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1路变身成上海首条中运量公交线，有几个站点会勾起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记忆。

我家原住在国际饭店后面凤阳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小木屋”。我出生后，家中8口人蛰居在这个12平方米左右的“小木屋”里。上海解放不久，陈毅市长就把“居者有其屋”放上了议事日程，一批大型居住区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我家分到了天山新村的新房。

我三哥清晰地记得，71路公交车原为3路公交车。1954年9月23日，他和父亲坐3路公交车到天山二村打扫新房。当时，3路车的终点站设在延安西路番禺路，到天山新村只能步行。那条路的路面，还是上面撒些碎石片的泥石路，周边都是野草丛生的郊野。我的大姐当时在平凉路的上海电力学校读中专。她说：周末回家，我一个女学生走那条几乎处在郊野中的路，特别害怕。

1956年11月1日，全市公交线路路别统一调整，3路更名为71路。1958年3月1日，71路从番禺路延伸至中山西路。在我童年记忆里，当时71路终点站北侧，建有一座培养跳伞运动员的跳伞塔。我和小伙伴们常去那里饶有兴趣地观看跳伞。

1958年，母亲已被辖区居民选为区人民代表。有一天，母亲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她在人代会上的提案“关于向西延伸71路，方便天山新村居民出行的建议”被采纳了！当年7月1日，71路果然延伸至天山新村的腹地，终点站设在不到娄山关路的天山路上。

71路大概是我这辈子乘坐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怀有特殊情感的公交车。

第一次坐71路是一年级的暑假，父亲带我去江苏路电力职工医院看病。那时，71路车型如同解放牌卡车，单节车厢，车前凸起（用以安装发动机），像个大“鼻子”。到江苏路只需花5分钱，到延安东路外滩终点站的票价也只有1角5分钱。放暑假时，我和邻居小伙伴常一起坐到江苏路下车，然后步行到大世界。我们没钱进大世界玩，只是为了到斜对面的纸品商店买印刷厂裁切下来的边角料纸。有时顺便也步行到外滩，饶有兴趣地观赏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各种船只。还有条“逛街”路线，就是坐到静安寺，然后从华山路拐到南京西路。

1960年4月，母亲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上海市慰问大西北建设职工代表团。访问归来，6月下旬，母亲突然接到市政府通知，邀请我们全家当晚7点前往市总工会大楼观看访问大西北的纪录片。吃完晚饭，父母带上我们，坐上71路，直奔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那天，我们全家看到母亲访问的情景，都自豪而又激动。

1968年11月，我被分配到复兴岛工作，每天上下班必须坐71路到外滩终点站，然后换乘22路到隆昌路终点站，再换乘77路到复兴岛终点站，周而复始。我常常为每天八分之一的时间要浪费在路上而感到忧愁，这也是促成我1978年决心报考大学的动因。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工作分配在71路当司机。那时，71路已改成双节车厢，业内称“巨龙车”，民间称“手风琴”。上班高峰时段，挤得像“罐头”，有一天，几辆车抵站，我都没能挤上去，只能干着急。同学驾驶的71路恰巧抵达，马上按喇叭示意我，从驾驶座的右侧门上车。那个年代，下午坐71路公交车，还能偶尔遇见同住天山新村的潘虹和毛阿敏，她们怕被人认出，常戴副太阳镜。

时光飞逝，2017年，71路变身成上海首条中运量公交线。作为有历史结缘的乘客，我特地去试坐体验了一回。向西途中，有几个站点或景点是会勾起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记忆的。

车过武夷路口时，原来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家生产酒精的制药厂，仓库门是对着延安西路的，估计是为了方便卸货，可以看见仓库内堆着一麻袋一麻袋山芋，乘客还能闻到浓烈的山芋发酵味。

行至番禺路，可以看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三婶1960年进该研究所，在我记忆中，研究所是生产球蛋白的，邻居有需要球蛋白的，都是托我三婶去代购的。现在，上生新所已变身为网红文化创业园区。

再往西，在番禺路和凯旋路之间有一家咖啡厂，生产老名牌“上海咖啡”和麦乳精。那时，上海大部分人还不习惯喝咖啡，倒是爱喝麦乳精。中学时代去咖啡厂劳动，食堂午餐免费供应咖啡和麦乳精，我们都喝麦乳精，尽管咖啡香溢厂内外。

面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面对日益增长的停车难题，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刻不容缓，上海的地铁和公交车为方便市民出行做出了贡献。（陆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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