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明朝人说他：“少颖悟绝群，读书过目辄诵，善经学，工属文，旁通天官阴符家言。”十四岁进入学校读书，学习儒家经书《春秋》，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拿着经书朗读背诵，而他却可以把全书默写出来。刘基很有学问，一生著作甚丰，著有《郁离子》《春秋明经》《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等。不过人们看重他的，是学问之外的韬略。焦竑《玉堂丛语》这样称赞他：“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

元朝末年，刘基得中进士，出任瑞州高安县丞，秘书监揭溪斯见到他，十分惊讶地说，此人是魏徵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的人才。因为过于清廉正直，他遭到同僚排挤，罢官而去。后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遭到弹劾，再度罢官。仕途的坎坷，使刘基心灰意冷，与鲁道元、宇文公谅整日纵酒放歌，游武林，泛西湖。

刘基

在当时人心目中，他是一个奇人。首先是长相奇特，远远望去，一副“虬髯客”模样，一脸络腮胡子，身材高大魁梧。其次是风格奇特，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更奇特的是韬略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过他的真正本领并不在此，《明史·刘基传》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术，非其至也。”所谓“非其至”，意思说“阴阳风角”并非他的强项，他的强项在于治国平天下的韬略。这一点可以从朱元璋那里得到证实。朱元璋一再称刘伯温是他的子房（张良），当有人说刘伯温有秘密传授的阴阳风角之术时，他断然反驳道：伯温敷陈王道，经常用孔子的话来开导我，岂有阴阳风角之术的影子？

朱元璋打下浙东，仰慕刘基的才学，把他与章溢、叶琛、宋濂一起召到身边，尊称为“浙东四先生”。关于刘基的出山，何乔远《名山藏》提供了一个极易忽略的细节：“（刘）基决计趋建康（南京），众疑未决，基母富氏曰：‘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万全哉？’”在刘基的母亲富氏看来，身处衰乱之世，不宜出来辅佐君主，因为难有万全的下场。刘基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还是去了建康。富氏的劝告不幸而言中，铸就了他的悲剧。本文所要说的就是悲剧的来龙去脉。

朱元璋召见“四先生”，问道：如今天下纷争，何时能定？章溢说：天道无常，只有德高望重、不嗜杀人者能够统一。刘基则条陈“时务十八策”。这个“时务十八策”的中心，是如何夺取天下的战略方针，非同凡响。《名山藏·臣林记》写道：

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不用尺土一旅，凭藉他人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国：陈友谅居其西，张士诚居其东。友谅包饶九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浙西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与明公寇势而侔威，然士诚鼠伏狸候，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

朱元璋问郎中陶安：这四人和你相比如何？陶安说：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

二

确实，刘基的谋略多有过人之处，在南征北战中，运筹帷幄之功最多。当时的形势，陈友谅占据湖广，张士诚占据浙西，究竟先对付哪一个，议论不决。多数将领以为苏州、湖州富庶，应该先取张士诚。朱元璋征求刘基的意见，他力排众议，主张先取陈友谅，说：陈友谅劫持主公、威胁下属，名号不正，而且占据我方上游，应该先打掉他。张士诚是一个守财奴，不会破财兴兵援陈；陈氏灭掉以后，张氏孤立，取他犹如探囊取物；南方一举而定，然后北向中原，帝干之业可定。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战略决策。史家赞扬道：“陈氏平，遂决计伐（张）士诚，暨北定中原，（刘）基运筹居多。”谋士朱升这样评价他：“学贯天人，才兼文武。”可谓知人之论。

由于他是浙东人，受到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排挤。明朝初年大封功臣，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刘基只封为诚意伯，岁禄三百四十石。李善长官居左丞相（即首相），刘基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没有多大实权，难以施展手脚。开国不久，他就向皇帝请求致仕，一般人百思不得其解，个中缘由是颇堪思量的。

刘伯温墓

为了都城的选址，朱元璋带领文武大臣到河南开封等地视察，指定李善长和刘基留守南京。主张依法治国的刘基对李善长说：宋元两朝由于法制过于宽纵而丢失天下，如今应该严肃纲纪，让监察御史无所避忌地弹劾违法的官员，宫内的宿卫和宦官如有过失，应该请示皇太子依法惩处。官员们对他的严厉颇为忌惮。这时，中书省一个中层官员李彬贪赃枉法，刘基准备严办，李善长对于这个亲信一向眷顾，主张从宽发落。刘基不同意，但对于首相的意见，不能置若罔闻。足智多谋的刘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写了一份奏疏，派人快马加鞭送往开封，请示皇帝的圣旨。得到皇帝的圣旨，他立即把正在参加祈雨仪式的李彬就地正法。李善长大为恼怒，等到皇帝回京后，抢先告状，说刘基竟然在祭坛前杀人，实属大不敬。怨恨刘基的官员，纷纷乘机弹劾。

朱元璋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向刘基询问天旱的原因，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达几万人之多，阴气郁结；隶属于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措施，十天以后仍不下雨，遂狠狠地训斥了刘基。惹恼了皇帝和首相，刘基意识到，离去的时刻到了。正好这时他的妻子过世，便向皇帝请求“告归”。洪武元年八月，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告别政坛。

临行前，刘基就两件大事向皇帝提出忠告：一件是，针对皇帝有意把自己的家乡凤阳作为都城，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凤阳虽然是皇帝家乡，但并非建都之地；另一件是，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接受了前一点，对于后一点有所忽视，措置失当，让蒙古军队逃回沙漠，成为北方边疆的大患。于是乎，朱元璋恍然大悟，这位张子房式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就在当年年底，写了亲笔信，把刘基召回南京。这封手书写道：

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苍，怀先圣道……居则匡辅治道，动则仰观天象，发纵指示，无往不克……今秋告归，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尔当疾来，同盟勋册。言非儒造，实出朕诚尔。

刘基抵京后，朱元璋给予丰厚的赏赐，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一如既往地信任他，视为心腹，每次召见，屏退左右，长时间密谈。刘基也为知遇之恩而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前在战争时期，每每遇到急难，他勇气奋发，当机立断，人莫能测。现在太平了，他所谈大多是帝王之道，朱元璋洗耳恭听。洪武三年，他被授予弘文馆学士头衔，又晋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朱元璋赞誉他为“吾子房也”，把他比作辅佐刘邦平天下的张良。

三

皇权与相权历来是一对矛盾，互相抑制，此消彼长。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喜欢大权独揽，对于以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有所不满，抑制的办法只有一个——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这种重大人事变动，是绝对机密，只能和刘基商量（因为他不属于淮西集团）。刘基一听要撤换李善长，立即表示反对。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杨廉等《新刊皇明名臣言行录》、王世贞《弁州史料前集》等，都记录了这场对话。

刘基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很难在朝廷站稳脚跟，坚决辞谢。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房屋如果要调换顶梁柱，必须寻找大树，假如用一束小树来当顶梁柱，房屋肯定倒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和杨宪有私交而放弃原则，如实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观其人可知。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不屑一顾，用比喻的口气给予否定，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此小犊，将债辕而破犁。”要让这样的“小犊”担当重任，我担心会坏事。

朱元璋再次重申：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敦请刘基出任此职。

刘基已经推辞过一次，见皇上再次提起，立即用坚决而又委婉的语气推辞：“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值得细细玩味。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希望“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对于刘基而言，逐渐领悟共同打天下易，共同坐天下难，再度萌生去意，仿效汉初的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因此一再婉言拒绝朱元璋的敦请，不想卷进权力争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被刘基否定的那三个人，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处死。杨宪，洪武三年处死；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处死；胡惟庸，洪武十三年处死。难道刘基受到重用，会是例外？

胡惟庸

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三月，弘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致仕。这两个人的离开政坛，对于朝廷而言是很大的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早先在朱元璋心目中，一个是“萧何”，一个是“张良”，现在大局已定，难道就不需要像“萧何”、“张良”那样一言九鼎、力挽狂澜的大臣了吗？

他们致仕的情况各不相同。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怙刻”，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表面上是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实际上是被罢官的。刘基则不同，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主动请辞。朱元璋写信去向他征求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这是针对朱元璋“用法严峻”而言的，可惜没有被接受，史书对此有这样的感叹：“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诛戮。”不过朱元璋很有礼貌地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真的能够“朝入青山暮泛湖”吗？

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从刘基归隐后所写的的诗歌中，读出了言外之意，窥探出他一生三个阶段的不同心态：第一阶段是元朝末年，他以“命世之才”自负，却“沉沦下僚，筹策龈龋”，所写的诗歌“哀时愤世”，流露出“几欲草野自屏”的心境。第二阶段是被召入朱元璋幕府以后，“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所写的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债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第三阶段是明朝建立以后，辅佐皇帝，运筹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可谓“得志大行”了，所写诗歌却是“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当年的飞扬意气荡然无存。钱谦益所说的“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反映的正是刘基急流勇退前后的心境，许多不能说的话都由诗歌表露出来了。

此时的刘基虽然“悲穷叹老”，却难掩嫉恶如仇的本性，怕招来祸水，索性隐居山中，与外界隔绝，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青田知县求见不得，化装成农夫再次前来，刘基正在洗脚，命小儿子把他带进茅舍，粗茶淡饭招待。来人告诉他，自己是青田知县，刘基赶紧起身，连称草民，拜谢而去，从此不复再见。

四

归隐是为了避祸，却不免于祸，是一个悲剧。制造悲剧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刘基不屑一顾的胡惟庸。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写“青田刘文成先生”，点到胡惟庸的离间：“初，上礼重之，呼先生而不名，又时时谓人‘伯温吾子房也’。然卒不以为相，封拜亦轻，最后恩礼亦渐薄。人以为中惟庸间云。”所谓“中惟庸间”云云，就是朱元璋听信了胡惟庸的挑拨离间。这时，胡惟庸已经在中书省掌管实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刘基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刘基，说什么刘基会看风水，在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坟墓，心怀叵测。这一招果然奏效，激起朱元璋的猜忌，下旨剥夺俸禄。刘基惧怕带来大祸，立即赴京请罪，并且留在南京，显示自己的清白。

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左丞相。刘基悲戚至极，感叹道：希望我先前的“劣马驾车”预言不灵验，天下苍生有福了。如此忧心忡忡度日，终于病倒了。洪武八年，朱元璋派人把他护送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四年后，刘基的同僚、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刘基在南京病重时，胡惟庸派来医生诊治，服了医生的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卷石”，显然是中毒了。这一情节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记载：“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明确提到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胡惟庸毒死刘基，在《明史》中有多处提到，可谓确证。刘基的长子刘琏，很有才华，洪武十年受胡惟庸亲信胁迫，投井而死，则是一个旁证。关于刘基被毒死的情节，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写得更为具体：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未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御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家一月而薨。

陈建《皇明资治通纪》洪武八年四月条，所写略同：“诚意伯刘基卒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谓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蹙曰：‘其如苍生何？’因忧愤，旧疾愈增。时惟庸蓄奸谋，深恶基，乃遣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上御制文一通，遣使送基还家，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岁。”

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写刘基之死也是如此：“胡惟庸既相，公私忧曰：‘吾安敢希言验，如苍生何？’遂悒悒得疾。惟庸阳为修好，挟医往候，饮以毒药。又三月，寝剧，给驿舟护归卒。”

刘基确实是胡惟庸毒死的。这一点，还可以从朱元璋和大臣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后来胡（惟庸）家结党，（刘伯温）吃他下了蛊（引者按：蛊，音古，原意为寄生虫，引申为毒药）了。只见一日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专家吴晗考证的结论是：“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倘若这个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悲剧就更令人唏嘘不已了。

看来刘伯温先生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否则的话，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当初母亲曾经告诫他：“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万全哉？”他如果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应该听信母亲的劝告，不去投奔朱元璋，那么他的后半生历史就得改写了。

张岱《石匮书·刘文成世家》对刘基的悲剧有一段评论，写得意味深长：

刘文成之功大矣，而报轻也。盖文成以术合，亦以术见疑故。文成终其身任情憨直，勿事媕阿，虽明尝不试之药，亦惟冀人主见谅，明己之不终用术数也。若夫神仙导引，在文成岂不知，出此而英雄欺世之语，其在英主疑主之前敢出乎哉？

料事如神的刘基为何“当局者迷”，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个中缘由？临死前还把《天文书》交给长子刘琏，叫他服阕过后呈进皇上，不要让后人学习此书。又对次子刘璟透露自己的心声：“胡惟庸必败，我欲奏遗表，无益也。日后上必思我，待有问，当密为我奏。”这份遗表的主旨是：“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为政宽猛当如循环耳，幸圣主留意。”他当然不会知道，此后不久，“圣主”就大开杀戒，先后清除功臣宿将及其家属几万人，丝毫没有“宽猛相济”的迹象，他如果活到了那时，恐怕也在劫难逃。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9期

作者：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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