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3日，日军第二军下达了南进占领山东滕县的命令。

3月14日拂晓，日军第十师团以濑谷支队七千余人为主力，从两下店等地向我第二十二集团军发起总攻击。

此时，统帅部正调集重兵，准备在台儿庄与敌决战。

22集团军接到严令，务须固守滕县三日待援。

滕县三日，是中国抗战史最悲壮的战役之一，也是我一生最引以自豪的时刻——川军浴火重生，真正成为一支血性之师。

我时任740团副团长，团长是王麟，我们从出川就开始搭档。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战。

自日军占领南京后，徐州形势就非常危急。

日军有以精锐的第10师团为主力的三万余众，拥有骑兵、飞机、坦克、重炮及铁甲列车等先进武器。

22集团军经山西作战损失惨重，未及补充，总计仅二万余众。

除少量的重机枪及迫击炮外，余皆步枪、手榴弹及大刀，且多为川造，质量低劣。

两军相较，我军在人数、武器上均为绝对劣势。

激烈的战斗首先在腾县前沿各阵地展开。

3月14日，日军发起全线攻击，以飞机大炮先作猛烈轰击继以坦克步兵冲锋，轮番对我前沿阵地猛攻。

我740团负责左翼防守的大石墙村阵地，最先受到日军的猛攻。

我们的敌手是日军第106师团一部，共三千余人。

战斗开始前几天，王麟团长刚刚医院归来，病还没有痊愈。

他把山西阳泉阻击战打下来，加上原来内战时留下的枪伤发作，支持不住近于昏迷，不得不送往后方，回成都治病去了。

王麟匆匆赶到前线的时候，虽然他两眼闪烁着炯炯有神的光芒，但双颊深陷，仍带病容。

我劝他，不必亲来第一线。

王麟说，他返部路过临城时，孙军长要他暂留在总部。

但王团对军长说：“大战在即，正是我雪晋西之耻的时候，安可置身事外!”

既然病愈，又何必等到完全康复？

王麟团长

大石墙村周围地势开阔，不易防守。

王麟命令一个营退守在大石墙村的后山，构筑工事御敌。

激战开始，敌以坦克和大炮猛轰，掩护步兵冲锋，向该营发起凶猛的攻势。

同时，另派出数百敌步兵、骑兵数十人及山炮四门从左翼绕道攻击该营后方。

战场预案中早已料定日军发起正面进攻后即必有迂回，王麟见敌军迂回，立即命令截击。

我带兵赶到村后，利用山沟和树林掩护，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

迂回之敌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日军一个手握战刀的指挥官被毙，全身上下被打成筛子眼。收缴了指挥官的战刀，后来由师长税梯青留为纪念。

十个敌骑兵连人带马被打死，日军丢下了数具步兵尸体在道旁，狼狈溃退回去。

然而，敌人毕竟数倍于我们，并用先进武器实现火力压迫，我们逐渐不敌，放弃石墙村，布置防御阵地于东深井村南之高地一线。

为了掩护滕县左侧翼安全，一面竭力抵抗，一面急报师部求援。

3月15日，战况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头一天。

由于正面和右翼方面敌军迂回得逞，战事顺利，剩下的左翼日军，便产生更强的进攻欲望。

突破我军石墙村正面阵地的敌步兵约两干人、骑兵百余人携大炮十余门，沿着石墙通往滕县的公路进犯，下一站直指公路正面的大季寨。

同时，另一支敌兵千余人、骑兵百余人携大炮十一门，故伎重演，分成两路，绕开大季寨正面，向后面的两处阵地迂回。

上午7时，三处阵地同时遭到日军异常猛烈地炮击，鬼子兵在炮火的掩护下轮番冲锋。

9时左右，警戒阵地全被敌人占领，但向大季寨的进攻却屡屡受挫。

大季寨由我麾下的一个营防守，营长是康平。

此时，日军因迂回进攻后方阵地失利，集中所有炮火，全力向康平营进攻。

大季寨地势较开阔，适合骑兵作战。日军炮击之后，便以步、骑兵联合冲锋，同时有敌机五架低飞助战。

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敌人越来越疯狂，竟几度冲入我阵地。

滕县保卫战作战态势图

正在战线紧张之时，破天荒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空中一阵马达呼啸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十多架战机飞临战场上空一压机头，出其不意地对日军发起俯冲攻击。

这些地面的鬼子哪里料到天空出现杀手，被打得人仰马翻。

随即，我军战机又上下翻腾同刚飞到的两架敌机展开空战。

一架敌机被击落，喷出滚滚浓烟，一头栽在大石墙村附近；另一架被击伤，冒着火焰向北逃窜。

空军大获全胜，返航时低飞到我军阵地上空摆动机翼致意。

阵地上的士兵目睹自己人击落敌机，欢呼雀跃，把帽子摘下来扔向天空，向空军挥手。

这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看见滕县前线危急，为了鼓舞士气，特要求空军助战。

空军派出第七、八驱逐机中队共十八架飞机，每架飞机携带八公斤重的小型炸弹八枚，一早飞往前线。

从空中看地表，敌我位置清清楚楚，一边是浓烟弥漫，很多民房起火燃烧，守兵都在战壕中抵抗，地面无人走动。

另一边没有什么烟火，大路、小路都有人在走动，有些村庄停有敌人的重武器。

我空军分两波次轮流自行攻击。当每架飞机六十四公斤炸弹一次投下，敌军阵地顿时浓烟滚滚，火光闪烁。

鬼子兵立时乱成一团，有的从道路向旁飞跑，有的从马背跳到马下，有的从屋里向外跑，有的又从屋外向里跑。

敌轰炸机两架由徐州方向飞来，正好撞上我军正在执行任务的驱逐机中队。

我军的三架飞机迎头攻击，对射不过十秒钟，一架敌机当场起火，另一架敌机坠毁在敌方阵中，而我军飞机完好，无一损失。

空战之后，地面的战斗继续激烈进行。

至11时，康平营伤亡过重，呈不支之势，王麟团长命令预备队程子仪连增援。

程子仪率连队跑步抵达大季寨时，敌人已攻入我军阵地。

程子仪趁敌立足未稳，立刻命全连冲锋。

抡起大刀就冲进敌群，一百多条汉子如猛虎下山，一顿手榴弹加大砍大杀，阵地上热血飞溅。

康平营见来了援兵，士气倍增，奋力将鬼子逐出阵地。程子仪连长在搏斗中负重伤，全连伤亡过半。

12时，敌人援军又到，我军康平营的一个连坚守阵地，连长姓汪，全连士兵阵亡。

又有一股敌人绕过康平营的阵地，直接向我军纵深处的阵地攻击。

在这里，敌军恰好遇上了从滕县城中增援来的第三七二旅熊顺义营和江有厚加强连。

营长提前观察地形，发现山头的山石坚硬，难以构筑工事，于是将全营领向山麓，隐藏在深沟的侧面。

日军的迂回部队来到阵地前，对准各山头开炮猛烈轰击，打得山头飞沙走石，一片狼藉。

却没对我军造成任何伤亡。

等日军一冲入阵地，我军工事里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

一连打退日军的四次冲锋，始终没有让敌人越过这处阵地。

这一天，在我团所在的左翼前线，虽然鬼子占领了几处阵地，但我们仍节节抵抗，始终没有让日军打通从石墙村到滕县的公路，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被日军炮火炸毁的滕县外部村庄

阵线之后，滕县县城内，总指挥部。

5时左右，侦察兵报告说，在县城东北十多里的地方发现敌人踪迹。

没想到，日军一支近万人的大部队，撇开激战中的前沿阵地，由坦克、装甲车开路，朝县城迂回包抄而来。

显然，县城即将被日军包围。

此时，我军的战斗部队，几乎都在县城以北，同日军混战。

城里只有三个师部、一个旅部和直属的四个警卫连、一个通讯连和一个卫生队。

在城墙上和城门口站岗巡逻的只有县长周同带领的五百来名警察和保安队。

师长王铭章立命北线作战的张宣武团长带回一个营参加守城，同时急电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请求增援。

其实总部也是一个空架子。

总司令孙震在电话中说，已经派一个营长带领三个步兵连乘车赶往滕县。总司令部只留下了手枪连做警卫。

5时30分，侦察员向王铭章师长报告，县城东北方向日军不断聚集。

总部的援军到达后，全城共有二千五百官兵，加上县里警察，总计有三千人枪。

说是三千人枪，除开各总部人员和警察，实际作战部队不足两千人。

城外可是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上万敌人呀！

唯一的希望，就是即将到来的汤恩伯军团。装备精良，战斗力强。

王铭章师长下令，县城内各部整顿部署，拼命死战，必要时，死守滕县，等待援军到达!

日军对滕县县城的进攻于3月16日早晨6时开始，战斗集中在东关进行。

城墙被敌大炮轰垮多处，我官兵奋勇迎战，用盐包千余袋堵填缺口，继续用手榴弹和步枪、机枪反击。

敌人伤亡亦重，但仍仗恃其坦克及优势之炮火不断反扑。

王铭章师长屡次前线亲临指挥。

这一天上午，关于援军的消息终于传来，令人振奋。

孙震总司令得到战区长官要电：汤恩伯军团已在增援途中，第二十二集团军应竭力死守，多支持时间，以待增援。

同时，740团得到急令，调回滕县，加强固守县城兵力。

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落下敌军的炮弹和炸弹在万枚以上。

东关是日军进攻的主攻方向，房屋全部被摧毁，城里多处被毁，浓烟滚滚。

从城东门的指挥部到东关营部的一段电话线，一天之内被炸断二十五次之多，为接通电话线就牺牲了不少的通讯兵。

县城外与日军作战的我124师两旅部队（实际仅为两团），先后启程。

从16日下午开始，我们团必须要摆脱交战的日军，回防县城。

不仅要多次冲破日军的阻挠，还要打退尾随而来的追击。

午后4时许，我740团行抵滕县近郊十余里处，已闻敌军炮声隆隆。

敌军已发现我急行军部队，即从南沙河方面用炮兵猛烈向我军进行阻击射击。

全团虽已暴露在敌火力之下，但因任务紧急，仍以疏开队形，尽速开往滕县西郊待命，随即奉令入城接受任务。

在不断升腾的爆炸烟尘中，不少人在途中阵亡。

当夜10时抵达县城，我团接替坚守滕县东门城外东关的任务。

这天是农历二月十五，月亮高挂天空。

寒风瑟瑟的大地在皓月的照耀下犹如洒满了一层雪白的薄霜。

回援的部队抵达县城，一排号兵站在银白色的月光下。

瞬时，整齐的军号声响彻云霄，报知城内知晓，“370旅已返回”。

在城内指挥部的王铭章听到这冲天而起的号声，立刻冲到院子里来，命令吹号回答。

很快，集中到西城楼和北城楼的号兵也吹响了“嘀嘀哒哒”的号声。

其他部队回来，县城上空不停响起来回交换信息的号声。

部队集结在县城内后，王铭章师长召集连以上官佐召开军事会议。

我们才知道白天滕县所发生的惨烈战斗。

滕县内部的两千人，在上万日军的进攻下伤亡惨重，仍成功坚持了一整天。

明天死守滕县，战事只会更加惨烈。

日军向滕县逼近

当我们这些外围部队回援后，正面之敌也在不断增兵。

现在，县城外线阵地已经完全失守，四十五军已经被击溃，同我们失去了联系。

日军除有五千人向南推进到南沙河以南阻击我临城方向的援军外，其余全部集结在县城周围。

我们面对的总计步兵二万九千人、骑兵一千五百人、各种野炮百余门、重炮三十余门、战车四五十辆、飞机二十余架。

人数的对比是一比五。

司令官王铭章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此时城内外官兵也听说了，明日即有汤恩伯军团增援前来，士气甚为振奋。

新的部署调整和分区中，我团负责防守东关，由王麟团长指挥。

东关是县城东门城外一个村寨，三面有土石圩墙围绕，一面与东门城墙相接。

县城东门是日军进攻重点所指，日军欲攻破东门必先攻破东关。

明天就到决战时刻，我们将要首先迎接日军的冲锋。

我是四川眉山仁寿县人，17岁中学毕业后，报考国民革命军29军三台军事政治学校。

从此投笔从戎，走上军旅生涯。毕业后派于军内直接任中尉排长。

后来，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成立，我受保送入学，离开四川前往洛阳就读。

黄埔分校毕业后，仍返回原部，并奉调入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受训结束后便被委为军校学兵少校中队长，司任教官之职。

1937年，我26岁，“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爆发，川中各军纷纷请缨抗战。

41军、45军合编为第22集团军。

我早已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行径义愤填膺，便上书请缨，被派于41军124师370旅740团任少校团副。

后任中校副团长，团长为荣县人王麟上校。

部队于9月上旬誓师出川抗日，陆续开拔。

出征时，距我新婚仅仅十日。面对父母与新婚妻子，我只留下一封愿为国捐躯的遗书。

妻子徐元椿，时就读于嘉定女师，出身于仁寿县辛亥革命老军人世家。

妻兄徐元勋，在第二十一军中任团长，早已出征，参加过南京保卫战。

为了让我为父母尽孝，在出征前，是她执意同我完婚的。

临别之际，妻子鼓励我奋勇杀敌。她还誓守闺房，愿精心养育我们的孩子。

当时我还资助一位因家贫辍学的青年林贵元，在绵阳上学。

队伍开拔前，我交待他，已存款于绵阳一医所，托友人定期支付其学杂食等项各费事宜。

我还拿出妻子新织的毛衣。上战场，还不知今后能否穿上一次，在战火下损毁也很可惜，不如赠给他。

1935年，何煋荣的黄埔军校毕业照

我经过近40天的徒步行军到达宝鸡，换乘火车抵达西安已是十月中旬。

王麟团长在出川前，就生疥疮，全身长脓疱，溃烂、结痂后犹如脱了厚厚一层皮。

但他坚决要跟着队伍一道出川。

在西安，我们修车放假一天，逛过西安的碑林，又走入一座寺院。

寺院里，一棵大树下摆有一张方桌，一个老人在桌后给我们算命。

他似乎看中了王麟的领章上是三颗星，于是半闭着眼睛，欲言又止，似说不说。

吊足了胃口，终于对王麟说，你以后，怕是不死也要脱层皮。

王麟一听，腾地站起来，哈哈大笑：“我早就脱了一层皮！”

他出川前全身长满脓疱疮，治好后自然已经全身脱了一层皮。

我心中一震，一种敬仰和感慨油然而生。

王麟的言行里，好一副视死如归、慷慨成仁的气度。

当时人人向往如此，一腔热血，愿意为国捐躯。

我们在风陵渡过黄河，便立即被塞进山西的窄轨火车，直送晋东的娘子关。

10中旬的山西已经是“雨夹雪”的季节，士兵们身着单衣短裤，冻得哆哆发抖，把薄军被裹在身上都不能御寒。

大家挤在车厢里，全身僵硬。

车门一开，像一堆干柴一样齐刷刷地倒出车门，摔倒在站台上，要人拉才站得起来。

由于临时调换战区，全军上下不仅没有得到换发的装备和补充粮弹，连山西的地图也没有一张。

对于山西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甚至敌我态势，一概不知。

我只得不断地鼓励下面的官佐士兵苦撑为要，万勿半道放黄。

幸喜出兵以来人人杀敌心切，士气仍然高昂。

没想到，山西战场上，日军已攻陷娘子关，紧随败兵追来。

随车到达的部队不论是一团、一营还是一连，统统向西阻击日军，很快被冲得溃不成军，伤亡大半。

山西的那一仗打下来，团长王麟的旧伤发作，近于昏迷，不得不送往后方，最后回成都治病。

我带着第740团的兄弟，一路辗转山东驻守在滕县周边，直到王团长返回。

接防东关后，王麟将团部设在东城的城门洞，留下一个营在东城门内做团的预备队，两个营驻守东关。

敌军自开始围城进攻，两天以来，迄未得逞。

3月17日决战开始。拂晓，炮火威力倍增，坦克、步兵频频冲击。

我们连日苦战，此时却只能凭借简单工事，及机、步枪，手榴弹和城墙上兄弟部队的几门迫击炮支援。

从6时起，目军以五六十门山炮、野炮的密集火力进行猛烈轰击。

二十余架敌机飞临上空，反复投弹和扫射，一批一批，连续不间断。

东关、南关、西关车站和城内，炸弹炮弹如倾盆大雨一般向下倾泻。

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房屋在爆炸中不断倒塌。

爆炸声中，砖石在乱飞，空气中弥漫的烟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趁日军轰击稍缓时跑出防空洞，能看见，全城除了北区有一所教堂保留完好外，几乎全是一片瓦砾。

一条东西方向的石板大街，现在已完全布满弹坑、堆满破砖碎瓦，就像被犁了一遍，找不到道路了。

大规模的空袭、炮击一直持续到上午8时。

炮轰过后，两个小村子几乎成了平地，东城门洞和城墙被打得坑坑洼洼，遍地是从城墙上炸下来的砖土泥块。

还有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陷在城门洞旁边的城墙上，露出半截屁股。

更具威胁的是，日军的炮火轰垮了几处壕沟，壕沟壁成了缓缓的斜坡，日军坦克和步兵可以轻松地上下。

饱和轰炸一结束，炮火向后延伸进行遮拦射击。日军发动步兵攻击，依然从东关开始。

日军十多辆坦克开路掩护两百多鬼子兵向东关攻击。

在两村中，两个互成犄角的前哨阵地里，残余士兵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

坦克喷着火舌从村庄的废墟上嘎嘎地碾过去，两个排的士兵无一幸存。

守在东关的士兵纷纷从防炮洞和废墟中爬出来，进入各自位置或弹坑。

担负炸坦克任务的敢死队员抱着一捆捆手榴弹伏在残存的寨墙后面。

坦克开到壕沟前停住了，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把东关团团围住。

日军用火炮和机枪对准寨墙内猛烈开火，掩护正东方向的鬼子冲锋。

一部分鬼子从桥上冲锋，一部分鬼子从垮塌的壕沟内冲锋上来，一波接着一波，几乎不间断。

我团在东关的两个营长在火线前来回指挥，不断用手榴弹打击敌人。

只要看哪片烟雾中有人影晃动或者有刺刀闪烁，就集中朝哪里甩手榴弹。

机枪连的四挺重机枪拼命向敌人扫射，城墙上的四门迫击炮也不顾压制，猛烈轰击。

从8时打到10时，开始还数着打退了日军多少次冲锋，后来就根本数不过来了。

日军第十联队长赤柴被击伤撤下包扎

与我团直接交手的，是日军第十师团第十联队。

这支由九州冈山县人组成的队伍，是日军中的精锐之师。

成立于1874年，比其师团还早二十四年，一线作战兵力超过四千五百余人，轻重机枪近五百挺。

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既骄横狂妄又谨慎。

早在大规模进攻前，就曾告诫部下，说川军如同日本本州北部的县民一样能吃苦，穿草鞋，行动极为巧妙，“因此不可小看”。

赤柴联队在日本号称赤柴鬼，意思是由鬼组成的队伍，凶狠无比。

结果这位号称赤柴鬼的联队长在指挥作战中被我军一颗子弹击中重伤，旁边一个鬼子也被这颗子弹撂翻在地。

实际战斗的艰巨程度远超想象。

我和团长王麟、政训员胡清溪，不顾日军的炮火猛列来回在火线督战。

战事越来越激烈，四挺重机枪完全被敌人的平射炮火摧毁，伤亡越来越重，阵亡士兵尸横遍野，一些敌兵已经冲进寨墙。

眼看不支，王麟手里提着一支冲锋枪，双眼圆睁，一边严令各营不得退后一步。

一边命令我：“快把预备队全部带出来!”

电话线早被打断。我带了两个卫兵，在炮火下朝东城门狂奔。

机枪子弹“嗖嗖”贴着耳朵在头顶飞过，爆炸掀起的气浪使人踉踉跄跄。

还没有到城门，就听见后面“哎呀”两声，两个卫兵已经一死一伤倒在地上。

预备队的营长早就集合部队在城门口焦急张望，看见我就冲出来。

我一看场面，又叫：“还有机枪连!”

原来师里还临时拨来一个重机枪连。我让他们迅速在城门洞里集结，尾随着预备营赶到东关。

援军赶到东关时，战场已十分危急。

鬼子从几个方向攻入寨墙内，敌我在寨墙内短兵相接，刺刀和大刀杀成一片。

寨墙内菜地上，血肉横飞，尸山血海，双方都在拼命做最后一搏。

我指挥临时调来的重机枪对敌猛烈扫射，压制住进攻的敌人。

战局在午前复趋稳定。

除了东关和东南城角外，日军还对南关、西关火车站等地进行了佯攻和牵制。

12时左右，日本人暂停进攻，开饭饱餐。

我军也利用这段时间开饭、调整布署，用沙袋和盐铺里的盐包堵塞被摧毁的工事和城墙，准备下午更加惨烈的决战。

王麟和我布置完任务后，回到城门洞里的团部吩咐开饭。

话音刚落，又一阵炮弹在城墙上炸开。炊事兵端起菜饭正走入门洞，一大堆泥土从洞顶上掉下来，几个碗里盖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王麟一看，愤愤地骂了一句：“想砸老子饭碗，休想！”

叫卫兵：“把我的香肠拿来。”

王麟最爱吃成都三倒拐“王包子铺”的香肠，平常总是赞不绝口，这次回成都治病也带回来一大包。

我平时最喜欢吃成都三洞桥带江草堂的“邹鲢鱼”。

卫兵用铁铲铲来一堆炭火，把香肠放在炭火上。

三个人围坐过来。难得激战中小憩，胡清溪调侃说：“还差点带江草堂的邹鲢鱼了。”

我说：“打完仗回成都，我在带江草堂请客。”

此时王麟已经受伤，军帽下面罩住包扎伤口的绷带，绷带中渗有丝丝血迹，不过伤不重，未及要害。

一场苦战下来，王麟说，他根本不相信汤恩伯的援军能及时赶到。

滕县战斗开始的时候，王麟刚从成都治病归来。

他在成都会过几个从东线上海南京方面回来的人，说起前线，无不言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战事。

在东线，当师长的除了饶国华自戕外，受伤的还有几个。

像我们这样的团长，阵亡的也有十来个了。

提起阵亡的事，人人都无所谓，“古来征战几人还”，死了就算为国捐躯。

这样的骨气，就是川军的豪气。

对滕县发起进攻的日军

王麟是四川荣昌县人。1902年出身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幼年时父母双亡，由长姐抚育成人，但他后来因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得以在公费补助下完成学业。

更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少年便立志为国家振兴和民族兴旺尽自己的责任。

他曾自撰一副对联贴于床头，日夜凝思:

国势衰颓多愤慨，民生凋敝总忧心。

从军前，王麟对自己过去的恩师说: “如今国事日非，只有攀军经武，才能振兴国家，学生既不能求学深造，只有投笔从戎，以尽匹夫之责。”

我和他从出川之日就在一起，经历大小战役无数。

记得在阳泉以南的平定县构筑工事阻击敌人时，王麟重病，是叫人用箩筐抬着上阵地的。

工事尚未完成，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到达，全团官兵死拼作战，入夜转为后卫，掩护全军西撤。

平定阻击战后，王麟被送回成都治病。

我代行团长之职责，指挥全团各部，轮流掩护，收容伤散，最后退至晋南洪洞参加全军整训。

南京沦陷后，徐州遭日军紧逼，我们由山西急调山东，布防于微山湖以东的津浦铁路一线。

过了春节，王麟回到部队，我们继续并肩，准备在滕县与日军正面对战。

此刻，历史给予王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永远都无法亲眼看到民族振兴的那一天了。

王麟对汤恩伯援军料想得一点也不错。

原来汤恩伯军团已于15、6日陆续到达临城。

其先头的一个团刚一到南沙河，就遭遇围攻滕县敌军中的一部，激战不敌而退。

待汤恩伯军部到达后，得知滕县正受强大敌军攻击，就借口“机动作战”，将部队迂回向滕县东北峄山以东地区开去。

于是南沙河之敌即向前推进，滕城完全陷入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爬上滕县城墙后，向城里扔手榴弹的日军敢死队

3月17日中午过后，日军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再次开始。

围城战已经打了一天半，加上14日外围阵地的攻击算起，大兵压境已经三天半。

面对装备简陋的四川军（日军心理战大喇叭也这样喊叫），拥有绝对优势的日军还是屡屡失手。

日军的旅团长濑谷启，自以为可以轻松荡平我们这些穿草鞋的四川兵，直逼徐州。

他没想到，攻占滕县的第一站，日军伤亡已上千，留给徐州使用的弹药已被大量消耗。

此时，东关的轰炸和炮击足足进行了一个小时，然后炮火伸延。

向后伸延的炮火直接指向东门城墙，东城楼已经被摧毁，城墙上砖石泥块不断垮塌，城门洞也成坍塌之势。

王麟同我商议，只能把团部迁出城门洞了。

正在此时，远远望见一个营长从不断腾起的爆炸烟雾中不顾一切地跑来。

报告说，弹药已用完，士兵阵亡殆尽，连团军医主任也阵亡，阵地面临崩溃。

前方日军已冲入东关，形势十分危急。

王麟和我立即下命令，让团部炊事、通讯等所有人员拿起武器随后，冲出城门洞。

我们在不断爆炸的炮弹中直扑东关，赶到火线前督战。

我跑在最前面，刚跑出不远，明显地感觉到足下大地剧烈的振动，眼前火光一闪，一股灼热的气体从脸上掠过。

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托起，我重重地摔出去。

昏迷中，我感觉到有人在拉我的手足，猛然清醒过来。

我们被炮击中了。

用力翻身爬起来之后，我问：“团长呢？”

刚刚拉扯我的卫兵向旁指了指。

我奔过去，分开围在一起的几个卫兵一看，王麟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周身是血，一块弹片从下颌穿过，下巴被打碎。

王麟的卫士正俯在他身上，用一块粘满云南白药的破军服布堵他的伤口。血泡不停地从血窟窿中涌出来。

他已经昏迷不醒。倒在旁边的胡清溪更是被炸得血肉模糊。

年轻时候的何煋荣

我叫几名卫兵抬起王麟，一同直奔总指挥部，向王铭章师长及税代师长报告当前危急情况。

听了情况，王师长态度极为镇定。

他在发去军长孙震的电报中说：

十七日黎明，敌即以大炮向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王团长麟负重伤，现督各师死力堵塞，毙敌甚多。

王麟此时还未气绝，但已昏迷不醒。

王铭章知道东关即将失守，已临千钧一发之际，召集各旅长到师部地下室开会。

会上，王铭章示意税代师长紧急处置，税代师长高声呼喊：“邹参谋长！”想指令师参谋长邹绍孟接替王麟到东关继续指挥作战。

王麟是上校，邹参谋长也是上校，上校接替上校，顺理成章。

“邹参谋长到南城墙督战未归。”旁边一位副官答话。

此时南城墙方向战况激烈，密集的枪炮声不断传来。

税梯青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

我也遭受炮击，满身烟尘，军帽沿半边烧焦，满身满脸黑灰。

但是后来从师部幸存出来的人告诉我，当时若不是看见你那双眼睛，就认不出眼前这个黑乎乎的人是谁了。

税师长又看了看王铭章，王铭章点了点头。

我知道，要轮到自己了，立即吸气、挺胸。

税梯青随即高声命令：“着何煋荣升任七四〇团团长，指挥全团继续作战。”

我这是临危受命，慷慨激昂，率领手下的二十多人，翻身骑上我那匹青骢马，又冲进东关。

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自豪和辉煌的时刻。

我带人经过东城门时，看见一些士兵正在搬运沙袋堵塞城门，又听张宣武喊：“我们要堵城门了!”

我来不及答话就从门缝冲出城门，奔赴我团阵地所在。

此时的东关完全被笼罩在腾腾的烟雾中，一座高耸的古塔上已经插上日军的太阳旗，在烟雾中隐约可见废墟上有来回晃动的鬼子和开动的坦克。

还可以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一些士兵还在东关的西头坚守。

我看过现场情况，知道守兵伤亡殆尽，东关大势已去，忙指挥手下加入战斗，用火力掩护东关守兵残部撤出阵地。

日军占领东关，用重炮轰开东门及数段城墙，冲入城内。

我和最后的几十人且战且走，绕道北城外，从西城门退回城中，和入城日军继续巷战。

至此，日军完全占领了东关。

同时，占领南城墙的敌人也以猛烈的火力和冲锋夺取了东南城墙角，并继续在城墙上向北逼近。

我军东城墙南半部的守兵大部死伤，不能支持，余者退守城楼利用残缺的工事固守。

从滕县东门入城的日军

总指挥王铭章赶到城中心十字路口，向东城督战。

此时东城巷战正如火如荼，敌人就像决了堤坝的洪水，一波一波地涌进来，敌我双方士兵都在烟雾中刀光闪烁，喊杀声盖过枪炮声。

我正在东城指挥巷战。

看见一个鬼子探头闪过，我抬手就是一枪。啪的一声，哑火。我打开弹匣，发现子弹已经打光了。

旁边卫兵递来自己的手枪，我拉开枪机查看，枪里也仅存两发子弹。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这两颗子弹得留到最后，一发给敌人，一发留给自己。

我抓起一把大刀，把手枪紧紧别在腰上。

我才发现总指挥王铭章等人就在身后，立即回身报告说，我团第七四〇团在西城门还有部队。

王铭章点头，随即命令我速去掌握，维护住西城门通道。

稍后又改口道:“一二四师师部先出城！税师长身体有病，你立即去护送他出城！”

我接命，与师长王铭章告别。

这一别，又成为我在战场上经历的一个永别。

东门被突破之后，根据现场情况，王铭章向总部发去电报，催促援军：

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敌步兵登城，经我军冲击，毙敌无算，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在南城墙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总指挥王铭章再次亲临火线督战。

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就将来临。

下午3时左右，他向临城集团军总部发出了守城以来的最后一道电文:

立到，临城，军长孙，O密：独立山方面本日无友军枪声，想系被敌阻止。

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屡被击退。

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职王铭章叩铣。

攻上滕县城墙的日军

现在，只有西城门以北一段城墙还控制在我军手中。

一名连长带领最后十一名士兵在西北城墙拐角处坚守。该营第十一连的残部在西城墙北段与西城楼内之敌激战。

在我军最后控制的城墙有一条坡道可以上下。卫士们簇拥王铭章向这里撤退。

王铭章看见全城道路堵死，已无心再转移出去，决意在此与城共存亡，并拒绝上城墙。

参谋长沉着冷静，守城任务已完成，城内弹药已尽，师长应指挥城外部队继续作战。于是，王铭章在卫士的簇拥下登上城墙。

上了城墙的王铭章回过头来，最后扫视了一下这座生死与共的古城，只见全城已是一片瓦砾，在街道上塞满了穿着灰布军装的尸体。

日军的炮弹和燃烧弹不断在城中爆炸，机枪子弹带着尖叫声满天飞舞，到处都燃烧着熊熊大火，无数的烟尘汇成一条巨大的烟柱升腾到天空。

东南西北四道城墙已经被敌人占去了三道半。

城墙上的鬼子正在来回奔跑，不停地追逐城下的目标开枪扫射。

王铭章朝卫兵挥挥手，命令身边最后的一个警卫排向南冲锋，希图拼死夺回西城楼，保护住这一通道，争取能有多一些残部出城。

几十名手枪兵抢起大刀和手枪不顾一切地跃出沙袋堆砌的工事就朝城楼冲锋。

在敌人机枪火力疯狂扫射下，手执短武器的警卫排数十名壮士很快就为国捐躯。

紧接着又一阵机枪火力和炮弹打过来，一发炮弹在近处爆炸，几名官兵倒在地上，王铭章双手捂住肚子，也缓缓地倒了下去。

卫士长李绍焜赶紧抱住倒下的王铭章，撩开其军服。

王铭章的腹部被打开两个口子，鲜血如喷泉一样喷出。

李绍焜连倒了三瓶白药在不断冒血的伤口上，并用皮带扎住。

王铭章圆睁两眼，上下领紧咬，已不能言语，嘴里也灌不进白药了。

大家七手八脚解下绑腿，系住王铭章两腋，缒城而下。

利用绑腿攀下城来之后，李绍焜背起王铭章就朝西关电厂方向猛跑，指挥部官佐也都朝这个方向撤退。

还没到达电厂，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机枪子弹追上了他们，把这一行人笼罩在毁灭的火网之中。

王铭章身上又中数弹，在这里的所有人员，除卫士长李绍煜和受伤的一个卫士外，全部壮烈牺牲。

时间是1938年3月17日下午5时左右。

敌人扫射过后，伏在地上的卫士长李绍焜慢慢抬起头来，摸到师长王铭章，一看已经气绝，举目一望，硝烟滚滚、满目凄凉。

李绍焜泪流满面，抱住王铭章的遗体一阵大哭！

他身材瘦小，背着身材高大的王铭章跑了一大段路，早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带回遗体。

为了不让日本人认人盗尸，他把师长遗体拖入一条壕沟，脱掉军大衣盖上，又拉来一些木板柴草，草草掩盖。

从口袋里，掏出了王铭章的名片和一颗水晶印章。

临撤走前，对着王铭章的遗体和其他长官的遗体行了一个军礼。

出了西关和铁路，是一片开阔麦地。从城中突围出来的散兵正在通过这里向西撤退。

日军不断以炮火向这片麦地轰击。

日军的空炸子母弹，在离地二十公尺爆炸，爆出大量钢珠射杀地面目标。

开阔麦地里到处是我军阵亡士兵的尸体，日军还不断以坦克和游动骑兵向我散兵冲击。

散兵们几乎都没有了武器，有武器的也几乎没有弹药，近于赤手空拳地遭受屠杀。

火车站一带，两营守兵仍拼命顽抗，阻挡日军的坦克、骑兵和步兵的轮番攻击，掩护着城中官兵向西退却。

6时左右，李绍焜过了铁路，突围成功。

王铭章师长

与王铭章分别之后，何煋荣护送着税师长赶到西城门。

这时已经占领西南城墙角的日军和南城墙上的鬼子不断用机枪向西城门扫射，子弹不断打到城门洞前。

城门洞里有不少没有武器的散兵，大家挤出一条通道，把税梯青等人挤到城门口。

城门口还有一些沙袋横在那里堆成一道高一米多的坎，散兵们几乎是把税梯青等人举过这道坎，塞出了那条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门缝。

西门之外，麦地中，面对空炸子母弹轰击和骑兵冲锋，幸好有西门火车站死顶的战友，我可以保护着体弱的税师长撤退。

枪内仍旧保存着仅有的两粒子弹。

在护送税师长的途中，我们遇到了李绍焜。

他详细报告了王铭章和其余官长阵亡的经过。

我悲痛欲绝。其他人也是。

税师长指挥我们，一齐向县城方向举手敬礼。

我们是最先得知王铭章师长阵亡消息的人。

我们退到微山湖边，觅得一只小船，渡湖到达沛县，才得以生还。

黄昏后，城里仍有幸存的我军官兵，进行各自为战的抵抗。

天色渐晚，日军停止进攻。

城内巷战的日本兵都撤出了城，在城墙上燃起一堆堆大火。

县城在夜间被包围。

第二天，3月18日，日本鬼子进了城，对全城逐房“清剿”。

城里又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有的是尚存的散兵、伤兵最后一搏，也有的是鬼子在用手榴弹炸躲藏的士兵和老百姓。

城中一直到午后才平静下来。

战斗全部结束后，全城无论是兵或民几乎没有活的。

鬼子总共抓获我军受伤官兵三十来人，将其统统拉到西南城墙外的沙滩地上，全部当作活靶刺死。

日军攻占滕县时的摆拍。左侧日文译出王铭章电报，说明王师长的可敬

滕县保卫战之后，日军挟总兵力约三万人、重炮百门、坦克七十余辆，沿临枣支线直扑台儿庄。

3月23日起，对台儿庄发起进攻。

敌我双方死战至4月6日，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被彻底击溃，死伤总数万余。

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滕县保卫战从3月14日日军进攻普阳山外围阵地开始，到18日完全占领县城，历时四天半。

如果没有这几天的固守，日军完全可以在15日就占领官桥，掐断从临城北出滕县的咽喉，将孙连仲兵团堵在运河以南。

22集团军伤亡7000余人，守城三天半，达成任务，因援军应援不力，孤城乃失。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评价滕县之役时说，若无滕县守城三天半，焉有台儿庄的胜利。

何煋荣军旅一生，官至中将，他随川军起义，卸甲回乡。

起义后，参加了起义将领高级研究班学习。后落实政策，当选为成都市政协委员和成都市终身参事。

他一生清贫，晚年曾一度靠妻子代课来维持生计，逝于1981年11月25日。

生日与忌日为同一天。

逝前他立下遗嘱：“我将身溅大江之水，眼见得浩浩凼凼而去，询乐事也，幸将我遗灰送到灌县，一撒江河之中。

我承各级领导及同志们关怀，生无会德足述，极愿摒除一切章节的仪式为感。

我因未能亲见到台湾回归大陆，及祖国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抱恨。”

子女遵嘱将骨灰撒于灌县都江堰中。

病逝前，他还念念不忘一件事，交代子女说：“百年之事请勿打扰有关部门，仅以朋友之名一词一挽足矣。若盖棺定论，勿忘点到滕县抗敌事，余则随便。”

我在想，他参加战役无数，怎会独对三天滕县念念不忘？

是因为临危受命、以身许国？

还是因为留在那里的王麟团长、王铭章师长，及一众川军兄弟？

答案湮没于历史，也在你我心中。

编辑：洛一 霞姐

照片由何允中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资料来源：

（1）“记王铭章师长血战滕县壮烈牺牲的经过”《川军抗战亲历记》何煋荣 曾达光 徐诚；

（2）“抗战将领何煋荣生平事略” 何允中；

（3）《抗日战争中的川军》 何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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