役。于是宋朝官府经常出售度牒，成为官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这可是杭州啊，居然连四万贯都拿不出来，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说在大宋地方收入真是不够看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大宋的财政收入，就得看中央财政收入，中央多少，大宋财政收入就大概有多少。

四、另外一本账。

现在又出现个问题，司马光所说：“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又多出个司农寺？是不是大宋中央还有统计到的收入呢？答案是对的，真有！

这个司农寺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北宋的财政管理是分成两个系统。

第一个财政系统是三司（元丰改制后改为户部左曹）——各路转运司——州县长官——市镇税官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

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中央部门是三司。

三司是宋朝在元丰改制之前的全国最高的财计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三司使，有计相之称，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天下的财权，我们前面看到的中央财政收入就是三司统计的。

而第二个财政系统是司农寺（元丰改制后为户部右曹）——各路提举常平司——各州通判——县丞，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

第二个财政系统最高中央机构是司农寺，司农寺有意思。

起初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司农寺只掌

“供籍田九种，大中小祀供豕及蔬果、明房油，与平粜、利农之事”，

算是一个在京城办公的慈善救灾机构加祭祀机构，手上掌握的钱非常有限。

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司农寺开始扩充职能。

“在京东西、河北、河东、陜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三二十贯，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司农寺竟然可以从大州收到一两万贯，小州二三十贯的钱财。

蚊子虽小，但也是肉啊。

司农寺手头上增加的钱不多，但发生了质变，产生了一个有中央向下延伸，垂直管理至各路的理财体系。

到了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宋朝出现了一个严重现象，地方上的产生了大量无人耕种的荒田、绝户田。

这些田都被地方官中饱私囊，给贪污了，卖了。

当时时任枢密使韩琦建议，将这些田地都留下来，招募农民耕种，并将收获的粮食按大概百分之十的比例，存放在一个新建立的固定的官办仓库里，用来资助城中无以自养的老幼病残，这就是广惠仓。

然后广惠仓由提点刑狱司（俗称“提刑官”）和司农寺共同管理（不过年底需要将各类进项与花销上报三司）。

这一下司农寺又有了一大笔收入，腰包迅速鼓了起来，权力大增，除负责赈灾救灾的主要业务之外，开始接触稳定各地物价的事宜。

于是司农寺垂直到地方的财政系统逐渐成型，成为大宋赈灾救灾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由此形成，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宋朝赈灾救灾系统，但指望这点钱就想实现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然此时的司农寺财政系统，无论从体量还是影响都远比不上三司财政系统。

但对比之前，司农寺确实是混壮了不少。

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多年后的元丰年间，时任大宋皇帝宋神宗进行了著名的元丰改制，

元丰五年（1082年），“行官制，寺监不治外事，司农寺旧职务悉归户部右曹”，

宋神宗规定，京中寺监，不得插手地方事宜，司农寺原有职能全部被户部右曹接管。

这一下，司农寺的财权被拦腰砍断，就只剩下园苑种植、水硙磨麦、给兵食、造曲以供酿酒、储薪碳等工作，比开国之初还要惨，并且这样的状态延续至北宋末期未有改变。

实际上司农寺财政系统宣告崩溃！

而这个财政系统由户部右曹接管，由此形成户部右曹系统，与之同样命运的是三司财政系统被户部左曹系统所取代。

虽然司农寺不在了，但这个独立于三司（左曹）系统之外的财政系统还存在。

并且权力大增，除了掌握常平广惠仓，并且在进行变法的同时，还掌握了新出来的免役、青苗、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户部右曹系统，所能掌管的钱财呈现爆炸性增长！

新成立的户部右曹系统和原有的司农寺系统一样，财政独立，掌管的钱财不经左曹管理。

对于这点苏辙也曾说：“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也就是说，宋朝两个财政系统，被户部左曹和户部右曹所取代。

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苏辙、李心传那份清单里面的数据是户部左曹的数据，是看不到右曹财政系统里的钱的。

那户部右曹不见记载的钱有多少呢？

不知道，由于目前未能找到元祐年间的户部右曹收入账目，这笔钱具体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不过我们能按王安石变法时，新收的各项收入作为参考。

据记载，熙宁年间，青苗钱“岁收息至三百万贯”；

元丰七年（1084年），免役助役钱多达1870万贯；

坊场钱即扑买坊场、河渡、盐井所得的收入，为500万贯；

另有谷、帛90多万石、匹，折钱约100万贯（这个数据很粗略，勿喷）；

另外朝廷还将市易钱从户部左曹划到右曹，按熙宁十年市易司所收息钱计算，为140多万贯 。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收益，不过基本上大头都来了，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有个3000万贯缗钱。

再加上与前面统计出来的户部左曹7000万贯缗钱，这样一来，宋朝岁入终于勉勉强强过亿贯了。

看到这真是佩服王安石，真是个理（搜）财（刮）高手。居然这么会搞钱，他不应该叫王安石，应该叫王搞钱。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宋朝财政收入是有可能达到上亿贯（缗）钱的，那是不是等于上亿两白银呢？

五、这不是白银。

慢着，别着急！现在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王安石新法搞来的财政收入是大宋正常财政收入吗？是不是每年都这么多？

不好意思，并不是！

王安石新法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些个刮钱新法并不是一步到位的，直接拿王安石新法搞来的钱当成宋神宗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不科学的。

而且王安石新法很快就被废除了，虽然后来宋哲宗又恢复了，但是自从进行变法以后，新法时废时兴，并不是正常情况下的正常之法，拿这个数据来证明宋朝财政收入岁入过亿贯铜钱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就算权且当这个岁入亿贯作为代表，那这个亿贯指的就是亿贯铜钱，亿两白银吗？

更不好意思，并不是！

请注意我之前统计的单位，不是多少贯铜钱，而是多少贯缗钱！

这几个字看着好像没多大区别不是？

然而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这里食堂给大家上两张图，北宋和南宋财政收入里关于钱数量的图。

看出名堂来了吗？

第一，南宋财政收入真的上亿了！

第二，仅从钱数量来看，北宋最高的数据是宋神宗的6000余万贯（缗），而南宋最高的数据宋理宗的12000余万贯（缗），南宋是北宋的两倍！两倍！！

为什么，没人说南宋财政收入比北宋高？

南宋比北宋富裕，你信吗？

这就是宋朝财政收入最让人头疼的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字搞错，就会闹出天大的笑话！

就像黄仁宇先生一样，他就因为搞错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狠狠的栽了个大跟头！

是的，不要迷信历史名家，他们也会犯错误。

黄仁宇为什么会栽跟头？都是宋朝惹的祸！

宋朝币制之混乱复杂，为历朝所罕见，问题之严重，为历代所未有。

首先，宋朝币制不统一。

别的朝代可能还曾想过币制统一，宋朝因为各种原因，从来都没有试图进行币制统一，甚至人为的搞乱币制，压榨百姓，比如大宋朝廷故意往四川地区输入铁钱。

宋朝这个贯缗钱既包括钱币也包括纸币（交子），钱币又有铜铁之分。

《宋史·食货志·钱币》记载：“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

在宋朝，中原等大部分地区用的是铜钱，铜钱是确实主要货币。

但是由于北宋货币的割据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川四路是专用铁钱，并且宋朝禁止川中铁钱外流，外处铜钱也不得流入川中，由此导致四川铜钱枯竭，宋朝朝廷非但不往四川输入铜钱，反而加倍投入铁钱；

除四川之外，陕西、河东路铜铁钱兼用；福建、岭南等个别地区也用铁钱。

除了铁钱之外，宋朝还发明了被很多人吹上天的纸币——交子。

本来嘛，交子发行前期还好，还是有价值的，到后来，交子越发越多，恶性通胀，急剧贬值，交子成为搜刮民间财富的工具。

到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改名为“钱引”。

这时候，宋朝新一界的纸币发行量已经达到最初的二十倍了，交子数量增加，实际能兑换的价值却跌入低谷，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铜钱，甚至以前发行的交子通通不予兑换，成为一张废纸！

就这宋朝还继续发行纸币，高的时候发行纸币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缗，而实际价值却只有七十万贯铁钱。

以至于，纸币的“缗”逐渐成为宋朝基本财政单位。

活生生把币制玩到崩溃，最后没办法了，靠卖度牒度日，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甚至一次性发度牒十万三千道，每道作价三百千，共约取得财政收入三千万贯。

最后度牒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大头，度牒几乎等同于货币，可以用来赈灾、犒军、贷款。

其次，货币在贬值。

这样的币制下，一贯（缗）钱到底能换算成多少白银，本身价值多少，能买多少东西，甚至有多少文钱，都在不断变动，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答案，只能分时间段，大概推算。

古代的钱币一般都是一贯（缗）1000文铜钱，这个叫足陌。但是吧，足陌是不可能足陌的。

到了后来，800文铜钱就能算1贯，这个叫短陌。

宋初全国各地1贯到底有多少文铜钱，根本说不清，高的800文，低的480文，后来大宋朝廷统一为770文钱。

但是以中国古代吏治的尿姓，中央规定的政策，地方上面未必会严格执行。

而且就算是宋朝主要流通的铜钱本身，也在不断贬值。

宋朝铜钱钱按币值分为小平（一枚一文）、折二（一枚二文）、折三、折五、当十等；

按材质分为铜钱、还有铜铁杂铸的钱，根据成色不同而币值不同；

按名称分为元宝、通宝、重宝等。

宋朝的钱币，到底有多少种规格，很难统计，最起码有几百种。

各种规格的钱币之间的兑换，根本没个标准，经常随意改变币值，更有甚者直接停用。

就算是同一种规格的钱，在不同地方的币值也会不同！

“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

更坑爹的是，宋朝铜钱的含铜量越来越低。

本来宋初的铜钱含铜量就由唐朝的八成，降低到了六成左右，后来降到了五成多。

含铜量降低了不说，面额还增大了。当十钱的含铜量不超过小平钱的3倍，但是币值却是小平钱的10倍。

这样一来导致一个可怕现象——劣币驱逐良币，小面额的铜钱，大量退出流通领域，流入储藏领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额的铜钱，并且大量假钱（主要是折十钱）流入市场。

再加上铜钱大量外流，宋朝出现了严重的钱荒现象。

钱币一贬值，接踵而至的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一上涨，又加剧钱币贬值。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本文不再多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岁入亿贯缗钱，所包含的实际价值，实在让人心里没个底，有多大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简单地用一贯钱去换一两白银，想都别想！

中国历来极度缺金银，宋朝更是十分严重，宋朝每年的白银只有几十万两，基本全给辽国和西夏了，宋朝国内没有多少白银，白银根本就不是流通货币。

理论上：

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两白银大概换一贯铜钱；

宋真宗时期，一两白银大概换两贯铜钱；

宋仁宗以后，一两白银大概换三贯铜钱；

宋高宗以后，一两白银大概换四贯铜钱。

请注意，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在宋朝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用一两银子去换四贯铜钱，哪怕更多贯也不换，谁换谁傻冒。

白银如此稀少，铜钱贬值如此厉害，换你，你会换吗？

辽国和西夏、金国就不换，宋朝给他们的岁币，就必须是白银，再多铜钱也不换。

六、结语。

因此所谓宋朝财政收入每年上亿两白银，根本就是个大笑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去用宋朝的财政收入去碰瓷明、清，说宋朝比明清富裕，更是不自量力，徒惹人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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