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近代史，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太弱，强调清政府昏庸腐败，所谓的积贫积弱，将要亡国灭种。

我们现在的教材，主流的历史观点，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现在我郑重而明确地告诉诸位，这种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存在根本性误。

无论是横向地从当时的整个全球史看，还是纵向地从整个的中国历史看，尤其是包含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的现代史，近代的中国不是很弱，而是很强、很强。

从所谓的哥伦布大航海以来，西方开始征服和瓜分世界，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真正抵御了这一狂潮，不仅保持了主权的独立，而且更重要地，保持了文化的独立，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和全球近代史的基本的事实，但是被我们忽略和无视了。

如果我们不了解和理解这一史实，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下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全球格局。当下全球的格局是什么？是崛起的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对抗！事实上，中国以己之力抗衡整个西方的格局，并非现在才发生，并非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才发生，而是自1840年英国人打出第一发炮弹起就开始了。只不过中国经济崛起之后，这种中西对抗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所谓的大航海以来，西方的征服浪潮最先是从美洲开始。16世纪南美的印加帝国，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很快就崩溃了，这是美洲最富裕和强大的两大文明。接着，北美的印第安人几近灭绝。

但是，西欧对非洲的侵略则在大航海之前就开始了，后来惨绝人寰、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也业已存在。只是发现美洲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更广阔的黑奴市场。欧洲的移民到美洲，发展大的种植农场，然后非洲的奴隶被贩运到美洲，去耕种那些农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

整体而言，非洲（尤其是南部）和美洲对西方的侵略抵御能力是最弱的。

亚洲这边，印度18世纪中期就被英国征服，沦为其殖民地。中东的国家在也是没有真正的抵抗力。

整体来看，也的确有几个国家就在主权上实际上没有被完全征服，保持了主权的相对独立。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和东亚的日本。

埃塞俄比亚的话，它尽管是没有被征服，它有它的特殊情况。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高原山地国家，比较难打，同时资源也是比较贫乏，吸引力不大。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埃塞俄比亚信仰基督教，文化上与西欧同宗同类。

日本尽管没有被征服，但是他很快脱亚入欧，在文化上一边倒地倒向了西方。

总之，面对西方的侵略，只有中国文化可以发展出有效的抵抗，中国之外，没有任何文明、文化都无力抵抗。日本是通过文化上的全盘西化发展出抵抗能力，甚至成为西方列强之一员。

中国是儒家文化，中东是伊斯兰教，美洲和非洲尚停留在部落文化，日本则是一种异化的儒家。从抵抗能力看，中国儒家最强，伊斯兰次之，部落文化最弱。尽管伊斯兰教的文化忠诚度很高，组织能力也比部落文化高，但依然无法发展出有效的抵抗能力。日本则是通过文化投降和背叛的方式发展出强大的抵抗能力，甚至侵略能力。

在宗教时期，伊斯兰教的攻击力强于基督教，但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方面对现代工业化的适应能力很低，无法通过学习快速获取科技和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独立提供世俗化的政治模式，唯有照抄西方民主模式。

这就导致现代的中东世界有点不伦不类。一方面宗教虔诚度很高，一方面又不得不引入西式民主政体和工业化。两方面无法有效融合，是两张皮。这不仅导致宗教极端主义的出现，以本拉登的恐怖主义为代表，而且导致世俗政治和工业化成长缓慢。

我们中国不一样，尽管说我们是所谓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甚至说在在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受日本的影响而一度在学术上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其实整个来看，我们中国面对西方实际上一直保持了文化的独立性。

辛亥之后，无论是对清政府的颠覆，还是学术上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否定中国文化。在实践上，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核心制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是此后中国社会精神内核，支撑着革命实践、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的展开。

晚清尽管经历一系列惨败，但却一直不认可西方的文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把西方视作蛮夷。后来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主动学习和引入西方的技术，但也坚守自己的文化。

受日本影响，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在学术上出现了一波短暂的全盘西化的风气，但是这股风气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通过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学习和引入马克思主义。

在10月革命之前，那么我们学的还是作为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 10月革命之后我们开始学马克思主义。从深层看，这种转向其实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一个自主的评判和选择。

再进一步看，即便说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依然在做评判和选择。共产党真正能够在中国立足是在毛主席成为领袖之后，即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他和之前的像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毛主席讲“理论联系实际”，而陈独秀、李大钊，包括后来的王明则更尊崇西方理论，尊崇马克思主义本身。

“理论联系实际”是什么意思？你西方的理论，你马克思主义得服务于我，服务于我中国的实际、实践。服务于中国实际、实践，其实就是服务于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石不在学术中，不在四书五经中，而在实践，尤其是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因此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个“野”就是基层的人民的实践。

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中学”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其的理念和制度内核。“西学”就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主体，是一个独立的评判者和选择者，而西方文化则是被动的被评判者和被选择者，为中国文化所用。

所以，“中体西用”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之后对其的否定而真正消失。事实上，这是中国在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中体西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做了一个评判和选择，以我为主的判断和选择。

中国在引入西方文化上有独立的评判能力和自主的选择性，也只有中国具备这种独立的文化评判和选择能力，为其他任何文明和国家所无。这才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真正强大之处。

因此，辛亥后尽管说在学术上否定了中国文化，但在实际上在实践中依然还是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并不在学术，不在朝廷，并不是在四书五经，也不是在清政府，而是在实践，尤其是基层的人民实践。四书五经也是对中国实践、实际的一个总结和提炼。

所以你否定了四书五经，你推翻了清政府，并不是说你就否定了中国的文化本身。中国文化依然通过实践在传承，不仅是传承，而且是支撑着实践展开的精神内核。

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义理，中国文化就是义理文化、仁义文化、道义文化。正是义理文化支撑着中国的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包括我们经济的崛起。

基于“中体西用”、“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在保持自身文化核心理念的同时，可以很好地进入西方的有用的东西，包括技术和制度，不仅发展出有效抵御西方的能力，又实现在经济技术和制度上对西方的超越，从而使得在中西对抗中占据优势。

这一点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

其他国家大都彻底沦为西方殖民地，即便有极少的国家没有被完全殖民化，保持了主权的完全和部分独立，但是却无法保持文化的独立。只有中国保持了主权和文化的双独立，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抵御和超越西方的能力。

但是，中国在近代史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和强大却被无视了。

只有中国有能力和西方抗衡。如同人会有落魄时候一样，晚清是中国最落魄的时候，但是我们依然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如果只看晚清的落魄，你将只能看到中国的落后和弱小，但是，当你注意到即便在身处如此的落魄时刻，中国依然能够通过学习和调整，有效抵抗西方的侵略，那么你将看到中国落魄背后的无比强大。

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此后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中西对抗中压倒西方，是必然的，不容置疑的。这不是什么奇迹，是中国文化的逻辑必然、历史发展必然。

中国已经实现经济崛起，中国也在正面的和西方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这种格局的出现，在近代史上被认为是中国最弱的时候，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当我们在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候，是在强调中国的落后性，弱小性，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落后性、弱小性的表层之下，隐藏着很强的一面，隐藏着先进性和强大性，使得中国即便在很弱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都沦陷的时候，依然可以抵御住西方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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