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上万了。

在本书的第一章犯人的肉体这章中，作者开篇讲述了公开处刑的残酷场面，又提到了巴黎少年监管所的一份作息表，从而展现了两种不同的惩罚方式。

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却是整个惩罚体制在重新配置。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理论，一种新的关于惩罚权利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旧的法律被废弃，旧的惯例逐渐消亡，“现代法典”纷纷被制定，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惩罚盛会还会在各地零星出现，但已经逐渐消失，并呈现两个原因各异且不同步的进程。第一个进程是惩罚景观的消失，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者是行政实践被保留下来。如宾夕法尼亚让犯人从事公益劳动，将铁链栓成的囚犯对于改为不显眼的黑色囚车，惩罚逐渐不再是一种公开表演。结束罪恶的公开处决仪式被人们怀疑与罪恶相连，在人们看来，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罪行。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称颂的对象。这一变化的演进，使惩罚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司法不再与暴力实践相连而承担社会责任。第二个进程是对肉体控制的放松和痛苦的消除。一系列的酷刑被废止，只有鞭刑在一些刑法体系中仍有存在，惩罚变得越来越节制。英国的绞刑机的发明，法国法典中“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处以断头”，都体现了一种惩罚行为的全新道德。在19世纪中期，对肉体的摆布尚未完全消失，但惩罚的重心从制造痛苦的酷刑转移到剥夺财富和权利。法国思想家马布利提出“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严厉的刑罚转移到了罪犯的灵魂上。刑罚实践的对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调查程序被引入司法程序中，对罪犯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中占领一席之地。18世纪和19世纪法典规定的新刑罚体系中，审判权力部分转移到审理罪行以外的其他权威手中，如精神病学专家等，整个司法体制运用吸收了超司法的因素和人员。这种惩罚日益宽松的背后，可以看到惩罚作用点的置换，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加纠缠在一起。

本书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并提出了遵循的四个原则：1、对惩罚机制的研究并不单纯的限于其镇压和惩罚方面，而是将他们置于惩罚机制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中，把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2、将惩罚视为一种政治策略。3、把权力技术学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这两者共同的原则。4、试图发现灵魂进入刑事司法舞台以及一套“科学”知识进入法律实践是不是权力关系干预肉体的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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