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时任御史的何正臣等人弹劾苏轼讥讽朝政，说苏轼在任湖州知州时的谢恩表言语暧昧，有莫大的嫌疑。之后又更进一步举出大量苏轼的文章作证，坐实这一罪名。监察御史首先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有数千只的乌鸦聚集其上，所以御史台又称"乌台"，或者"柏台"，这就是"乌台诗案"名称的由来。

这起冤案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苏轼，这次事件，也是苏轼写作风格的转折点。在诗案之前，苏轼自任杭州通判以来官运畅达，他的作品大致上都是十分洒脱自如的，多是积极地入世。而诗案之后的日子，虽然有高至翰林学士的短暂风光，但却没有了一开始的豪情万丈，反而是寄情山水，关注自然风光，以及闲适的农家生活居多。在晚年谪居惠州儋州时，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淡泊旷达的风格充斥在诗文之间。

那么万全称得上是苏轼人生转折点的事件，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赵顼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苏轼与变法派政见不和，多次产生冲突，因而屡屡遭受排挤。但是此次变法并不只是王安石一派的主张，神宗才是最大的支持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发现自己在朝中举步维艰，于是自请外调。神宗当然十分愿意，于是，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调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多地的知州。在任职期间，苏轼看到了许多新法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这些弊端让苏轼极为反感，于是便写诗作文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切实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议，表达自己的不满。

实际上，明面上新法的主导者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就被二次罢相，新法的主导者已经完全变成了宋神宗，也就是说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制定的国策，挑战皇帝的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新法弊大于利的反对派苏轼，自然就讨不了好。

前文我们提到了那份苏轼任湖州知州时的谢恩表，也就是《湖州谢上表》是整个案件的导火索。这其中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一句公开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当朝新贵合作，而且对新法有所不满。御史台于是拿此大做文章，弹劾的奏章一封封的送至神宗面前，神宗震怒。神宗批示，七月二十八日，命台吏皇甫僎携立刻赶赴湖州抓捕苏轼。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从他人那得知消息之后快马加鞭赶至湖州告知苏轼，苏轼即刻告假。但是最终还是被押解回京。"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苏轼就这样如同鸡犬一样被粗暴的带回了京城。

关押在御史台时遭到了严刑逼供，在当时同样被关押在御史台中，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苏颂听到了审讯时对苏轼的辱骂，并在诗中写下了 "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这样的句子。

在御史台，苏轼承认了所有被弹劾的罪名，向皇帝汇报后，神宗大为不满，认为苏轼还有隐瞒，下令一定要查出牵连的所有人。

就这样《和韵答黄庭坚二首》被扣上了大骂新进的帽子，给好友王诜《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被安上了抨击生事的名头。在每一篇诗文中抠字眼，苏轼被扣上了无数的帽子，这些罪名的由来都是牵强附会的，根本曲解了或者过分夸大了苏轼的本意。以李定为首的这一部分"新党"恨不得置苏轼于死地。

他们甚至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是对当今天子怀有不臣之心，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两句有问题， "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虽然是受益者，但是也逐渐受不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神宗首先松了口，再加上朝中有不少人都在帮苏轼求情，不但有苏轼的好友们，而且包括新党中的一些理智的人，甚至此时早已赋闲在家的原变法领导人王安石也上书求情，这样，苏轼才在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终于获释并在两个月后被贬黄州。

乌台诗案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这并不是新旧两党之间争斗的终点。相反，党政之争愈加严重，双方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这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在诗文中寻找蛛丝马迹也成为了潮流，甚至到宋徽宗年间，这种攻击方式依然大行其道。难以想象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豪的著作也一度遭到禁毁。在亡国前夜，金兵铁蹄临近，但是城中的大夫们依然互相攻讦，丝毫没有一点觉悟，何其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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