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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炽昌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不断推动政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丨治国之道,任人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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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不断推动政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丨治国之道,任人唯贤

■王学斌

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可见选人用人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就吏治问题而言,我国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悉心梳理,古今对比,鉴其得,察其失,可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颇值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东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

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关键所在便是得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选,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

无独有偶,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也多与政府善于得人密切相关。唐太宗以亡隋为戒,用人唯贤,于是决策时有房谋杜断,纳谏时有魏徵、马周,用兵时有李靖、秦琼,集一时之贤能,迎来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延续太宗之风,在吏治方面严加整饬,善用良材,先后任命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诸人为相,朝局趋于稳定,堪为古代治世的典范。

与此同时,值得后人深思的是,盛唐走向衰落,也与人才使用密切相关。玄宗执政后期,宠信李林甫、安禄山等佞相乱臣,危机暗中累积滋长,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政局混乱不堪,“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百姓流离失所,“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难怪杜甫哀叹“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人才关乎国运兴衰,关乎事业成败,“为政亦多务实, 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

用人之要,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让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已的险境。这实际上提出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

降至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开篇就借春秋末年晋国荀瑶(时人尊称智伯)覆亡的教训,对德才关系进行了系统讨论。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他才华出众,但德行有亏,走向绝路纯属咎由自取。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者堪称“圣人”,有德才弱者是“君子”,有才无德者视之为“小人”,无德无才者只能归为“愚人”。众所周知,在古人心中,圣人不常有,但用人问题一直存在,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今人看来,这种宁要无能之辈,不用有才之人的作法,恐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事业的进行。然而,司马光此主张的背后,有着更为深沉的忧虑与思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干,是德行的辅助资本,德行,是才干的中心统帅。二者合则双美,分离却未必两伤。因为德行胜过才干之人,他至少是个君子,如果才干盖过德行,他便是“挟才以为恶”的小人,其后果不堪设想。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大多“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荀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言及此处,司马光又补上一句,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关系。可惜历来统治者往往难辨善恶,重用小人,政局最终无可收拾。是故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观点的提出,透露着他阅尽前史后的清醒与无奈。

由此可见,选用干部,“要严把德才标准”。倘若干部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个人私德,势必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员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深意所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过硬,方堪重任。这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

选拔人才只是选人用人工作的一个环节,对于符合德才标准的干部,组织一要用人不疑,增强他们对组织的信任与认同。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唐太宗能够延揽天下英才,秘诀即“速在推心置人腹。”二要善于培养,对于缺乏实践经历的干部,创造机会让他们“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倍感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干部,“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最终形成物色人才、培植人才、储备人才、考察人才的良性循环与相互反哺。

任人之要,各得其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大略》中关于人才类型与处理的思路,颇值我们参考。该篇认为国之人才,“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言行一致、德才兼备者,一国之内并不多见,这是担负重任的宝贝;言词木讷、做事正直者,属于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这是值得信赖的重器;讲求德行、拙于实践者,也能为国家发展贡献一份绵力,这是可供使用的力量。而那种当面说得天花乱坠、背后做事龌龊不堪的“两面人”,须时时警惕,这是影响国家大计的妖孽。正基于此,主政者应“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既然干部能力有大有小,专长各有不同,所以在具体使用时应“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如战国时魏武侯任命孟尝君田文做国相。这一人事安排,令同在魏国为官的能臣吴起很不服气。一日吴起跑来与田文当面对质,问道:“我想与你比一比能力和功劳,可以吗?”田文爽快回答:“可以。”于是吴问:“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效命,令敌国不敢图谋魏国,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强?”田文坦言:“我不如你。”吴起接着问:“管理文武百官,处理诸多公务,让百姓亲附,让府库充足,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在行?”田文继续坦言:“我不如你。”吴起不依不饶又问:“我曾经拒守西河令秦国军队不敢东犯,令韩国、赵国慑于军威归顺服从,你和我比,谁功劳更大?”田文还是回答:“我不如你。”三轮问答作罢,表面上看,论武功、论文治、论功绩,田文都输给吴起,二者差距似乎很大。吴起越想越气,责问道:“既然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可是你却出任相国,职位在我之上,岂有此理!”

田文并未被吴起的气势吓倒,他极其淡定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旧君主刚刚去世,新君主年纪尚轻,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任,处于这么一个权力交接、局势微妙的过渡期,你说国之政事交给谁更合适?听完此话,吴起沉默了许久,开口承认:“确实应该托付给你啊。”

吴起之所以自愧不如,就在于虽然论文韬武略,田文稍逊一筹,但是他所展现的胸襟与涵养,正是一名大政治家所独有的格局与素质。看似不显山露水,实则厚重沉稳,危机四伏、形势莫测之际,恰恰需要田文这样的人方能掌控大局,慑服众人。两相比较,吴起才能堪称翘楚,但沉稳不足、德行不够,田文表面不高明,暗藏大智慧,一是“国器”,一是“国宝”,角色不同,功能各异,身处位置恰如其分。魏武侯知人善任,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值得我们思考。

人才能力各异,况且受各种因素限制,往往被发现时间不免有先有后,因此选拔人才常需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广开进贤之路。 战国时荀子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任用贤能不能完全论资排辈。西汉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批评当时官场“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可见完全依凭资历升迁,政坛没了动力,官德每况愈下。唐太宗认为“吾为官择人, 惟才是与。苟或不才, 虽亲不用, 襄邑王神通是也;如其有才, 虽仇不弃, 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 非亲私也”。提拔任命官员,应不讲关系亲疏,勿论私人恩怨,视其能力水平高低来予以相应的职务。到了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更是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希望主政者能破除一切用人思路上的痼弊陈规,保证人才各得其所,施展所长。不难发现,荀子、汉武帝、唐太宗、龚自珍所身处的时代,都是社会剧烈转型的大变革阶段,因此他们对人才的渴望尤为急切,更需要破除常规使用人才。东晋学者葛洪在总结汉代用人经验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华,不可以祖祢量卫、霍也。”锐利的刀锋取材于山中重石,炽热的烈焰借助于钻木取火,名贵的珍珠包裹在不名一钱的蛤蚌中,精美的玉石深藏在粗糙斑驳的璞石里,是故不因父母的德行地位而限制儿孙的前程,也不因卫青、霍去病的低下身份而无视他们的才干。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因出身问题自小为人家奴,供人驱使。不过时值征伐匈奴的用兵之际,汉武帝慧眼识英才,于众人之中超擢卫、霍二人,委以重任抗击匈奴,从而立下不世之勋。这种做法,既实现了人尽其才,又产生了正向激励效应,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有其独到之处。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吏治实践与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因此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依据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对于古代吏治问题要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我们应注重提炼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善于发掘传统制度精神的合理内核,辩证对待,为我所用,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尼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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