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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的贡献是什么 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初唐四杰是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四杰的名号，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来因为他们在诗史上初唐这个关键节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在诗的成就上指代他们。
初唐四杰
关于初唐四杰的贡献和他们的作品，其实在唐朝一直都是有争论的。这个争论，最后在杜甫的一系列作为文学评价的绝句中直接给出了定论：
戏为六绝句 杜甫
其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我们大概看看什么意思。
绝句其二：四杰当时的文章，被人们取笑轻薄，现在取笑的人都灰飞烟灭了，四杰的诗词却万古流传。
绝句其三：四杰的诗，像《诗经》《楚辞》，不如汉魏古风，但是他们就像那千里马纵横驰骋，不像你们这些玩意儿一跑长途就废。
这个评价就相当高，后世对四杰的评价也就基本以杜甫为定论。
王杨卢骆是否当得起得这么高的评价？
王勃
唐诗者，以唐为尊也。可是我们都知道，诗也是一路发展上来的，不可能从《诗经》质朴的四言小诗突飞猛进到李白的江河万里，杜甫的忧国忧民。这其中经历了无数诗人的努力和漫长的文体改革，才造就了唐诗的辉煌。而以玄学为指导思想，不思进取的南朝，盛行齐梁体，题材狭隘，以艳诗为主，工于辞藻，靡丽颓废。
经历了隋朝一统后北方文化的入主，天下文人认识到这种诗歌风格很有问题。诗的改革被推动了。一种是形式上的改革，进入高层，通过宫廷诗人（上官仪，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从宫体诗走出格律的路线，形成近体诗。齐梁体在平仄声韵上的完成上起了推动的作用。
第二种就是内容上的改革。代表就是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这种内容上的批判实际上在隋朝大儒王通时期就开始了。王通是王勃的祖父，南北朝时期唯一宗师级别的儒家经学家，反对沉沦靡丽的诗风是经世致用的儒家天生的责任。所以对齐梁体内容的批判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初唐所有反对齐梁体的诗人中，四杰的批判是最猛烈的。
但是，四杰自己的诗赋风格却是齐梁体味道很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学的就是这个，即便认识到不好，开始反对，却脱不了这个格局。比如王勃的盛名之作《滕王阁序》，就是骈文。又比如卢照邻的诗：
曲池荷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前两句精美细致的写景，不就是六朝遗风？后两句尽显女儿态了，正是齐梁体的味道。
四杰也许是认识到了问题，但是自己未必改得过来。另外有一点可能，四杰对齐梁体猛烈的批判，源于上层文风正确论。
从隋朝到初唐的高层文人，反对甚至鄙夷齐梁体的文风。比如礼部侍郎裴行俭，他们掌握了初唐不成熟的科举制度的金钥匙，举荐你，说你行就行。所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年文人迎合上层，怒批旧朝遗风属于风向正确。
初唐四杰也都这样。王勃的《上裴侍郎书》，不仅把南朝齐梁体说得一文不值，还波及到曹植，甚至汉魏的诗，显示出自己对齐梁体的深恶痛绝，但王勃自己写的诗，大多是带有南朝诗风。
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初唐四杰对齐梁体的猛烈批判其实有些过，齐梁体为格律体的产生提供了平仄，韵律，对仗各方面的准备，也让诗词的句子更加优美，唯内容空洞，需要改造。我前面讲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是用齐梁体讲了一个厚重的时空主题，才被闻一多先生称为“宫体诗的救赎”。
陈子昂
相对于初唐四杰的完全批判，扭转这种矫枉过正风气的是初唐复古派旗手陈子昂。
基本上初唐四杰对唐诗的发展贡献便是对南朝齐梁体的猛烈批判，为后来诗人对诗的内容改革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从文艺批判的角度来说有点过，但是对盛唐意象昂扬的诗风是有启发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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