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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彻骨铭心的真相之下全是痛

92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的14年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取得了胜利。92年过去了，除了众所周知的情况，我们摒弃愤怒冷静的研究“九·一八”事变更深层次的真相，发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结果，事变爆发既有他的突发性，也有他的必然性，远远不是个别日本少壮派军人偶然冒险这么简单。

一．国际背景

受美国金融风暴影响，南北美洲市场购买力急剧下降，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大藏省感叹道，“倘若经济状况持续1929年6月以前的样子，不得不说日本的经济将陷入破产”。据官方统计，1929年失业者为294095人，失业率为4.33%，到1930年，失业者升至366799人，失业率5.23%，1931年失业者再升至413248人，失业率达5.92%。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在城镇，以罢工、怠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工人运动层出不穷。

有数据显示，1929年，工人运动发生1420起，参加人数为172144人，到1930年，上升为2289起，参加人数达191805人。在农村，主要表现形式是“租赁争议”，1929年，总计发生争议事件2434起，到1931年增加至3419起。社会动荡，民众对政治当局抱怨和不信任感，部分激进派军人、右翼社会趁机推波助澜，把矛头指向政党内阁和财阀，旨在掀起一场颠覆宪政体制、树立军事独裁政府的政治风暴。

二．侵犯野心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858年当日本自己还没摆脱列强加之于其身的不平等条约时日本政客吉田松阴就在他的《幽囚录》公然提出”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试图以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抵消自身的民族危机并明确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三种具体方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议定关税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开始以营口为据点，对中国东北展开带有殖民地经营性质的经贸活动。日本资本及大批人口涌进东北，在倾销日本产品，输入日本急需资源以及获取可观利润的同时，铺垫了经营东北殖民地的基石，并在情报搜集、资源调查、抉择资本输出方向、培植地域人脉关系、土地商租准备等诸方面都先行了一大步。

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日本终于排除一系列障碍，将半个东北纳入日本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之内，实现了殖民经营南满和东蒙，并向北满渗透的初步野心。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会后，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日本侵华方针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于7月25日奏呈裕仁天皇。此即《田中奏折》并叫嚣“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还指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以及“摧毁美国势力”与赤俄相冲突”等。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公然露出武装入侵的牙齿。

三．全方位的谍报渗透

为配合日本征服中国，称霸东亚、全世界的野心，日本对华间谍活动从1872年开始至1931年从未停止。

甲午战争前他们组成谍报网，机构有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玄洋社（黑龙会）等，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先是肩挑背扛，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就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混过关。大批日本间谍以各种伪装身份涌入中国东北，为后来发动战争提供详尽的情报支撑。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896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札幌开办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后增设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用美色猎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掩护，这所学校因此也有“妓女间谍学校”的称号。“大陆阿菊”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就被派往汉口，玄洋社在中国的总部就是在这里，玄洋社在汉口、上海、天津都开设有高级妓院。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大陆阿菊”充分施展在妓女间谍学校学到的本领，把“猎物”玩的神魂颠倒，并从他们口中套出大量重要情报。

甲午战争前日本军官荒尾精还编写一部很详细的《清围通商要览》，共三册，2300多页。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更是“亲临渤海湾、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从渤海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一遍。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详尽而周备，为甲午战争的胜利铺垫了基础，成为以后半个世纪里日本侵华分子必读的参考资料。

关东军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一个被称为“关东军大脑”，一个被称为“关东军之刀”为了达到武装侵占东北的目的，从1929年到1931年，在板垣的支持下，石原莞尔策划了三次参谋旅行，名义上是旅行，实则到东北各要地开展军事侦察活动。通过一系列实地侦察，日本关东军详细制订出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

提到情报不能不说满铁，满铁表面上是一个经营铁路的企业，实际上从开始就是“文表武备”的机构，1906年出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直接提出“文装的武备论”，“经营满洲唯一的秘诀就是表面上装做经营铁路，暗地里则需要充实各种设施。”“建立满铁就是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的先锋队”。满铁调查部前期主要是调查经济和民事方面，到后面逐步发展到交通，工商业，军事等领域，为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提供了海量情报，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依据。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表面是个商业机构，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

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其主要从事对华经济调查、回应咨询与请愿等活动。随着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的不断发展,其对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不断丰富,满足当局现实经济需要的特征也日益明显。由其提供的调查情报与建议通过情报网传达给日本政府及其他日本国内外机构,这为日本当局处理事务提供了资料参考。发挥着提供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情报、维护日本在奉天工商业者利益、推动日本采取对华政策、支持日本对华侵略、服务伪满洲国开展经济统制等作用,这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展经济扩张、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帮助。

四．入侵媒介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后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以及周边地区的领土和水域权力都租借给了日本政府，并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的南满铁路及沿线铁路居住权、财产和煤矿转让与日本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建立霸权与日本人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密不可分，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同样需要给予日本人足够的利益报偿。

五．入侵组织机构

从1919年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四头统治体系，一是以旅顺大连为核心的关东都督州，二是驻扎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关东军司令部，三为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四为驻扎奉天的总领事。四个机构在东北地区互为依托，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多方面进行全面渗透和统治，并且在各地大力培植汉奸势力，为日后“九·一八”事变及全面侵华做了足够的准备。

六．对东北军、政界的渗透和拉拢

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诱惑许多东北政治、军事人才到日本学习，这些军事人才在归国后都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把触角伸向东北各地及各个阶层，采取威逼、贿赂、中日合办等各种手段，在扶植、利用和诱逼奉张势力及地方势力的同时，网络了一批亲日派及对日合作者，铺垫了独占东北的社会基础，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独占东北培植了一批汉奸人物及对日合作者。大量日本留学的人后来都成为汉奸，他们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灌输亲日思想，他们在东北为日寇服务，像爱新觉罗熙洽、臧式毅、邢士廉、曹秉森、爱新觉罗吉兴、谷次亨、吕梦龄等等都是汉奸典型，不胜枚举。另外东北军及兵工厂等各级机构里到处是日本顾问、教练和技师，日本人早已经渗透到军政的各个层面。

七．经济入侵

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日本于1907年在奉天设立了商业会议所。这是在华设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

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通过商业活动或“合办事业”，笼络了一批对日“合作者”。有些人在对日接触中产生亲日情结，还有人为了私利与日本人勾结，一旦时局发生变化，这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便迅速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如振兴铁矿公司中方代表于冲汉，以交涉员之便出让鞍山矿权，成为中日“合办”振兴铁矿公司的股东（事实上全部由“满铁”出资），“满铁”每年给于冲汉2万日元“分红”。亚细亚制粉株式会社的中方“合作者”韩云阶，中日合办殖产公司的卢元善，以及满蒙毛织株式会社的丁鉴修等人，九·一八事变后都主动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汉奸，甚至爬上伪满大臣的高位，中国汉奸商人张本政除了配合日本搜集情报、运送物资还在1943年向大日本帝国无偿捐献40架战斗机。

这与他们多年来对日“商业合作”，获取各种实惠，积淀起亲日或媚日情结不无关系。可见，日本商业活动及“合办事业”的背后，还培养了众多亲日人脉关系，是日本企图独占中国东北计划的一部分。

八．垄断金融。

日俄战争后三菱、大仓、住友、安田、东洋拓殖、王子制纸等财团等金融寡头竞相拥进东北，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营口设立支行。日俄战争时期，为补充军费，日本政府通过横淀正金银行在中国东北发行军田手票(以下简称“军票” ）此后妄图借回收军票之机将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发行银本位钞票(又称“正金银行券“正金银行银券”钞票”等)，发行的货币发展为中国东北地区通行货币，将横滨正金银行发展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央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到1931“九•一八”事变前，该行在奉天、旅顺、辽阳、铁岭、开原、安东、长谷、哈尔滨等地都设有支行。

从1906年起，正隆银行、长春实业银行，日华银行、振兴银行、奉天银行、满洲银行、大连商业银行等相继建立。1909年日本另一个特殊银行，朝鲜银行在安东开始设立支行。到1931年，日本通过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东北的银行总行加支行共58处，名义资本达到3.1亿元。特别是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在我国东北地区分别发行了数额巨大、种类繁多的货币，严重侵犯了中国的货币主权。这些银行从事一般的商业金融活动大肆吸收存款，向日本人贷放资金，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的

经济得略中起到动员资金的作用。

除了银行，日本还设立了信托、当铺、保险、借贷等金融机构。这些外资银行通过滥发纸币、垄断汇兑、投机倒把等手段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东北财政金融、扰乱东北金融秩序、掠夺东北资产的工具，并逐渐在生产、流通、销售外贸、金融等要害领域掌控了东北经济的主导权，同时确立了日元在东北的优势地位。日本资本的经济强势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以及民生状况。

九．垄断铁路交通

中东铁路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强行修筑的铁路线,中俄签订了两个不平等条约,即1896年《中俄密约》和1898年《旅大租地条约》,使得俄国获取了中东铁路的权益。中东铁路的干线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铁路线,其支线则是从哈尔滨到旅大的铁路线，总长度为840公里。

1904—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争以俄国战败而结束,日本从而取得了中东铁路中长春至旅大的支线。1906年随着“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成立，日本疯狂扩张满铁附属地，非法行使行政权。满铁成立之初，占有280.09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以后，满铁通过攫取路权、收买官僚、“中日合办”、威胁利诱等手段不断鲸吞东北土地，扩张附属地面积。截至九·一八事变前，其附属地已从最初280.09平方公里达到482.9平方公里，为成立之初的1.724倍。

满铁无视中国当局的一再抗议和阻止，悍然在附属地内设置行政管理机构，配备行使行政权的官员，俨然以附属地最高统治当局的面目出现，行使包括驻军权、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教育权、卫生、城镇规划建设等在内的行政管理权。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内，日本行使超越中国主权的行政权，日本企业主在这些权益的庇护下，把“合办”企业牢牢控制在手，中方作为“合作者”难以置喙，形成日主华从的常态。

按照日俄《朴次矛斯条约》规定，满铁成立之初经营的铁路只有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满铁强行改建战争时期的安（东）奉（天）铁路，又攫取了吉长、吉敦、四洮、天图、溪碱等铁路的路权，并威逼奉系张作霖政权在“满蒙新五路”密约上签字。到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实际控制铁路达2361公里，占东北铁路全线的37.9%。

十．攫取控制矿山、海港

经营矿山、海港及其他各业，获取高额利润，占据东北经济的制高点。除铁路运营外，满铁还攫取了抚顺、阜新煤矿、鞍山铁矿等东北80余处煤铁矿经营权。开辟了大连、旅顺、安东以及营口港，实行“大连港中心主义”，垄断了南满及东蒙地区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通道。有数据统计，满铁在“大战景气”的1917年、1918年收益额递增40%以上，其他年份也维持在10位数左右的增长速度，到1930年收益总数近5亿元，相当投资总额的2.5倍。以年度对比，1929年的收益为1907年的22.57倍。

十一．挂名合资，实为行业渗透

名为中日“合办”企业实为日方实际拥有的挂名企业，合计约69家。这些企业涉及银行、信托交易、电灯电气、动产不动产、生活用品等行业，目的很明显，即为居住在这些地域的日本侨民服务。如在关东州就有48家中日“合办”企业，诸如正隆银行、三泰油坊、增田贸易会社、大连交易所钱钞信托会社、满洲肥料株式会社、满洲燐寸（火柴）株式会社、日华证券株式会社、日华特产株式会社、远东烟草株式会社、大连酱油株式会社、“南满洲”汽船合资会社、日华窑业公司、貔子窝电灯株式会社。

在“满铁”各附属地内，有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瓦房店电灯株式会社、中日酱油株式会社、亚细亚制粉株式会社、范家屯电气株式会社、四平街电灯株式会社、公主岭电灯株式会社、公主岭精米株式会社、公主岭交易信托株式会社、中日合办屠兽场、开原信托株式会社、开原市场株式会社，以及开原银行、佑信公司、彩合公司等。

十二．强占或变相侵占煤、铁、木等战略资源

瞄准东北煤、铁、木等战略资源。日本官商资本以借款为手段，除了涉足的抚顺、鞍山、本溪等地的煤铁资源，以及吉、黑两省的森林资源外，以“借款”形式套取东北矿藏资源采掘权的日本企业，还有日本财阀太兴合名投资的天宝山银铜矿、老头沟煤矿、弓长岭铁矿，王子制纸会社经营的黄川采木公司、富宁造纸公司、宁安轻便铁路、蒙江林业，以及中日实业会社经营的复兴煤矿公司等。日本官商资本之所以把大笔资金投向东北矿藏资源，是出于掠夺东北战争资源的目的。

日本掌握的抚顺煤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煤矿之一（另一个为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两矿产量占中国全国煤产量的一半）。

中国的钢铁工业本极落后，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北的鞍山、本溪等地，也一向为日本所控制。截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中日“合办事业”达124项，其中辽宁省50项、吉林省19项、黑龙江省5项、热河省2项、关东州48项。以上企业相当数量是中方以土地、森林或者煤、铁、有色金属等矿藏资源入股，日本官商出资，最终由日本独家经营，作为“合办”者的中方不过挂名而已，毫无企业经营权可言。

日本采取借款、合资（中方以林权入股）等形式，创办了多家中日“合办”的林业企业，包括黄川采木公司、中东制材公司、兴林造纸股份公司、共荣起业公司等，上述公司共计占有林地面积达1341万公顷左右。最典型的当属鸭绿江采木公司，中日双方又签订《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采木公司事务章程》以及《合办鸭绿江森林合同》等，规定鸭绿江右岸采伐区“界内木植归中日两国合资，经理采伐事业”。1908年9月，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正式成立，首任理事长为日本人桥口正美。

鸭绿江采木公司名曰“中日合办”，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均由日本人作主裁断，“实利则全归日人，不平之甚，浸假而成垄断之势，害莫加焉”。更为严重的是，日方经理人员毫不考虑承租林区的永续利用，以追求更多更珍贵的优质木材及丰厚利润为唯一目标。结果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由于“滥施采伐，斤斧交疲；或经野火之延烧，耕地之拓展，森林渐告残败，零落萧条，大异往昔”。“1920年代以来（鸭、浑两江）森林资源枯竭，建筑用材极度减少，树龄小的木材也被使用，电杆用的原木、枕木、坑木等小径木亦被砍伐，以及利用剩存阔叶树生产家具材、枕木、坑木、马车材等。”

十三．强开邮政、电话、电报、广播事业，攫取利润。

（1）邮政、电报

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在沈阳设立战地现代邮局，溃败后日本人继承了沙俄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特权，开办“奉天邮便局”，1906年日本人设立了庶务邮便、电信三课，办理邮政、电报的全部业务。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以“奉天邮便局”为中心的日邮系统已经形成，与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华邮政公开分庭抗礼。

（2）电话

日俄战争后日本没收沙俄的电话设施，并在旅顺、大连、奉天等地开设军用电话局11处，后改为民用设施并扩充市内电话设施。

与此同时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请清朝廷在奉天安装电话。1906年7月，奉天电话正式开通，并成立奉天电话局。到1916年,奉天电话局交换机容量增至900门。由于沈阳等地商业日盛要求安装电话的用户日见增多,但设备不足,难以应付。

1923年,日本在大连开始建东亚地区最早的自动电话局,后又推及奉天、抚顺等城市，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1930年，张学良在故宫南侧创办自动电话局，安装西门子步进制(SB)自动电话交换机3500门，用户增至2405户，这一时期出现了中、日电信部门并行的局面。

（3）广播

为了严密控制东北民众的思想意识，日本强调攻心为上，注重对东北民众进行奴化宣传，其中广播因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渗透力强、成本低等特点，迅速成为日本侵华殖民宣传的重要武器。

从1925年在大连设立放送局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在东北的广播侵略活动长达20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925-1933年是中日广播从中国分庭抗礼到日本一家独霸时期此间日本毫不讳言其在伪满广播活动的战争目的，明确提出要同“接壤国、南京方面及苏联开展国际电波战”。

十四．渗透东北、内蒙古经济领域全面形成经济强势地位

　日本通过借款及“合办事业”，在维护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等势力范围既得权益的同时，有计划、有企图地向东北北部和内蒙东部地区渗透，并趁旧沙俄势力收缩之机兼并俄商，拓展经营。笼络内蒙东部地区王公贵族，施以小惠，攫取大片土地的使用权以及部分矿藏开采权。

日本资本还全面控制了东北对外贸易的大连、旅顺、营口、安东等四大海港，垄断了抚顺、阜新、鞍山等80余处矿山开采权，并涉足工、农、商、贸、金融、保险、服务，以及有色金属、制油、食品加工、电气、水泥、砖瓦、化学、窑业、旅馆等各行各业。截止1930年，日本对东北投资总额达14.6841亿（包括对东北借款），其中民间资本投资9499万元。日本在东北的金融机构存款额为1.6749亿元（1928年数字），为东北地区银行（5188万元）的3倍。

可见，仅就经济领域言，截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资本已经基本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并在交通、海港、金融、外贸、资源、工矿业、贸易、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抢占了制高点，进而形成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强势地位铸成中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及其他列强无法抗衡的经济强势地位。同时几乎包罗万象地摸清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社会、文化教育、民风民俗、法律法令等信息情报

十五．宗教入侵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首个海外神社——安东神社。以此为发端,日本开启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神社的侵略史。毫无疑问,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创建行为是一种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步的文化侵略行为,它贯穿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精神输出”的道具。从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布教”入手,探讨“军队神社”“试点神社”“满铁神社”“开拓神社”“国家神社”等五类神社的实态。与日本所实施的直接军事统治和政治统治相比,海外神社的侵略性更加隐蔽。这成为日本文化殖民过程的主要特征。

十六．教育入侵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中国“关东州”及其教育延伸地带满铁附属地所推行的学堂教育在教育方针政策上既不同于台湾也不同于伪满洲国时期。这与当时“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主权属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推行学堂教育以淡化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且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更加隐秘，对中国人更加具有欺骗性。“清国人教育设施第一期计划”中则把日语作为了必修科目，该“计划”第一次在满铁附属地的中国人教育中把日语教育作为必修科目。初等公学堂如熊岳城、盖平、开原、四平街这些附属地有学龄儿童的地方开设，称为公学堂，招收附属地内外之中国儿童实施合适的普通教育。在如辽阳、奉天、铁岭、长春附属地内即便没有学龄儿童，在接近城内便于就学之地并设初等公学堂和高等公学堂，称两等公学堂。

他们整合中国文化精髓，将日本文化通过教育渗透进中国人的思想中。这样的文化策略，其外表是西式的启蒙教育，而其内在仍是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内核。这种文化策略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在这种文化策略之下接受教育，会让中国人丧失警觉和反抗，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日本的殖民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当年在中国所实施的伪饰性极强的殖民教育，其对中国人的危害甚至比军事、经济侵略更为严重和深远。

这种教育下后来形成了“旅大地区”人群，也就是日寇一手培养制造的所谓“日本皇民”，像韩云阶、谷次亨、卢元善、阎传绂、王贤湋、王子衡等等许多人，他们的思想教育纯粹和日本人一样。他们当中的谷次亨、卢元善、韩云阶、阎传绂都直接参加日人“火曜会”当了伪大臣，为日寇服务来残害奴役和掠夺人民。

十七．舆论入侵

　　九·一八事件爆发前，日本已在中国舆论场布局了几十年，尤其是在东北地区：

　　奉天（沈阳）地区：1906年日本人中岛真雄在沈阳创办了《盛京时报》，在华北、东北影响颇广。1926年改组，由佐原笃介负责，《盛京时报》在佐原笃介经营下，销量猛增到两万份，成了一件非常顺手的反华工具。1921年9月21日，矢野勘创办了《奉天日日新闻》，还有一份《奉天每日新闻》给在华日人、朝鲜人阅读。还有蒙文报纸《蒙文报》（周刊）、《满蒙经济新闻》（月刊）。这些报纸歌颂日本一切政策，愚化麻醉中国人民，有的人甚至只知天皇，而不知国家。传播的尽是日中（蒙）相互提携、共荣共富的调子。

　　大连地区： 1919《关东报》在久寿街开馆，社长是都甲文雄。1921年7月24日再创新刊的《满州报》。1922年，《大同文化》创刊，表面上由大连“中日文化协会”所有，真正负责人却是《满州报》编集局长佐藤四郎。日本人通过讲趣味、讲故事、讲情感来吸引人，向中国人介绍日本先进的人和事。

　 长春地区：1920年《北满日报》订阅量很大，1932年东北沦陷后改名为《新京日报》很能迷惑人。

　　铁岭地区：1911年西尾信创刊《铁岭时报》（日文，日侨准机关报）。1917年迫田采之助创办中文《铁岭每日新闻》，欺骗铁岭民众认为是中国报纸，在新闻里巧妙的加一些颂日辱华的新闻误导国人。

　　哈尔滨地区：1918《极东新闻》日本人斋藤竹藏为发行人，总编为文化汉奸王鼓晨，迷惑性极大，1921再创《哈尔滨新闻》。1922年9月22日由上面提到过的中岛真雄创立了《大北新报》，设在傅家甸北三道街。大多数编辑为中国人，工资来自日军军部，并同时拿“满州铁路株式会社”每个月500日元补贴，该报成了文化汉奸的重要聚集点，还扶植了一批亲日知识分子，哈尔滨的爱国民众称其为《盛京时报》第二。

　　另外还有抚顺、营口、本溪、延吉、辽阳、牡丹江等等各日资报刊，都是宣传与军事紧密配合，为侵占东北25年做足了舆论准备和策应，欺骗了很多人。

十八．收买文化汉奸，为日本鼓噪

。日本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为借口，在东北收买一些立场不坚的中国学者，许以名禄。收买了一批为他们鼓噪的文化汉奸。为日本摇旗呐喊，而且还在伪政府中任职，积极地对同胞进行奴化教育。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振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淮安。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与王国维齐名，堪称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

于冲汉清朝末年的秀才。袁金铠清朝贡生。《关东报》主编王子衡、《极东新闻》总编王鼓晨，王秉铎、吕作新、张贤才等。

这些文化汉奸在民族危亡关头，大褒秦桧、大贬岳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他们的卖国主义的“和战论”千奇百怪：“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戚继光打的倭寇不是日本人，都是中国海盗”“日中战争爆发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抗日教育”日方还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文艺作品。

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反击，叫挑事；日本在中国国土上杀戮，叫自卫。在他们的所谓的“满洲文学”里，中国人就是虚荣自私、吹牛撒谎素质如何低下。而日本人则举止文明、彬彬有礼、先进、优秀，“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为什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有素质”，日本是富裕的、文明的、先进的，有着光明的未来。……而最后的主旨，都是认为中国人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日本人。到处都在打压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皇道乐士”理论等诱惑下，中国大陆出现了以周作人、张爱玲、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为代表的一批“附逆文化他们积极参加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著书立说宣“中日亲善共荣”等扬“曲线救国”“和平建国”、亲日、媚日论调，成为削弱抗日力量的“腐蚀剂”。

十九．圈地移民

日俄战争后，在劫收沙俄属地设施等一切特权基础上，强行扩大“满铁附属地”。以铁路用地为名，以低价强买土地，土地被蚕食，随意拆掉房屋，挖掘坟墓，害得人民无家可归。在“附属地”内将属地内的街，用日本语命名。

将大批日本及朝鲜人移入乡村，成立“开拓团”，进行疯狂的土地掠夺。纪洲村开拓团、松园村开拓团、岩水开拓团、长野开拓团、松木开拓团、花稼开拓团、集合开拓团、广陵开拓团等等，分散于东北各地。据铁岭、开原、昌图、康平几县不完全统计，日伪统治时期共有79万亩土地被侵略者强占，许多农民失去生活出路，被迫外出逃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仅铁岭县就有一万多户农民背井离乡，其中华家窝堡农民被逼全村迁出；广陵开拓团侵占昌图西坑、周家网、小大洼、大湾屯等村，强行赶走村民，造成许多人家流离失所。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夺政策给辽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1909年到1929年的20年间，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口数量从5万余人增加到21万余人，翻了4倍多，而居住相同地域的中国人为100.5万，其他外国人不过2500余人截至1931年末，日本人数增至22万，中国人数为103万，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比例为1比4.67。此外居住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之外(中东路沿线及北满地区)的日本人，1909年为14124人，1919年增至24662人。这样，不包括进入东北的朝鲜人，截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类公为24万左右。

二十.寻衅滋事，制造了多起中日争端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大批日本人涌进东北，在日本当局殖民经营的总方针下，构成营建东北地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重要因子，在武力强势、经济强势以及侵略扩张政策之下，日本强制行使非法的驻军权、警察权、行政权以及司法、课税、教育、邮电等一系列凌驾中国主权之上的权力，成为资本顺利展开殖民经营、日本侨民为所欲为的强力后盾。

日本人以君临东北的治者身份自居，肆意欺压东北民众，甚至故意寻衅滋事，制造了多起中日争端事件。诸如：郑家事件、宽城子事件、挥春事件、神原农场事件、龙并事件、铁岭事件等，都是日本侨民寻衅滋事的造势政当局乘机推波助澜拼凑武力侵占东北的口实，酿成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同时营造了日本势蛮横、中国人退避三舍的政治氛围及社会心态。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把手伸向松花江沿岸、延吉路以及吉敦路沿线，在这些地域次买了大片土地。他们还采取“贷款”或“合办”的形式拉拢内蒙古王公，先后攫取了科尔沁左翼，公旗、巴林旗、扎贵特旗、白音太来(通辽)以及郑家屯的大片土地。

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动荡，积贫积弱，东北地区又久处对日依赖、纠缠、对抗、交涉的循环怪圈之中，陷于疲于应付、怯懦难支的弱势地位，客观上为日本积蓄强势、恃强凌弱，攫取东北资源、侵占东北土地、侵凌东北民众、糜烂社会玲序、祸乱中国政局，进而促动九·一八事变增加了野心。

二十一.九·一八事变日本民众的全民参与和动员

随着俄国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铁路的开通，又有许多日本女性进入大连哈尔滨、吉林、营口等地，从日俄战争到 20 世纪10年代，在东北各地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骤增，人数高达14500人。自然日本“风俗业”女性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是，她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以及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很自然地将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与个人的生存发达捆绑在一起，直接或间接接受日本军部的旨令，“兼职”从事间谍活动。有史料记载，“她们(指日本女性九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海参威之后，由于温柔、诚实和善良，到处都受人欢迎。到了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她们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情报网，遍及俄国所有远东地区”。到处都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活跃在情报战线的日本“知名”女性。

一批日本人为了改变在国内的贫困现状，闯荡海外“淘金”,他们大多是在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前后，从事为日本人服务的杂货、食品、理发、洗濯、饮料、照相、居酒屋(即酒馆)等活动，或是承包铁路工程项目。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是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才远离家乡闯荡西伯利亚及中国北，因此也成为日本人最先踏足中国东北的民众群体。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地理、语言以及人脉关系的优势，或充当日本军队的翻译和向导，或从声一队的后勤供给，发了战争财，有些人甚至一跃成为显贵人物，跻身殖民统治集团的行列。而其中的城市浪人和在乡军人更是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

二十二.支持“满蒙独立”等分裂活动

“满蒙独立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复辟清王朝的反动组织。1914年4月，日本政府大限重信第二次组阁后，积极支持“满蒙独立运动”。1912年3月已经解散的清皇族复辟组织宗社党.重在日本成立，部设东京，大连设支部，主要成员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陕甘总督升允、蒙古贵族巴布扎布，还有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30余人。潜居大连的肃亲王善耆领导大连支部的活动.与川岛浪速等共同策划，在大连、安东(今丹东)、皮子窝等地招降纳叛，于1916年3月组成宗社党“勤王军”，准备在辽南起事，配合日本掀起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进行军事活动。1916年7月1日，巴布扎布（蒙古宗社党首领）叛匪在日本大尉青抑胜敏的指挥下，率“勤王复国军”3000余人，由呼伦贝尔盟喀尔喀河畔出发，向洮南方向窜扰，最终被国民政府消灭，巴布扎布被击毙。

爱新觉罗•显玗（金碧辉、川岛芳子）参加“满洲青年联盟”，为日本军队提供东北军情报，策动了九·一八事变，参与了一系列事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前清贵族以为时机到来。前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爱新觉罗•熙洽会同、爱新觉罗•名世（金名世）、爱新觉罗•吉兴（携东北军十三旅全旅官兵附日）、赵欣伯(满族)，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爱新觉罗•熙洽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效日寇的中国官员。满清复辟余孽张海鹏随即拥兵附逆。

爱新觉罗•溥杰（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爱新觉罗·宪奎、爱新觉罗•宪均、爱新觉罗•宪原、爱新觉罗•宪基、爱新觉罗·溥伟、穆尔察•铁良、凌升（莫日登氏）、袁金凯（满族）、臧式毅(满族)、邢士廉(满族)、荣臻(满族)、阎传绒(满族)、葆康(满族)、周大鲁原名祯林(满族)、阎传绂(满族)、佟衡(满族）、甘珠尔扎布（蒙古族）、正珠尔扎布（蒙古族）、苏宝麟（蒙古族齐默特色木贝勒）、巴特玛拉布坦（蒙古族）、绰罗巴图（蒙古族）、乌尔金（蒙古族）、郭文林（达斡尔）等等随后附逆，这些少数民族败类背叛中华民族，成了千古罪人。

爱新觉罗•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东北、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认定溥仪是合适的傀儡人选，爱新觉罗•溥仪随即附逆，至此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伪满洲国”，“满蒙独立运动”成功。

二十三.网罗收买东北亲日官员

要挟收买东北国民政府官员张景惠、谢介石、许汝棻、曹秉森，网罗失意官员袁金凯、阚朝玺、冯涵清、丁鉴修、于冲汉、于琛澂、王静修、谷次亭、王殿忠、郭恩霖、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以及谢介石等等，拼凑傀儡机构。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手握三万大军直接投降附逆）、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在此情形下投降日军的东北军将领见下表：

二十四.军事战争过程的各类文章资料已经很详细，感兴趣大家可以很容易找到,这里不再缀叙。

二十五.东北地区的损失和后果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历史资料显示，1930年东北三省耕地面积约6.9亿亩，已耕面积2.74亿亩，出产大豆5397820吨，占全世界产量的60%和中国大豆输出额的30%左右，此外当年出产的粟为3276480吨、高粱4779690吨、小麦1365650吨，三省农产品总计约为1900万多吨，约占当时中国农业产量的20%以上。在矿产资源方面，东北三省煤、铁蕴量丰富，仅辽宁一省铁储藏量即达69683万吨，三省总计煤储藏量145624万吨。

1930年，东北三省输出各类矿产资源439万吨，其中出口275万吨，出口价值2000万元以上。林业资源方面，据日方满洲统计书记载，三省森林面积合计36168000町(一町约合中国18亩)。在交通运输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三省共有19条铁路线，总长6570公里，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里程的50%。在国际贸易和关税收入方面，1927年至1930年东北三省连续四年处于出超地位，当关内各省连续四年入超之时，东北三省对于平衡国民政府国际收支起着重要作用;1930年东北三省的关税收入为24345126海关两，约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15%。所有这一切，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数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东北沦陷后，中国丧失了全国农业产量的1/5，损失了年产百万吨的矿源和年产3000万元的林业资源;1932年中国海关税收较上一年减少了13.5%;关内外贸易的中断，使中国损失了3000万人口的国内市场和储量巨大的原材料供应地，使正在发展之中的民族资本主义遭遇当头一棒;缺少了东北三省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出口，中国的贸易入超增加了3亿多海关两。

“九·一八”事变仅对当时的沈阳经济就造成的巨大损失，其中，民政机关损失3685万大洋，军政机关损失4.69亿大洋，官办铁路损失6.374亿大洋，官办银行损失5.889亿元，东三省唯一金库的官银号被日军用载重车搬运一空，此外，帅府多年积蓄的古玩、珠宝、玉石不翼而飞……公私方面的损失合计至少200亿大洋。沈阳军工厂大量的精良装备也被日军洗劫一空。日军控制沈阳后，作为东北军命根儿的沈阳兵工厂，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炮、山炮等共约250尊，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而以上这些军品，足够配备15个师，均被日军掠去。沈阳迫击炮厂损失炮弹40万发，迫击炮600余尊。东三省航空处的300余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以上直接损失是甲午战争赔款的十倍以上。

日本抢夺了这些财富迅速恢复了经济，当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而日本经济靠着东北的资源却实现了V字反弹。1931～1934年，日本商品出口额由11.5亿日元提高至21.75 亿日元，翻了将近一倍。1933年棉纺织品的输出更是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

1931到1937年，日本工业增长年平均速度达到了9.9%，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快的，因此中日之间实力差距也不断拉大。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仅有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4.4倍；日本钢铁产量580万吨，是中国的145倍。为全面侵华乃至发动世界大战打下物质基础。

结束语

从1858年日本政客吉田松阴发表《幽囚录》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准备了总计73年。战争胜负在战场之上，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却在战场之外。在这73年里，日本从日用杂货到铁路电信，从普通商人到高官巨贾，从土地森林到金融货币，从土匪流氓到地方军阀，把东北渗透像筛子一样，已经形成真正深层控制，东北不过是日本随时能够摘取的桃子。

蒋介石、张学良对于日本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发展了东北的经济和军事，做了一些努力。却没有长远的对日综合战略规划，外交策略主要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延续，同时对日本又打又拉，临时支应对付。卧榻之侧有日本恶狼环伺，东北有满清复辟群小汹汹，内部又有精日亲日分子随时发难，面对这一切张学良并没有相应的预案和演练预备，却提兵入关，逐鹿中原去了。

“九·一八事变”开始时，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动员全国之力，以“我死国存”“绝死决战”的勇气，用山呼海啸般的與论呼喊和决绝气势与之抵抗，最终也可能落败，只要拖以时日，以日本当时的经济窘境至少会一定程度遏制对方侵略的野心，为保留军、政、财、企业撤退赢得时间，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为后来的长期抗战积蓄力量，可惜当时执政的是“勇于内斗，怯与外争”为买办资产者和大地主服务的执政者，他们的软弱和妥协性是天然的。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在“九·一八事变”前写好的，但是该事变研究起来背景千丝万缕，线索繁杂，资料众多，我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个全面的拓展和挖掘，让大家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谅解，但能有给大家一丝启发，我就非常高兴快慰了。

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九·一八事变”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伤害和伤痛，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历史一再证明避战不能获得和平，决死于战斗才有生存权利。谨以此文凭吊上世纪苦难的人们，警醒现在陶醉和平生活的人们。祈朝阳长照我土，祷神州永怀我邦，再也不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第二次“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