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坠机的原因

　坠机现场在金海市尚清洞后面的山上，这一带许多楼房依山而建，背后是海拔六百多米的神鱼山和四百米的道大山，失事飞机就坠落在两峰之间的山坳。记者沿着救援人员开拓的小径上山，坡度很大，加上连日降雨，路上一片泥泞，举步维艰，有几次几乎滑倒在地。

　　好不容易来到事故现场，环顾四周，一片狼藉，失事客机的残骸散落在方圆几百公尺的山头上，机尾部分倒立地上，大体尚算完好，两具推进器跌落位置相隔一百多米，其中一具已体无完肤，机舱残余部分经过爆炸焚烧，只剩下一具空壳，有些机件经高温燃烧后熔成一团，可见当时火势之猛烈。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刺鼻的气油味和物体烧焦的气味，泥土中还有一股腐烂的气息，令人有点窒息的感觉。根据记者的实地观察，失事航机坠落处的垂直高度距离山坳最高点不过相差几十米，如果当时飞机能多升高一二百米，也许就可避过这场灾劫，当然这只是记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现场有许多穿着制服的人员进行清理和善后工作，包括军人、警察、消防员和志愿者，有的清除飞机残骸旁边的林木，有的拿着铁锹一寸寸地翻动泥土进行搜寻。前来山上采访的记者多达一二百人，大家都满脚泥泞，不少摄影记者背负沉重的器材，人头涌动，各司其职。

　　时近中午，一批韩国罹难者的家属相继攀山来到事故现场，有的手持白菊花，有的双手捧着遇难亲友的照片，许多人甫到现场，不禁悲从中来，连连呼叫着亲人的名字恸哭不已，哭叫声震动山野，在场采访的记者们也为之动容。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摆上鲜花祭品，洒下清酒，跪地向亲人拜祭；也有人用胶袋包上一点泥土带走作为悼念。一位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颇为激动，他表示，如果当天不是机场控制人员不让飞机降落，令飞机转往其他机场，这场灾难说不定可以避免，他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好好反省，避免悲剧重演。

O(∩_∩)O哈！希望可以帮到你

1999年，上海1号地铁线刚刚延伸至莘西南路，各地建设如火如荼，在莘西南路沁春路一带，一栋栋商品房刚刚落成，更多的商品房仍在陆陆续续建设之中。

4月15日下午16:04:35，莘庄镇的居民听到空中传来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抬头一看，一架巨型飞机正从头顶划过，一头扎进了莘西南路沁春路附近的一处工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即传遍了4周，210吨的庞然大物化为无数碎片砸向周围的11栋建筑，317户民房因此受损。

此时正值小学生放学的高峰时段，有两名年仅9岁的小学生在飞机坠毁时不幸遇难，四名民工正在沁园小区热火朝天地干着活，一位民工回忆“当时我们在路上植树，后来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4人就在路旁的墙边躲雨，突然我看到一架巨型飞机飞得极低，直接向我们这个方向冲了过来，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飞机就掉下来了，只听一声巨响，我和另一名民工马上趴到了地上，但我们老板慌忙之际向一边跑去，还没跑到几步，老板就被飞机强大的气流卷了起来，再次摔到了地上后很快就断了气，一位工友没来得及趴下，胳膊和腿都摔断了，头部被飞来的碎片击中，不幸遇难”。

此外，一名22岁的闵行区精神康复疗养院的护士也不幸遇难，她是家中的独女，父母一直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很疼爱她，由于不舍不得女儿出嫁，她父母还特意招了一名上门女婿，此时她刚刚结婚三个月，已经怀有身孕，没想到祸从天上来，一失两命。

这次飞机坠毁导致5位中国人当场死亡，42人受伤，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然而，出事的这架飞机并不属于中国民航，而是大韩航空一架麦道MD11货机。在下午16:01:35，大韩航空6316号货机得到了塔台的允许，从虹桥机场18号跑道起飞，目的地是韩国汉城（如今韩国首尔），按照预定的轨道，它应该从西汇方向离港，可在16:04:35，仅仅过去了三分钟，这架飞机就突然在雷达中消失，不知去向，这起空难被称为大韩航空6316号货机空难。

正当中方对这场事故感到万分难过并展开调查之际，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事故原因不清楚的情况下，韩国方面就迫不及待地表态了，大韩航空：飞机运输的货物是中国产品，应该有危险品在货机飞行时发生了爆炸，不排除这是一起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随着韩国媒体的发声，国外舆论接踵而至，有的说中国制造的商品不安全，有的说上海机场航空管理人员瞎指挥…….总之，空难事故的一切责任在于中方，与韩国航空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对舆论的影响，韩国人对中国一直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只要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首先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有错，而是中国方面的责任，因此一上来就给中国航空扣了顶帽子。

中方并没有争一时之快，而是耐心地调查起了事故的起因，这一查吓了一跳，原来大韩航空在8个月内有9架飞机接连发生了事故，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愤怒，韩国政府无奈只能要求大韩航空进行整改，谁知半年期的整改还没结束，这架韩国6316飞机竟又发生了空难。

由此可知大韩航空急于甩锅的原因，他们害怕舆论对其声讨，遭到韩国政府的严厉惩罚，于是先发制人，将所有责任推给了我国。

大韩航空这架MD11型飞机原先是一架客机，1992年首飞，总飞行时长为28,347小时，刚使用了七年，就改为了货机，这次飞机搭载了三名飞行员和86吨货物，主要为中国生产的纺织品、五金和电路板。

机长洪性实隶属于前韩国陆军航空兵团司令部，于1997年获得安全飞行5000小时的奖状，总飞行时长达到12,898小时，其中包括驾驶MD11机型4856小时，经验十分丰富；

副机长朴本锡36岁，于1994年加入大韩航空，总飞行时长为1820小时，其中包括驾驶MD11机型1152小时；

飞行工程师朴丙基49岁，曾经担任韩国空军高级工程师，总飞行时间超过1万小时。

从飞行员的资历来看并没有任何问题，可这三人也不幸死于空难，从背景调查来看，不可能存在飞行水平不足或轻生情况的发生，事发时飞机的飞行高度应该在1500米，怎么会突然坠毁？

按照韩方的指责，事故的原因是货物空中爆炸，当时上海地震局在事故发生后记录下发生了一次里氏1.6级的地震，震中就在闵行区莘庄一带，显然这是飞机坠落后引发的地震，而非空中爆炸的结果。另外，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碎片会呈圆形分布，但现场调查的结果却是飞机残片呈现扇形分布，这显然是飞机撞击地面后形成的，由此排除了飞机因货物空中爆炸导致坠毁。

不过，想要反击韩国方面的甩锅，中国方面需要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而最为有效的证据当属飞机失事前的黑匣子，黑匣子记录了飞机失事前的所有相关数据，包括技术参数和驾驶舱内的声音，一旦找到黑匣子，责任自然一目了然。

不过，根据当时时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军的回忆，整个黑匣子的搜索阶段却是一波三折，非常辛苦，主要分为了三个阶段，历时7天。

4月16号为第1阶段，当时出动了150名武警和100多名民工，沿着沪杭铁路一字排开，由北向南进行地毯式搜寻，同时又租借了两条船在附近的河道进行打捞，一天下来除了搜查了大量的飞机残骸外，并没有找到黑匣子。

4月17日为第2个阶段，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动员系统内力量外，还在闵行区电视台连续播放了几个晚上的信息，重点展示介绍橘黄色反光标志的黑匣子，希望能够让更多民工提供相关线索。

很快，一位中年妇女向警方提供了信息，她说“事故当天，我曾经看到一个50来岁的男子抱着一个橘黄色的盒子从现场走了出来”，根据这个信息，民警挨家挨户进行了排查，最终找到这名男子，并在他家发现那个“黑匣子”，可是打开一看，却让民警十分地失望，原来里面装的竟然是一盒麻将。

在所有的信息都一一排除之后，关于黑匣子的搜索陷入了僵局。

由于前两个阶段没有找到黑匣子，此时中方作出了最坏的打算，推测黑匣子在飞机爆炸过程中已经完全炸碎，陷入到了泥土之中，时任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幸举德少将亲自来到了指挥现场，和战士们用了三天时间，用双手移平了两座小山头，终于在土地里扒出来了黑匣子。

与预想的一样，黑匣子已经被摔得四分五裂，不过从幸存的残片中，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为查明飞机失事的原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故发生后，我们首先确定了飞机并没有发生事故或者紧急情况，空管指挥也完全按照流程进行，不存在违规的情况，更不存在恐怖袭击等原因，可为何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架没有任何故障的飞机在地面工作人员的正确指挥下却一头撞向了地面呢？

经过中方的不断努力，最终我们找到了失事的原因：原来是韩国飞行员搞错了计量单位，错误地将英尺和米搞混了。

在航空界，米和英尺是两个同时存在的计量单位，两者都是国际计量单位，不同国家会根据不同的国情和习惯选择不同的计量方式，大韩航空选择以英尺为单位，而我国选择以米为单位，无独有偶，在汉城到上海这条航线中，我国使用的正是米为计量单位。

大韩航空常年飞这条航线，当然知道这一规则，所以在对飞行员进行培训时，特意让机组成员学习了英尺到米单位的转换，可让人无语的是黑匣子驾驶舱语音记录仪中的数据，机长和副机长根本就没把转换单位当回事，两人交谈过程中一直在混用米和英尺。

这段语音内容也直接公布于众。

飞机起飞时，机长对副机长说“上海机场的飞机很多啊，我总是把东航和马航的飞机涂装搞混”。

副机长说“是啊，因为这里是东航的基地嘛，很多空客的飞机会在这里起飞”。

此时由机长操作飞机：“V1，抬轮”。

虹桥塔台：“6316，请在119.75MHz与上海离场管制联系，祝你们旅途愉快”。

过了一会，虹桥塔台：“大韩航空6316，左转前往NHW，爬升至1500米保持”。

机长：“等等，有点奇怪，是在这里左转吗？”（在这里机长搞错了航向）

副机长：“是的，根据离场程序，左转抵达NHW点，再转一点，继续转”。

机长：“我没看到……航点在哪里？”

副机长：“好的，就保持这个，现在正常爬升”，起飞两分钟之后，飞机以220节（407公里/小时）的速度爬升至2000英尺。

机长问：“缝翼没收起来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副机长：“明白了，我忘记收了，我来操作”，不久，副机长收起了缝翼。

机长：“今天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怎么出了这么多问题，真是令人头痛啊”。

副机长：“我们的高度是不是高了？”

机长：“刚才塔台叫我们爬升的高度是多少？”

副机长：“是1500英尺（457米）”，此时副机长已经完全搞错了高度单位，塔台说的是爬升至1500米，副机长听成了爬升至1500英尺。

机长：“什么？1500英尺？看来我们高太多了”，当时飞机的高度为4600英尺。

副机长：“是的，现在我们下降高度至1500英尺”。

随后，机长按照副机长的指示向前猛推操纵杆，飞机开始以40度角高速向下俯冲，下降速率达到了每分钟35,000英尺。

副机长此时已经来不及管控，他猛喊一声，“等一下，注意高度”，随后，飞机就以73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向了地面。

也就是说当时的高度不过1402米，还没有达到空管要求的1500米，机长害怕占用其他飞机的航线发生撞机事故，所以立刻调转方向，可调转方向速度太快，1400米的距离只需要不到7秒钟就能撞到地面。

当飞行员意识到大事不妙时，他们已经无法再把这个210吨的飞机拉起来了，事故就在眨眼的瞬间发生了。

调查报告指出：机组人员极度地不专业，副机长搞混了英尺和米，误以为塔台说的英尺，将英制单位当成了公制单位，这是本次空难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证明责任完全在韩国驾驶员方面，他们不仅砸毁了房子，砸死了中国人，而且还试图将这个锅甩给了中方。

对于遇难的三位韩国飞行员，大韩航空给付了60万到100万美元的赔偿金。可是当我们弄清楚了事故原因，向韩国方面提出了赔偿方案时，对方却一口回绝，原因是价格太高了。

东方航空当时接受了大韩航空的委托，专门制定了一个赔偿方案，赔偿金额为63万元起，韩国方面说“按照中国的法律，赔偿一个中国人生命最多也就值10万，显然30万元超过了这个标准”。

那么究竟遇难的中国人应该赔多少呢？

韩国方面觉得东方航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要价，首先撤销了东方航空的代理委托资格，然后委托了另一家倾向于韩方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办理此案，韩国航空的副总裁也亲临上海进行督战，双方谈判以7万元起底，经过双方的不断交流，最终谈到了30万元，韩国方面再也不肯多付一分钱给遇难者家属。

遇难者家属问韩国方面，“如果别的国家飞机坠毁在韩国，把你们的人砸死了，应该怎么赔偿？”

韩国人回答“大人赔360万人民币，小孩赔260万人民币”。

这种说法让遇难者家属义愤填膺，同样都是人，为何死亡的差距如此之大？

此后，又经过两轮的谈判，赔偿款从30万元升到了52.5万元，这时，五位遇难者家属中的一位率先同意了这个金额，当场与大韩航空签了合同，拿着领到的赔偿金回了安徽老家，而另外4位家属则认为韩国条款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绝对不能接受。

四位遇难者家属的举动惹怒了大韩航空管理层，他们说“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再增加了，再拖下去就只有打官司吧，到时候我们会撤回52.5万元的协商赔偿金，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你们连10万块钱都拿不到，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这4位遇难者家属说“不争馒头争口气，他们太歧视我们了，无论打官司最终判决赔偿多少，我们都不会怪律师”。

最终，经过两年的艰苦追偿，4位遇难者家属等来了法院的判决，法院认为总赔款的确定要以足以抚慰和补偿原告为基准，最大可能地弥补原告所受到的损失，同时也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判决4位遇难者家属分别获得了90~113万元不等的死亡赔偿金。

这起事故令人无比的惋惜和悲伤，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事故后韩国方面表现出的霸道和蛮横，对于这五位逝去的鲜活生命，再多的金钱也只是确保家属更好地生活，可他们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任何人也不希望这种悲剧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事故调查公布结果之后，韩国政府吊销了大韩航空从汉城飞往上海航线的货运经营许可证，大韩航空最终为自己付出的错误买了单，我国律师团队打赢了官司，为死难者家属争取到了合理的补偿，这也成为中国灾难史上最大的一起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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