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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编年史：作为英国城市书写的一部分，其内容有着怎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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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书写的一部分，城市编年史以提供对历史事实的历史性叙述见长，理性的体现过去。
英格兰的修道院生活创造出了寺院年代记，年代记，顾名思义，即是当代人每年记录的文本，按年代记事的传统起源于复活节表，公元596年奥古斯丁携福音而至后，寺院开始惯于在日期表的边缘记载事件始末，继而不断扩容。
而编年史即是扩大了的年代记，它通常由一个或多个系列的年代记联结而成，年代在先，事件附后，史学家们把历史浓缩在一个不间断的时间序列之中，最大限度的保存着史料。
时间的连续性占据非常显眼的位置，映衬之下.依随时间的事件倒是显得无关紧要，“即使没有任何事件置于其中,年代的列举也并不中断”。
这两种名目的书写往往并行，从本质上来说并无大的差异，文本多为不加分析的平铺直叙,连续性占据绝对主导，因果关系则被弃如敝履。
相较而言，编年史的记述更侧重事件的进程。
在教会占据历史编撰绝对主导的年代，修道院学术氛围浓厚，基督教以自我为中心自觉地构建历史，描绘上帝如何在时间中实现自己的意志，可以说，寺院编年史的地位毫不动摇。
进入13世纪，尽管本尼迪克特派诸修道院的历史书写曾大放异彩，圣阿尔班修道院以大套寺院编年史的面世跻身学术中心，但马太·巴黎逝世后，其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国家、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唤醒了比过去更为强烈的历史感。
尽管在寺院编年史中间或可以查阅到关于城市的记载,但严肃而阴沉的僧侣视角无法统观时代风貌，在城市繁荣与商人阶层兴起的年代，市民精英们正期望着大展身手的机会，他们要求确立认可商业行为并为积累财富正名的文化。
籍此，如J.W.汤普森所言，新兴的资产阶级史学以城市编年史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编年史产生于十三世纪，至十四五世纪数量大增。
该书是1213经济命的物，城商财容的迅速取代教会事务，与城市自治运动相映生辉。
其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伦敦编年史的书写，中世纪后期以及都锋时代的伦敦有近30个不同的编年史手稿，蔚为大观。
早期的编年史脱胎于罗列市长名单的纪事录，是当代人记录的当代事。
阿诺德·费茨·西德马(AroldFitzThedmar，1201-1274年)率先响应，按时间顺序编撰了《伦敦市长和治安官的编年史》(ChronicaMaiorumetVicecornitum)一书，后于1846年由卡姆登协会的托马斯·斯特尔顿(ThomasStapleton)编辑出版，并冠以《古代公会之书》(LiberdeAntiquisLegibus)的题名。
阿诺德·费茨·西德马出生在伦敦商人家庭，父母都是德国人。
他的外祖父阿诺德和祖母颂德曾经访问伦敦，并前往圣托马斯墓朝圣，称赞伦敦是“一个高尚而有名的城市”，倾慕不已，后将女儿朱莉·安娜嫁给了因受金雀花王朝授予汉萨同盟的特权吸引而移居英国的不莱梅商人西德马。
阿诺德·费茨·西德马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和地位，在汉萨商人中拥有尊贵的地位，同样，他也是伦敦的市议员之一，在市政政治中隶属积极党派。
编年史始于1188年，这是亨利·费茨埃里温(HenryFitz-Elywin)成为首任市长的年份，继而按年叙事，至1274年告结。
秉承编年史的体例，作者记载了城市官员的选举更替，城市律法与执行，马尔科姆·理查森评价道:这是伦敦第一本习惯法汇编，是城市官方所拥有的关于地方法律、特许权、宪章和历史的概略。
而除此之外，作者并不拘囿于一城之见，国内国外之事均有涉猎;作为坚定的保皇党人士，国王的功绩、国王与伦敦的交锋也一一记载在案。
汤普森认为，在伦敦城诸编年史中，这部书是最有价值的一部，特别是关于1236至1274间的记述。
这是城市精英视域下的城市概貌，作者把理想中的城市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其中，市议员是头部，民众是四肢，对自封“平民阶层”(手工业协会和较小的行业的人，以及较穷的人)的敌意贯穿文本始终，且特别指责了在男爵战争期间制造麻烦的平民。
毫无疑问这样的看法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其重要性与可探性十分瞩目。
同时期还有一部古诺曼法文书写的伦敦编年史(FrenchChronicleofLondon)，因编者著录年代等均不可考，无法深入探查。
其作为附录以《伦敦编年史》(CroniquesdeLondon)为题名编入西德马的作品中。
之后著名的作品来自安德鲁·霍恩(AndrewHorn,1275-1328)，他是伦敦桥街的一名渔贩，同样也是一名律师和法律学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律评论》将霍恩形容为“当时最有学问的律师之一”。
从1320年起，他在伦敦担任财政官一职，直至去世方止。
他编写了《伦敦年代记》(AnnalesLondonienses,1194-1330)，从1320年左右开始书写，时间跨度为1194年延续到1330年，显然，在霍恩1328年去世后，由后辈学者进一步完善过这是以事件发生年月为主线的汇编，但并不完善。
1301年以前的部分大都是《史学花朵》一书的节略，其后15年为通史记述，1316年到1330年的部分主要记述伦敦地方史。
除却关于伦敦的描述外，作者着意添加了许多与国家事务相关的文件抄本。
不容忽视的是，霍恩于1311年编写LiberHorn一书，该书以从市政厅记录中汇集有价值的城市法律和习俗汇编而闻名。
除却城市验尸官报告和其他世俗事务外，《LiberHorn》包含早期英国法律的最早和最可靠的版本，某些不确定日期的法规和附注的注释副本也包括在内。
由是，两部作品相辅相成。
然而，城市编年史的真正突破必须等到十五世纪初。
伴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与学术的复兴，伦敦编年史跻身潮流。
它们提供了一种真正的需要，作为创造性地、强烈地表达市民和民族的利益的手段，它取代了长期以来独霸史学地盘的寺院编年史。
根据C.L金斯福德，伦敦的英文编史首先出现在1414，以记民政官的政迹和任内的重大事件为主，此后源源不断的涌现。
较为著名的是约翰·卡彭特(JohnCarpenterabout1372-1442)版本，作为称职的市政职员与议会委员，他编著了英国第一部普通法《伦敦白皮书》(LiberAlbus1，并以英文写就《伦编》，记录了从爱德华一世到爱德华四世之间的历史。
到了15世纪80年代，“新的复制品不断地被制作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之上由后人继续更新。
城市编年史通常是在市政日程安排既定之后编写的，其主要内容包括公民选举，议会条例，商业谈判和协议，偶尔会加入国家或国外的重要材料。
伦敦编年史盛行一时，这并不令人讶然。
伦敦正日益成为民族生活的中心，作为英格兰的首都,其在此时享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它需要这样溯古记今的集典来映衬自己。
彼得·克拉克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将伦敦编年史视为对首都及其统治者不断增长的自我重要性的表现和庆祝。
在不断重写和延续的过程中，编年史和年代记成功成为促进城市意识和城市共同体团结的新手段。
渐渐地，因反映首都对当时事件的普遍看法，伦敦的历史开始具有全国史书的性质，变成一种“王国公民史”。
此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罗伯特·费边的《诸史协调》，这是超越城市编年史规模的文本，故在此不进一步展开叙述。
除却伦敦之外，其他城市编年史与年代记的书写工作也在进行中，主要是一些省级城市的创作，如雷丁从15世纪30年代起开始城镇纪事的编，和金斯林恩在15纪之前有市长年代记等。
最为突出的是布里斯托尔编年史，基于里卡特版本(RicartChronicle)和和亚当版本(AdamsChronicle)的书写手稿有多达四五十种，令人惊叹。
纵观这一时期的城市编年史书写，呈现出以下特点。
从实质上来说，这仍然是以时间为线索，继而填充历史事件的文本，但变革亦十分鲜明。
首先，文本已由俗人而非教士来承担书写，城市编年史的编者多出自于本地市民精英:在首都，市长们热衷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纪事或是亲自参与城市编年史;曾于1479年至1484任市的斯·爱斯则亲自修了新的敦编年史;在地方各市镇也不例外，布里斯托尔编史由城市验尸官菲利普·詹金斯写城市法警詹姆斯·怀特创造了埃克塞特年代记，曾切斯特市长的威廉·伯德负责了1580年版编年史卷的著录……由市镇领导人物统领的史书编修不断延续，作品大多出自书记员之手，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呈送给有识之士们阅览。
作者身份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作品视角与内容的改观，这是市民视角下的世俗生活，为我们展现出时代的风貌，脱离了上帝荣耀的笼罩，更加真切无华。
编年史给市民提供了他们认为令人满意的世界观:一种内向型和防御型的观点，城市成为天然的中心与主角。
因文本为当事人记当时事，编年史全然围绕城市共同体的运作展开，治安法官的选举任命是编年史和年代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市长年鉴则是不可或缺的板块。
城镇主要官员的简短介绍可以悉知其政治生命，只言片语中勾勒出政府的官僚体系，一来为统治提供先例借鉴聊作索引之用，二则于姓名出身间给出了踪迹可觅的谱系、亲缘关系，不可不叹作者心思之精巧。
作为都市记言记行的产物，地形、气候、物价、疫情等也载于案卷，娓娓道来。
同时,城市编年史逐渐被新的民族国家历史所容纳，随着城市重要性的增长，城市与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反映在书写中，主宰英国贸易、以庞大贷款资助王室的商人地位显著提高。
再者，语言层面，古典拉丁文与英语书写齐头并进。
随着14世纪起英语成为世俗书记员和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贵族，律师，商人等的书面语，英语书写成为主流。
英文编年史的兴起成为15世纪最显著的史学发展。
自格鲁撤克时代以来，本国语言纪事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重要性。
一来这是当代人的书写，作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天然享有第一手资料，这毋庸置疑:而作为城市精英，商人阶层与政府官员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接触到政府文件、市政、行会记录与法律条例，城市统治的档案留记是城市历史书写的重要环节，先天优势突出，史料架构稳固。
由此，须得提及市政记录的撰修，FJ.C赫恩肖(FJ.CHearnshaw)将之分为宪章;城市管家、财政官及其他官员的文件;行会名册与条例;法庭案卷;汇编册集，审查宣暂书;杂项备忘录七项，而实际涉猎的内容要远甚于此。
现存最早的城市记录是行会的登记册，其记录反映了市镇的制度组织，经济结构，社会生活。
1196年，莱斯特即编著行会卷轴，这是由犹太人借贷而制定的精细记录，13世纪早期，有17个市镇留载了这样的借贷档案;随后，各种各样的法庭卷册也登记在案。
但这并不是天然的人类活动，而是因势利导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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