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被指性侵养女”案水落石出。9月17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经全面深入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鲍毓明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但他在认为韩某某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以“收养”为名与之交往并发生性关系，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应受社会谴责。（9月17日 澎湃新闻）

根据通报，鲍毓明虽有与韩某某发生不伦之恋的龌龊主观动机，应受谴责，但强奸罪的构罪客观条件并不存在。韩某某篡改过出生年月，将实际出生日期1997年10月，改为2001年8月，一下改小了近4岁，在与鲍毓明认识时已成年，并不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两人虽有存续150多天的同居事实，但并无证据表明鲍毓明违背韩某某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

调查显示：“韩某某多次报案、撤案、对外寻求帮助，均与其和鲍某某产生矛盾或两人关系出现问题有关，一旦两人关系恢复或和好，韩某某即否认报警或者要求公安机关撤案。”报案或对外寻求帮助，不过是她和鲍毓明博弈时的施压手段。法律的尊严被她肆意亵渎，司法机关和公共舆论被她玩弄于股掌。

那么，既然明明没有强奸的犯罪事实存在，韩某某却因一己之私，屡屡或报案，或在社交平台炒作，或爆料给媒体，比如4月9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第一次被性侵时刚满14岁”，对对方当事人提出强奸的严厉刑事指控，而不惜愚弄公众、浪费公共资源、扰乱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又是否该受到涉嫌诬告陷害罪的刑责追究呢？尤其是，为查明事实真相，北京、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五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最高检、公安部还成立联合督导组，为此耗费的司法资源难以估量，韩某某虚假指控所造成的后果，实不可谓不严重。

《刑法》第243条本有明文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实，此类男女纠纷发生后，一方挟私对另一方提出强奸虚假指控的事，已屡屡发生。譬如近期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罗冠军、梁颖事件”。上月梁颖还在花钱买热搜，发博文，对罗冠军提出强奸的严厉指控，寻求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而当罗冠军焦头烂额，身心俱疲，发出自己已“完全社会性死亡”的告白，这月梁颖又发布声明，表示罗冠军并没强奸自己，是自己认知出现偏差冤枉了人；罗冠军也随后发声明称：“放弃所有刑事控告”。

但是，诬告陷害罪本是公诉类刑事案，并非“民不告，官不理”的自诉案。对于此类罪案，并不是肇事者发个免责声明，或者受害方发个免于追究声明，司法机关就可以视而不见，不予追究的。

与此可资比照的是，2018年11月，浙江乐清市女子陈某，因家庭矛盾，将儿子藏起，却报儿子走失的假警，孩子父亲情急之下还发出悬赏50万元寻人的启事，当地警方和热心市民纷纷出动寻人。但真相浮出水面后，去年4月，陈某被乐清市法院以触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而利用社交平台或媒体，对他人提起虚假的刑事指控，不仅同样是在编造和故意传播虚假信息，不仅引发公众关注激起舆情震荡后同样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因为可能误导司法机关陷人于罪，使对方受到不应有的刑事责任追究，性质就更为恶劣。

若是没有事实依据，就可以随随便便公开对他人提起严厉的刑事指控，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似此法律尊严被亵渎、司法机关及公众被玩弄、大量社会公共资源被无端浪费的情况，恐怕就难免还会发生。随便对他人提起虚假刑事指控而无成本，只会让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

韩某某虽然相对鲍毓明处于弱势地位，但虚假指控的责任，并不能因此而得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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