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说了啥老毕-聚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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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选择》主要讲的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 人类之伟大，乃是掘出精神的力量。民族之文化，乃是把握历史的选择。 ——题记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锤万凿出深山”，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劲”，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鸡。人民的劳动，自然的结晶。气势浩然，被称为历史长龙的万里长城；古朴雄风，精致优美如画的苏州园林；银装素裹，云气缭绕的巍峨泰山。它们让我知道，它们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产，却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却应该是岁月流逝后，历史在那里留下的颇有独特韵味的沉淀，因为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中国。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所景仰。夜深人静，长明灯旁，一个虚弱的身影正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他，司马迁，饱含心酸用自己的丹青妙笔著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臣著——《史记》，史学的天空因为有了你这颗星而更加煜煜闪光，文学的园地也因为有你这颗星而更加灿烂辉煌，我想这些是伟大人物积累而成的文化。正是这些在漫漫岁月里历史堆叠而成的刻痕，才令中国拥有了如此深远的文化。其实，不是每道风景都是珍贵的文化，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一种有着生命力的文化，是历史粹取的结晶，是人民无穷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的结晶，无穷的力量感动着历史，让历史的选择成为悠久。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多的奇迹被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但也有太多本不该被散化的而被散化为烟尘，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的“万园之园”就这样随风而去，它是被历史所淘汰了吗？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风雨中永葆生机。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喷涌而出的生机与绿意。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历史选择了你，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
老毕

此老毕可不是曾经主持过《星光大道》的毕福剑毕姥爷，而是爷爷当年的一位家徒老毕，他应该比爷爷仅小数来岁左右，故父亲一直尊他为毕师傅，我们则喊他毕大爷，在毕大爷这一辈人的身上，尚保存着不少清末民初的作风，徒弟对其对师父，那真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毕大爷不仅对爷爷一直非常尊敬，即便爷爷的亲属，都一概非常尊敬，对父亲直呼其名，平日相处，彼此。亲似一家的叔侄。但因为爷爷与父亲已经是两代单传，毕大爷知道我在这个家里的分量，因此，在我小的时候，他每见到我时，总是要恭维一声“少爷”或“公子”，就像闰土的父亲当年对哥儿一样。

毕大爷出身应该很贫苦，这从他那与陈永贵略有几分形似的面相可以看得出来，他没什么文化，也近似于陈永贵。按说他在爷爷家学徒之后，就再也没有下田干过农活了，但皮肤却是终身黝黑，两天略外八的小腿上，青筋暴跳，一看就是静脉曲张。能在爷爷家里学徒、吃上一口城里人的饭食，而且与师父师娘又都处得很好，他已经非常满足而且感恩了，何况合作化之后，他也随爷爷一起进了制镜社，尽管只是一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但对毕大爷而言实在是做梦都未曾遇到过的好事情。

制镜社当时不足百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生产大小镜子，一应工序都是自己完成。小厂进门就是大小带锯各一，大带锯给原木改料成木板，再由小带锯改成木条，用来制作镜框；旁边就是一间磨锯车间，大带锯锯条有几米长呢，卸下后展放在由一系列平行排列的圆滚轴所形成的滚动滑道上，滑道尽头有一个电动砂轮磨锯机，由它牵引着锯条缓缓前移，以便由砂轮将每一个齿磨新。当时的机械，学苏联模式，五大三粗的，只要能完成功能就行。那噪音，如今回忆起来都还惊心动魄。好在锯片并非每天都磨。磨好的锯片一般能用上一段日子。再往里，是木工车间，只要刨出镜框木条的形状，然后送油漆组加工，最后才在镜框小组加工成各式大小的镜框来。

像爷爷、毕大爷等原来从事金银饰件加工的，入社后一般被安排做些钳工之类的活计，爷爷毕竟年纪大些，干钳工很难像毕大爷那般能吃苦、能下力，时日稍长，不免遭同行挤兑，如此，爷爷才干脆及时退休。间或回小厂看看门房。毕大爷那时多在大厂上班，不大有机会来门房看爷爷，但我记得他是经常到爷爷家看看师父的。一年三节，常用盖着布帕的竹篮子带了点节礼来，师父、师娘一般都会留饭款待。民国时代，这种和谐的师徒关系还是很普遍的。哪里都像《艳阳天》里的地主歪嘴子那样地残酷盘剥雇工呢？请人就是要他帮忙的，主雇关系如果激烈对抗，试问又如何合作下去呢？其实主雇关系只要稍现不和端倪，主人一般都会尽快换人的。在汪曾祺的小说《异秉》里，对东家年底如何辞退“同事”就曾有精彩地描述：

“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辞退时“管事”并不说话，只是在腊月有一桌辞年酒，算是东家向“同仁”道一年的辛苦。只要是把哪位“同事”请到上席去，该“同事”就二话不说，客客气气地卷起铺盖另谋高就。

这才像历史的真实嘛。

毕大爷夫妇都没什么文化，却生了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老大道福，老小道宁。

道福很幸运，很早就进了五纺厂担任挡车修理工，那可是宜城数一数二的全民制的大企业。道福人聪明，凡事爱琢磨，他的维修技术在同行中逐渐出类拔萃，别人修不了的，找他，因为挡车技术故障，防线总是断头而完不成生产任务的纺织女工们，也乐意巴结道福来维修自己的挡车。道福总是能手到病除。因此，他当时虽非领导，但在车间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

“文革”兴起，道福坐不住了，他不仅面相也颇具林彪特征，性格也有些像，喜欢沉思、多虑，故对政策、形势看得比较准，及时在厂里拉起了一支造反队伍，一时间混得风生水起，位置差不多是二把手，成为五纺厂造反派的核心智囊。鉴于五纺厂在宜城工业领域的重要地位，该厂的造反派头头们，即使在全市的造反组织中，政治地位都是领先的。故此，那时就成了道福一生的天花板。说来也巧，道福的妻子，是我后奶奶的干女儿，原本是想给父亲做童养媳的，但强扭的瓜总是不甜，不知究竟因为何故，两人终未结成眷属。于是，爷爷奶奶干脆就让毕大爷的大儿子道福娶了她。如此，爷爷与毕大爷一家算是亲上加亲了。我称道福为姑父，他爱人自然就称姑妈了。

记得父亲有次带我去看他，在他家宿舍的卧室里，摆着一台崭新的黑绒面落地“红灯”收音机，那音色，在当时是少见的。显然，这是造反抄家得来的战利品。

每逢周日，道福夫妻两常骑着28杠的“永久”自行车，回墩头坡爷爷家探亲，从五纺厂到墩头坡，至少有好几里地，呢。我当时寄托在爷爷家，很盼望姑父一家的到来，因为他们来了，菜也好了，酒也香了，堂弟也成了我的玩伴，我如何不喜？更有意思的是，道福陪爷爷喝酒，一高兴了，便不觉聊起当年造反时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总不免会滔滔不绝，等几至“忘形到尔汝，相辩已忘言”的地步时，小姑总会提醒他当年曾经走过的麦城时，他才稍显地尴尬且谦虚起来。我就爱看那份热闹。

某次，道福遭对立派暗算，竟被抓住关了起来。彼时正逢乱世，对被造反派弄死个把人的事简直可说已是见惯不惊。父亲闻讯亲去救他，不久二人被一起释放回家。母亲知道后深感后怕，因为，我马上就要出世了。由此二论，父亲与道福也算生死之交了。

依道福的秉性与性格，事后定要想办法大张报复。可小姑胆小，时时规劝，革命，造反，风险大啊。快金盆洗手，算了吧！

道福权衡利弊之后，也就真地望峰息心，回车间继续维修他的那些挡车了，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这在一般人很难做到，但谁让道福是“小诸葛”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点不错，如果道福当年未能及时收心收手，等到了邓小平时代，成为最受排斥的“三种人”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

道宁的书应该比哥哥读得多些，一般家庭总是这样，小的所得到的条件，总是或多或少比大的优越些。但即使如此，毕大爷供道宁读书还是很不容易的。道宁人文静，长得却不及哥哥体面。他爱文艺，似乎在毛巾厂之类的单位搞美工，一笔毛体书法，当时在宜城就已经很有名气。儿时有次由父亲领着去城里毕大爷家探望，那家居之拥挤与狭小、以及壁上所挂的道宁用毛体草书书写的六尺长条主席诗词，真是深得神韵，绝非浪得虚名，我喜欢得紧。其实现在创作毛体书法的那些写家很不容易，因为主席的原作，基本都是写在一张张的A4纸上的，挂到墙上的，基本都是经由美工重新拼凑、放大的。主席本人很少直接写大幅作品，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个字，原也是写在A4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