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作家施蜇存的小说《石秀之恋》里，作者用心理分析法来解读石秀对潘巧云的紧盯不放：他爱着她，又拘于兄弟之义，不能和她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变态的性心理：得不到就毁了她！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施蜇存的解读，自然有他的道理，能够自圆其说，就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水浒传》毕竟是一部男人的文学，也许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实质利益的方面，来分析石秀盯着潘巧云不放的真正原因。

我在从前多次分析过，《水浒传》描写的是一群现实主义者，梁山好汉们多从实际出发，很少为了情怀而放弃个人利益的“性情中人”（我说很少，不是没有。鲁达为救金翠莲而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出于意外，毕竟也是侠义之举。不过《水浒传》不像金庸小说，侠义并不是主流）。

反之，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诱导、欺骗、甚至胁迫别人，这样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卢俊义上梁山的过程，完全是被梁山设计的。我们常说“逼上梁山”，除了林冲等人，也可以用到卢俊义身上。区别是林冲被贪官所逼，卢俊义却是被梁山所逼迫的。

这个思路，放到石秀与杨雄身上，一样是适用的。

杨雄是什么人？“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有公职；“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人缘也不错。只是娶了个美丽妻子，却是丧偶的寡妇，而且新婚一年就“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夫妻生活并不幸福。

不过梁山好汉们普遍认为，女色对练武人是有妨碍的。这根本是中国民间的普遍观点。所以好汉们好色的很少，有妻（或妾）也常常比较冷落。林冲夫妻算是恩爱了，可林冲陪太太上街，一看到鲁智深舞棒，就抛下太太跟鲁智深攀谈去了。在这样的普遍背景下，杨雄单单是夫妻生活不亲密，还远不足以导致他上梁山。

石秀呢，又是什么人？本来是个羊马贩子，还破产“消折了本钱”，只能“卖柴度日”。像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石秀这种有本事的无产者，是最容易起来造反的。

实际上，石秀已经对戴宗（还不认识的时候！）吐露过想上梁山的想法了：“小人便要去，也无门路可进。”如果不是被杨雄带着二十多个公人找来冲散，他也有可能跟着戴宗就走了。

冲散之后，石秀又跟着杨雄回了家。杨雄对石秀不薄，留他在家里住下，给他安排衣物，又开起一座屠宰作坊。

但是，作坊是杨雄的本钱，石秀不过是个伙计，仍旧是雇佣关系。而且以石秀“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的“拼命三郎”的性格，显然也不会以一个屠宰作坊以满足。戴宗描绘的“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的生活，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石秀想上梁山，但自己声望不高，形单影只，他需要一个伙伴。

杨雄是现成的理想伙伴，但杨雄安居乐业，并没有上梁山的打算。

只有破坏杨雄的生活现状，让他不能见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石秀才能达到“合伙上梁山”的目的。

本来么，像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的：“再是割头换颈的朋友，在人家夫妇之间挑拨是非，也犯不着”。武松对潘金莲那样不满，也没有直接跟哥哥哥说透。如果不是武大郎被杀死，他也不会“杀嫂”报仇。石秀跟杨雄再一见如故，人家都不太重视妻子，用得着他盯着不放？

石秀盯着潘巧云，一方面是“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另一方面，未尝不暗暗心喜：有这“不贤”的妻子，杨雄就可能抛下家庭职业，另谋出路了。

他为了自己的前程，一步一步把杨雄引上野外翠屏山，引向杀人后便可逃逸、杀人后只能逃逸、只能上梁山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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