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倒戈事件死了多少人-聚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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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为什么要反东北王？ 如果站在张家父子的角度来说，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似有不妥，但如果站在民众厌恶军阀统治或者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来说，郭松龄反奉就是正义之举。
奉系集团的分裂，细说导致张作霖元气大伤的郭松龄倒戈事件

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取代直系成为全国最大的军事集体，控制了北洋政府，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奉系又开始被北洋其他派系所嫉恨，成为众矢之的。自身的迅速崛起及外部势力的攻击加速了它的分化、分裂。

奉系军人内部分化已久，原有新旧派之分，新派以杨宇霆为代表，旧派以张作相为首。新派又分为杨宇霆、姜登选为首的士官派，又称洋派，以及郭松龄、李景林为首的大学派，亦称土派。各派系互相倾轧，矛盾由来已久。郭松龄因与张学良私交甚好，遭人嫉妒。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拜谒过孙中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甚深。他为人正直，整军有方，能征善战，自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加入奉军，在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当时张学良正在该学堂读书，特别赏识郭松龄，并尊他为师，甚至“盛称松龄能于其父”。张学良毕业担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特任郭为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自此，郭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副手。张学良将卫队旅全部交给郭松龄整训，郭“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

郭松龄深受少帅张学良器重，但并未得到大帅的相应重视，张作霖因郭此前在革命军的经历，一直对他防范有加。而郭松龄又是个对功名十分看重的人，他曾想过取代张作霖，甚至想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进而竞选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和张学良所部担任主战场作战，郭在榆关九门口的争夺战中立下了很大的战功。战后，奉系论功行赏，各将领都分得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杨宇霆任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唯独郭松龄未得到任何地盘，这不禁让他对张作霖产生了怨愤。

除不受大帅喜爱之外，郭松龄与同僚杨宇霆等人的矛盾也日益深化。杨宇霆深受大帅张作霖宠信，而郭松龄则得少帅张学良倚重，杨、郭二人各凭靠山而互相轻视。杨宇霆专横跋扈，总想方设法到处安插自己士官派的人。直皖战后，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第三旅、第八旅旅长，称“三八旅”（即后来的第二旅、第六旅），合一个司令部，军政由郭松龄主持。杨宇霆总想把自己人插到“三八旅”，遭到郭松龄的坚决抵制，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加深。而浙奉战争中，杨宇霆从江苏一路败退奉天，非但没有受到张作霖的责难处分，反而更得宠信，并被委任为奉军总参谋长。郭松龄愈加认定张作霖思想守旧，赏罚不公，恩信不立，奉军积习太深，不会有前途。

1925年10月25日，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无意间得知张作霖欲以国家主权换取日本贷款用于内战，他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正好国民军代表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密会韩，向他说了奉张的阴谋，表达了自己对于内战的厌恶，说：“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指张作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随后，张作霖安排张学良、郭松龄和李景林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得令迅即回国。韩复榘也返回国内，将郭的话带给冯玉祥，冯闻讯大喜，加紧与郭联系。

郭松龄回国后，为表示对张作霖进攻冯玉祥的不满，称病住到天津，暗中与反奉人士加强联系，并在一些会议等公众场合发表自己对奉系的不满。郭松龄的一系列行为引起了张氏父子的疑心，张学良专程来到天津，观察情形，并对郭松龄作出一些让步，避免激化矛盾。张学良始终不太相信郭松龄会倒戈，即便郭的话语中已明显透露出反叛的意味，他也未能及时劝阻。应该说郭的倒戈与张学良的纵容不无关系。

11月19日至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合作密约，郭松龄还拉上了同属奉系的李景林，签订三方协议，冯、郭共同签字生效。主要内容即划分三方势力范围，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郭松龄开发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他们互相约定不得随便发动内战，更不能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或借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如有违背，则密约立即失效。

密约订立后，郭松龄已做好一切倒戈准备。他极力争取张学良同他一起倒戈，希望借助少帅的旗号减少部下奉军的反抗情绪，还可以兼顾二人的金兰之谊。尽管张学良不舍得郭松龄离去，但他也不可能冒忤逆之罪反叛自己的父亲。在郭松龄的默许下，张学良返回了奉天。

郭松龄移师滦州，接连发表通电，历数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声称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希望国内和平，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少帅主持大政。李景林也发表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庶政付诸少帅”。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援郭反奉计划，并通电响应郭，请张作霖自动下台。

张作霖接连收到通电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奉军的主力精锐部队都掌握在善于治军的郭松龄手中。他随即下令罢免杨宇霆的官职，以平缓郭松龄的对立情绪，同时给郭打电话，说尽好话以拉拢郭，并令张学良赶赴前线，劝郭退兵。

11月25日，郭松龄率其部4个军共计7.5万人，向榆关进发。沿途为减少奉军的抵抗，他将所有命令都与张学良连署。张学良给郭松龄写信，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还派了运输机向郭军发放传单，以瓦解军心，但都未能奏效。

一路上郭松龄率军所向披靡，11月27日占领榆关，29日占领绥中，30日郭松龄改称自己为东北国民军总司令。12月1日，郭松龄在兴城与张作相部激战，当时郭军克服缺少棉衣被的困难，在大风雪中大败张作相部，攻下兴城，随后接连占领连山、锦州、沟帮子、新民县，步步逼近沈阳。沈阳城内兵力空虚，张作霖惶恐万分，急忙收拾物品搬家。

慌乱中的张作霖开始寻求日本的帮助。他与日本缔结密约，承认日本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换来了日本人对他的支持。同时，他扣留了李景林的妻子和老母亲，让老母亲感化李。李景林被迫转变，12月3日对国民军宣战，郭松龄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调集兵力在巨流河与郭松龄决战，张学良为前敌总指挥。初时，由于郭松龄更胜一筹，他击溃奉军，占领新民县城。张学良非常了解郭松龄的为人，他将正面战线堡垒筑好，同时分化瓦解郭的部下，用飞机散发收买民心的传单，称不能吃老张家的饭，还打老张家，不仗义。张学良还亲自打电话给郭松龄手下各将领，表示既往不咎，责任全部由郭一个人负担。在张学良的活动下，郭松龄手下许多将领纷纷出现严重厌战情绪，参谋长邹作华及大批官兵叛变，加之郭军的弹药库被炸，补给等各方面的后勤供应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最终反胜为败。

郭松龄带领机要人员及卫队200余人，化装成民间人士，搭乘民间大车逃走。在新民县张家沟村，郭松龄和夫人都被认出，从躲身的农家菜窖中被人拉出来。张作霖担心郭氏夫妇半路逃走，下令将其处死，并暴尸三天，以儆效尤。郭松龄的余部被收编；少数部队退到山海关，与魏益三部会合，约2万人投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民军第四军。

郭松龄的失败与日本对奉系的支持分不开。郭松龄尽管也寻求日本帮助，但他没有答应日本的苛刻条件。关键时刻，日本的帮助使张作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郭松龄始终高傲自信，不注意分化敌人、团结内部，对形势把握不够，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郭松龄反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扩大了奉系内部的矛盾，促使其进一步分化，削弱了奉系实力，从长远来看，对北洋集团的最终覆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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