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两种摄像头的存在让很多人心里膈应。一种是手机的前置自拍摄像头，一种是悬在头顶、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

最近，博主@Laruence 发布的疑似某种用于校园的摄像头品牌的宣传介绍，让很多网友回想起当年被老师在后门盯着、自己还浑然不觉的恐怖。

在这份介绍中，摄像头不仅是观察学生动向的窗口，还结合人脸识别、行为记录和分析等技术，能完成迟到早退的监测等需要和人对应的功能，甚至能分析出学生的“抬头率”和“专注度”。

回想起当年课堂上假装捡掉下的笔、实际弯腰吃口零食的小心机，在座各位要是摊上这种黑科技，“走神率”估计都要爆表了吧。

这个强大的摄像头，引发了网友的巨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样监视学生实在太恐怖了，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老师的法眼，甚至还要拿人当数据分析。

也有人认为，学生在学校本就该遵守纪律、好好上课，自然也需要监管者来实现这个目的， 这种技术不过是老师扒着后门看你的高阶版罢了。

不管怎样，这次的争议只不过又一次印证了现状罢了——半空中的那只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

根据某咨询公司2016年的数据，中国共装有 1.76 亿个监控摄像头，是过去十年摄像头增长最快的国家。

监控的设立必定有它的道理，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它往往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设立，起的是震慑不当行为的作用。比如考场监考，马路上监控违章行为，等等。

但是我们的社会对于监控摄像头的接纳程度，似乎没和它的普及程度成正比。

本应该用来保障安全的监控摄像，如今却越来越给它注视范围内的人带来不安，这是为什么？

表面来看，一个原因是取决于被监控的人是否认为自己有遭遇如此强力监控的必要。

比如近来很多家长要求在幼儿园、小学的教室里装监控，并随时直播给家长，以监督教师是否会有不当行为。

家长是安心了，站在老师的角度上却容易不满：他们并不喜欢那种不被信任，时刻被监视、被评判的感觉。

再比如在公司中很常见的情况，尽管大家能理解装摄像头是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而必须的措施，但是从普通人的抱怨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担心摄像头在其他时刻，是否也在被用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对于摄像头是否用来监督员工的工作，有些公司明说，有些公司秘而不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谁也不喜欢这种时刻被看了个透的感觉。

有一些还未投入使用的新技术则听起来更吓人。比如2013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过，圣安德鲁斯大学研发了一种能检测到员工是否专注工作的技术。

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电脑屏幕上的摄像头，来分析员工的眼神落在何处，从而判断ta的视线有没有专注在屏幕上。

这把人们的不适感又放大了一层：意味着没有一丝人情味可言，全面向严苛的秩序和规则让步。

总之，尽管建立在监视基础上的约束能找到合理性，但本能上没有人喜欢分分秒秒都处于审视的眼光下。当自己的个人行为也成了公共监控一览无余的对象，身处其中的人似乎难免有微辞。

曾经有一种宽慰这种恐慌的方式是这样说的——监控的存在只是起震慑作用，平时根本没人看；而且如果你没有什么要隐藏的，那又有什么好害怕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伦敦就是在这种公众舆论中建立起了巨大的监控摄像机网络，因为当时接连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军在市区策划的两起爆炸事件。

但是事实上，在现代文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中，我们恰恰应该尊重普通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

我没干什么亏心事，却也有在监控摄像头下保护隐私的权利。

这个概念是首先由美国大法官斯图尔特在1967年“凯茨诉美国案”中提出的概念。凯茨被控传播赌博消息，这在美国的确是犯罪行为，但联邦调查局是通过在公用电话亭外秘密安装了电子窃听装置才获得了证据并以此起诉。

在此案中，斯图尔特大法官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法律意见：一个人主观希望作为隐私保护的事情，即使在公众出入的地方，也可以基于宪法而获得保护，只要社会认可这种期待是合理的。

这样似乎可以解释，尽管我们知道一些场合的监控是为了保障安全，但还是不希望它能让我们无意间挖鼻屎、抠牙等等希望被保护的隐私，毫无保留地暴露。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起去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X滴直播平台事件。

该平台被扒出在游泳池、内衣店等等能打色情擦边球的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直播给所有登陆这个网站的人，供他们窥探、消遣、评头论足。

尽管在这些公共场所装监控摄像是合理的，但谁也没料到监控会这样失去了震慑的效果，反而成了别人窥探隐私的第三只眼。

当这件事被暴露出来后，我们更容易理解那种处在监控摄像下的不适感是什么：不仅仅关于“我被观看”而产生的不适，更重要的是我们对那些无关公共安全利益而让渡出去的隐私，有可能完完全全地落在他人手中、失去了我们的控制。

换言之，当如今监控设备的那一头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完全隐身的，我们对自己进入监控之后可能面对的不好后果无能为力。

这才是不安感最重要的原因。

比如《焦作晚报》曾报道过的这样一起邻里纠纷，源于当地一小区内的某住户因为自己的车多次被剐蹭却没有证据，就安装了一个对着自己车位的摄像头。

但同单元的一位邻居不满，因为这会清晰地记录下他和家人进出的情况，他认为这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

第一次协商的结果是，摄像头主人承诺只在每天早晚停车和开车高峰时打开摄像头监控，但邻居还是不同意，因为他无法确定对方是否真的会信守承诺，也没有渠道监督。

最终的协商，是摄像头主人换了一个不会侵犯他人隐私的角度，这才令人满意。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邻居太矫情了，但这种恐慌其实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本能：对于能掌握监控数据的那一方来说，他完全没有监督而我的隐私尽收眼底，这如何令人安心？

和默默知晓一切的那只天眼、以及它背后那个缺乏监督的人一比，隐私被拍摄的普通人太弱小了。

这实际上是为无处不在的公共监控提出了一个问题：普通人如何确保自己为了公共利益而让渡的隐私，不会被违规滥用？

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是平息摄像头恐慌的根源。

不幸的是，现实中关于监控摄像泄露隐私的作恶，一次次地挑战着我们的底线。

有时，是公共监控的泄露。

比如2011年火爆一时的绵阳高速”摸奶门“事件，网上流传着一个由监控拍下的超速车正面照，车主一只手拿方向盘一只手放在旁边女伴的胸脯上。

他开车超速当然是要被处罚的，但是坐在自己私人空间里的的私人行为却被当成笑柄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一定是谁都不会主观希望的。

网友根据截图手绘的示意图

对于图片的泄露来源，虽然警方立案调查，但只给出了“可能和相关的电脑（监控）公司有关”的答案，最后也不了了之。

有时，则是个人或商家利用摄像头主动作恶。

这些年我们看到，有的酒店（特别是情趣酒店）隐秘地安装摄像头，背后的意图是要拿偷拍来的不可描述的画面投入色情行业。

有些公共卫生间甚至都被不法分子侵入，目的也是一样的道理。

公共租用的公寓里，公共浴室顶部被发现有摄像头。

最近在普通居民家中流行的智能摄像头也存有安全隐患。据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去年6月发布的风险警示，在已检测的40批次中，32批次样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可能导致视频被泄露或摄像头被恶意控制。

这些场景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显然是每个人都不愿意承受的。

私人行为安装的不法摄像头，只能靠我们的经验和警觉事先预防；公共场所合法安装的监控设备则在现行法律环境下，只能采用事后救济的手段进行规范。

这样担惊受怕的局面，却莫名让中国人给人留下了一种我们“愿意用隐私换效率”的印象。

前段时间李彦宏就用这样一番言论引起了争议。他提到数据安全时说，在我国加强建设数据安全的过程中，“中国人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的敏感，很多情况下是愿意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效率”。

尽管后面李彦宏强调了，他们会遵循让所有者受益、用户也同意使用数据的原则，但他下的这个论断还是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中国人用隐私交换来的，仅仅是效率吗？

莆田医院在搜索界面横行，大数据“杀熟”宰客，精准得吓人广告投放，再到前段时间Facebook被曝向用户精准投放竞选信息……这些作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技术许诺给人类的愿景，而被技术背后一只不怀好意的手操控了。

不是技术在窥探、在利用、在欺骗，是背后的人。

尤其是当现在的大趋势是摄像头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必然要结合，“会思考的摄像头”更加引发关于它是双刃剑的忧虑。

一方面它能通过人脸、动作等识别技术——

甚至精确到面部表情的识别技术——

这些优势能让智能监控摄像对犯罪刑侦等问题产生很大帮助。

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和利益结合，让普通人彻底成为牢笼中的鸟。

说到底，人们对摄像头的忧虑反应了大数据时代越来越被关注的伦理问题：

人类在科技发展中愿意用隐私交换的是一个安全高效的生存环境，而非赋予掌握隐私之人无法无天的权力。

但事实往往验证，掌握技术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拥有了隐私就拥有了滥用隐私的豁免权。

如今我们对摄像头的恐惧只是这些矛盾其中的一种表现罢了——

摄像头意味着背后的那双眼睛拥有着某种被注视之人不具有的权力，但既然技术已无可阻挡，那么如何监督技术不要被人心之恶扭曲？谁来警惕那权力的膨胀？

人们明白很多时候需要监控摄像头作为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守望者，却不敢轻易相信是否它背后的可操纵性得到了足够严格的约束和管理。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不得已为效率让渡了隐私，也万万不愿意见到——真正在需要它为保护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发现半空中的眼统统是瞎的。这才最讽刺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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