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被唤作“北洋龙”，大概是因为此人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洋政坛上，很懂得风云游走，别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既不失威望，又不至于真正退场，虽不是枭雄，但也可称为高人；段祺瑞被唤作“北洋虎”，其意是很明了的，无论是秉性还是权势，他都有猛虎之威；比较尴尬的是被唤作“北洋狗”的冯国璋，论道行，狗与龙不可比拟，论实力，狗与虎又难争高下，而且一个“狗”字还带有走狗的贬义，冯国璋即为北洋三杰之一，世人何以这样唤称他呢？

有人评价说，世人把冯国璋称为北洋狗，并无鲜明的贬义，此人乃忠厚护主之辈，实为北洋大时代下的“功狗”角色，只不过此人的格局不够宽阔，智谋不够敏捷，有恩公在时，他一味效忠，一味邀功，无恩公在时，他又总想趁势虎口夺食，前者让他有些愚，后者让他有些哀，以至于最后成了剧变时代下的尴尬之人，早早谢幕的人杰，并且还伴随着一些嘲笑的杂音——

1859年，冯国璋出生在直隶河间西诗经村。西诗经村跟《诗经》有久远的渊源，相传西汉年间，“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先后在这里讲诗，后世为纪念这两位大贤在此讲诵《诗经》的功业，便将他们的讲诗地取名叫作了“诗经村”。

晚清时，世人惯用原籍来尊称有为之人，例如李鸿章、段祺瑞，都叫“合肥”，但冯国璋却有两个类似的称谓，一个叫“冯河间”，一个叫“冯诗经”，很显然，这是因为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出生地，那片带着“思无邪”古韵的乡间故土。

冯国璋是名门望族之后，大明开国勋臣冯胜是河间冯氏的先祖，只是到了冯国璋父辈冯春棠这一辈，因为只知读书，不善耕作，家道已经败落了。

冯家败落是从冯父冯春棠科举不中，变得疯癫开始的，但疯癫的冯春棠在子孙读书一事上却一生清醒，因而冯国璋从五岁开始，便在饥寒交迫中走上了艰辛读书路，先是在乡间大户人家的私塾，后到三十里铺的毛公书院，得益于乡间重诗书的古风，其间冯国璋得到过不少帮助。

发迹后的冯国璋没有忘记人生之初遇到的那些恩情，在他担任北洋军政司总办时，开蒙恩师，让他免费入私塾的刘大褂子刘先生曾来找他，刘先生因为没有名片，被警卫挡驾不准入内，刘先生于是脱下昔日的大褂，叫警卫送进去，冯国璋一见大褂，立刻亲迎到门外，见到刘先生，冯国璋边鞠躬边说，见衣如见人，未曾远迎恩师，请先生恕罪。

将恩师迎进厅堂，一番嘘寒问暖后，冯国璋执意要送恩师礼物，刘先生推脱不掉，便说那就送我一口寿材，将来托你的福，寿终正寝。

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冯国璋竟送花费巨资，为恩师打了一口上等阴沉木棺材。

光绪元年（1875年），冯国璋从毛公书院毕业，遗憾的是，他两次参加清廷科举，结果都名落孙山。但一心想走科举功名路的冯国璋没有放弃，在族叔冯甘棠的资助下，他执拗向前，又进了保定莲池书院，一边开眼界，一边继续苦读。

然而，因为家境太穷，一年后，冯国璋为了生计，还是被迫辍学，投军进了天津大沽盛军直字营。

冯国璋的好运气正是从投进盛军直字营开始的，因为有书生的底子，又勤奋好学，北洋武备学堂征召各营颖异之士时，他被顺利推荐进去，成了武备学堂的首期学员。

在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算是一个异类，他始终没有放弃考科举的念头，这说明功名诗书的传统价值观对他的影响之深。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三十岁的冯国璋利用学堂放假的机会，雇了一辆独轮车回河间参加秀才大考，行至村头时，有乡亲笑他军官坐独轮车太不雅观。

冯国璋扬了一句心声，今日乘独轮车行三百里，来日坐八抬轿成万户侯。

这一次应考，冯国璋很幸运，一举中第，考得了洋务运动后新设的算学附生第一名，这在晚清军中算是罕见事，以至引来了李鸿章的欢喜一语：“武校出文生矣。”

但冯国璋的科举之路到此也就终结了，此后他又参加了顺天府试，但未能中举。

因为科举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彻底中断，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第二年，冯国璋毅然离开学堂，加入聂士成军，开始走在军中“经世致用”的路子。

这一点显示了冯国璋与乱世无用书生的不同，骨子里虽崇诗书，但他不拒实干，没有因文废武。

随聂士成考察东三省，是冯国璋在军中干出的第一件大事，两万三千余里的行程跋涉下来，他以聂士成的名义汇编一本《东游纪程》，并由此成了军营中很识时务的干才。

得益于此前在东三省的行万里路，此后在随聂士成参加甲午之战时，冯国璋的表现可圈可点，既不失书生的智谋，也不失军人的勇猛。

因为在聂士成军中的优异表现，中日甲午之战后，冯国璋先被委派为芦榆防军军械局督办，后被选为赴日钦差大臣裕庚的军事随员。

途径马关时，冯国璋百感交集，曾赋过一首诗——

东赴日本过马关，低首伤心恨难言；

暗立兴国安邦志，青云直上九重天。

在日本期间，冯国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西方近代军事图籍章制上，回国后更是精心将之汇编成了厚重大册。

袁世凯对冯国璋刮目相看，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汇编，当时他盛赞冯国璋说：“以为鸿宝也，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

因为袁世凯的赏识，随后冯国璋加入小站练兵，并逐步成为北洋新军中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智囊参谋。

北洋三杰正是在这阶段风云成形的，抛开日后有神龙之势的王士珍不论，单说冯国璋与段祺瑞，其实有些“既生瑜何生亮”的意味，北洋新军营制饷章的具体制定，北洋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建，两人都是主角，但段祺瑞有留学德国的显赫资历，加之其标准的军人做派，在北洋新军中，他实际上是袁世凯之后的主导者，而冯国璋虽不差不弱，但论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却始终要让段祺瑞半个身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在京城创办陆军贵胄学堂，学员皆为王公大臣和贵族子弟，冯国璋被任命为总办。

这一任命，对冯国璋之后的风云路影响很大，一方面，这让与清廷新贵建立了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这是清廷对他的恩宠。

当天下风云突变，清廷岌岌可危时，他这样一个骨子里传统忠厚的人，难免要想，他究竟应该忠于谁？

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皇族新贵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总揽朝政，为了收缴袁世凯手中的军政大军，他欲杀不敢，最后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之驱回河南老家。

冯国璋处在政局陡变的漩涡中，内心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视袁世凯为恩公，另一方面他又视效忠清廷为正途。

很多时候，失智不是因为不智，而是因为左右摇摆。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无力应对，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收拾险局。此时的北洋新军虽号称劲旅，但实战却也未曾真正有，论点将，袁世凯当时有两将可选，一是段祺瑞，二是冯国璋。

然而，段祺瑞却在此时借故向后退了一步，因而冯国璋被推向了率兵平叛的前台。

颇有意味的是，当冯国璋率军途径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机宜时，袁世凯先授意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接着又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

袁世凯话中的含义其实并不难理解，冯国璋不是愚钝之人，自然能够懂得，但当他率兵开始平叛时，袁世凯的机宜却在他手里走了样。

相继攻下汉口、汉阳后，冯国璋不顾袁世凯借南压北的枭雄算计，一心想再下一城，从而拿到效忠清廷的平叛第一功。

为此，冯国璋向隆裕太后专奏，请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便可独力平定“叛乱”。袁世凯见冯国璋“愚钝”不可控，只好操纵手中权柄，走马换将，让段祺瑞换下急于向清廷邀功的冯国璋。

袁世凯用人着实毒辣，将冯国璋调回京城后，他随即一忠两用，改派其统筹京畿防务，兼任禁卫军总统。

由此一来，随后的冯国璋处境十分尴尬，按说弹压南方的第一功是他的，但因为他有效忠清廷之心，加之他执拗地不参加由段祺瑞领衔的通电逼宫的行动，最终不光功劳没有捞到，而且还落得南方痛骂他，北洋排斥他。

但就在这种局面下，冯国璋做了一件两恩都报的忠厚事。

1912年，得知清廷颁下退位诏书，京城禁卫军骚动不安，这时，冯国璋亲赴禁卫军驻地，振臂一呼，先高声宣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言称清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后承诺禁卫军额数俸饷维持不变，今后无论他个人调任何职，与禁卫军永不言弃。

为了让禁卫军相信他的承诺，冯国璋随后又宣布，今日便从军中选出两人，一人发给一把手枪，从此跟随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外出，只要发现他跟革命党有勾结，准许这两人将他立刻打死，并且不许冯家报复。

冯国璋的忠厚，在于此一番话不是他的权宜之计，而是恪守了一辈子，以至于后来间接地为此丢掉了性命。

按说，冯国璋在关键时刻帮袁世凯稳住了京城局面，袁世凯当抛开前嫌，将冯国璋重新引为心腹才对。然而在乱世枭雄的算计里，一旦裂痕出现，便是无法弥合的。

随后，从面上看，袁世凯对冯国璋依旧重用，但这种重用实则是利用，而非器重。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率军再次南下，平叛后袁世凯将他留在南京便是证明，这是既利用他坐镇东南，又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然而，袁世凯不把他当作自己人，冯国璋似乎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直到袁世凯称帝前夕，他特意进京来要实话——

见到袁世凯，冯国璋说，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

袁世凯忽悠他说，华甫（冯之字），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为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遗害他们。

冯国璋不仅当场信了袁世凯的话，回南京后更是逢人便为袁世凯证明——北洋狗忠厚被人欺的轶事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流传的。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冯国璋一度有趁机取而代之的野心，有人为此评论说，偏居东南，京城有段氏猛虎，冯氏的格局太浅陋了。

的确，袁世凯死后，北洋权柄实际操控在段祺瑞手中，继任的牌位总统黎元洪不服，结果段氏以退为进，利用张勋复辟，很强势很高明地就将之驱下了台。

黎元洪下台，对身为副总统的冯国璋而言，看似是一个机会，实际上他一动，紧跟着就会陷入尴尬难受的境地。

此话怎讲呢？

他要接任代理大总统，就得离开他经营多年的南京，而一旦他只身前往京城，实际上就是入了虎口，根本斗不过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简而言之，冯国璋进京接任代理大总统，是他风云人生的一个大分水岭，因为处境尴尬，既难以发作，又难有作为，很快，他就被编排成了一个闹出许多笑话的碌碌无为之人。

历史就是这样，对待失败者残酷，对待失意者荒诞。

因为进京这一步棋舍不得放下，又难以干脆地落子，冯国璋一度很犹豫，迟迟没有从南京动身。段祺瑞抓住机会，轻藐地挤兑他说，此君迟迟不动，是因为他有钱瘾，他被一笔买卖绊住了脚，此前他以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千余箱烟土，用公债票一亿元买下，现在还没有倒卖出去呢。

不得已孤身进京之后，面对段祺瑞咄咄逼人的武统全国的主张，冯国璋虽有南北和谈的意愿，却总是找不出合适的说辞要反驳压制对方，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脑袋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大印。

一而再再而三地受窝囊气，最后冯国璋受不了了，憋出了一个拙劣的金蝉脱壳，他以亲自督战为由，沿京浦路一路南下，妄图回归东南老巢，重统东南旧部，以总统之名跟段祺瑞叫板，结果很悲催，车刚到蚌埠，就被段祺瑞的心腹倪嗣冲截了下来，最后只好乖乖地原路返回，重回段祺瑞把持的政治牢笼里。

那一时期，有许多嘲笑冯国璋的轶事，说他如何糊涂，今天任命的官员，明天就忘了，除了贪财，毫无大志。

最著名的则是他打捞中南海里的鱼，想取明清皇帝挂在鱼鳍上的金牌，这事一度把冯国璋的名声弄得很臭，到死都还有人调侃他“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其实，这事是经不起推敲的，很可能冯国璋的本意不是如此，或者根本就是他难得糊涂，任部下所为。

细细想来，这许多的嘲笑，挖苦，抹黑，不过是历史对失意者的贬讽，从前看后，真实的冯国璋没有这么不堪。

还是那句话，退掉一切风云颜色，冯国璋是一个忠厚之人，最鲜明也最让人钦佩的便是他被拱下台时的表现，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推徐世昌出任总统，其间的非议是很大的，但冯国璋却没有借此争斗，而是极坦然极讲规则地在总统府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替仪式。

在权争不息的北洋时代，这是极其难得的。

遗憾的是，徐世昌以及段祺瑞并没有真心善待冯国璋的忠厚，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做了一件事，他以优待为名将前清禁卫军改编成的陆军十五、十六两师依旧划归冯国璋节制。

回不到自己地盘，又忠厚无仇敌，下野回归乡间的冯国璋要这两个师有何用？

只能徒增加他的负担。

很悲凉，第二年，冯国璋为了给这两个师解决欠饷，也为了忠于曾经永不相弃的誓言，在京津两地奔走，最终身染风寒，不治而死，终年只有六十岁。

冯国璋生前曾随身带有一枚印章，“平生志在温饱”，这或许是他看透自己时代命运后的叹息感慨，在强人的夹缝中，他只能求财以得安慰了。

冯国璋死后，虽然北洋政府为他举办了国葬，但冯家并没有引以为荣，出殡的头天晚上，冯家人便雇用杠夫，悄无声息地将冯国璋的遗体运到东诗经村外的黄龙湾，偷偷地埋了，只隆了一个极其普通的黄土坟头。

第二天，出现在出殡典礼上的灵柩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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