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莲池大师《七笔勾》。

七笔勾，一是明代末期浙江杭州云栖寺僧袾宏的作品。袾宏是浙江省杭州人，少习儒，十七岁为诸生，三十二岁出家，作《七笔勾》以明志，著作甚丰，有《禅关策进》《弥陀疏钞》等20余部。

还有一首《七笔勾》相传为清光绪年间陕西靖边县知县王沛棻（字斋堂，河南光州人）所作，内容描写陕北定、靖一带风俗民情，语多讥诮，然生动形象，在陕北流传甚广。

扩展资料：

《七笔勾》原文如下：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

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

嗏，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

孝子贤孙，好向真空究。

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笔勾。

凤侣鸾俦，恩爱牵缠何日休？

活时乔相守，缘尽还分手。

嗏，为你两绸缪，披枷带杻。

觑破冤家，各自寻门走。

因此把、鱼水夫妻一笔勾。

身似疮疣，莫为儿孙作远忧。

忆昔燕山宝，今日还在否？

嗏，毕竟有时休，总归无后。

谁识当人，万古常如旧。

因此把、贵子兰孙一笔勾。

独占鳌头，谩说男儿得意秋。

金印悬如斗，声势非常久。

嗏，多少枉驰求，童颜皓首。

梦觉黄粱，一笑无何有。

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

富比王侯，你道欢时我道愁。

求者多生受，得者忧倾覆。

嗏，淡饭胜珍馐，衲衣如绣。

天地吾庐，大厦何须构？

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

学海长流，文阵光亡射斗牛。

百艺丛中走，斗酒诗千首。

嗏，锦绣满胸头，何须夸口。

生死跟前，半时难相救。

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

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事稠。

烟雨迷花柳，棋酒娱亲友。

嗏，眼底逞风流，苦归身后。

可惜光阴，懡罗空回首。

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

文：杨峰

前些天，光州文史爱好者白鑫同学发给我一份他下载的电子书：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这本书我早有关注，只可惜时间久远难以寻觅，加之文字上的障碍而不得详解。该书出版于1901年的伦敦，书中留下了35幅珍贵的中国老照片及2幅折叠地图，给我们提供了一幅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历经磨难的画图。特别是对地方文史爱好者来说，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了解百年前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该书作者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1866年7月17日-1937年10月24日)，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妹妹的孩子，他兄弟姊妹中有5个先后都到中国传教。海思波于1890年10月2日来到中国，在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习一年后，被派往山西太原。1900年回伦敦担任秘书，长达27年。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内地会期刊《百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同时还写了许多书，就包括这本《内地会殉道传教士：逃离者纪实》（翻译过来的中文名）。

中国内地会成立于1865年，创始人为英国的传教士戴德生，其成员的足迹遍及中国内地各个省份。史料记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内地会有58位传教士和他们的21位孩子被害，占所有在中国传教机构之首。在我2015年9月1日征求资料和意见稿本的《天主教 基督新教信阳潢川传教简史》中对内地会有如下介绍：

内地会本不是一种宗派，乃是一群热心传扬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自发组织的传道团体。创始人是英国戴德生牧师。他1853年就进入中国，是十九世纪所有来华外国人当中最有影响四或五人当中的一位。他全心全意信靠上帝，热爱中国。他说：“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年版）中说：“最能刻苦牺牲的，莫如内地会中的西教士。他们绝不顾到衣食住的舒适，吃的是大饼馍馍，卧的是草堆砖地，不怕苦，不怕死，是他们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都是戴德生所感召的，而且他们的教会，都是自立自传，不受外来津贴。”

研究河南基督新教的专家董延寿说：“内地会不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教会宗派，它是一个最初由14个国家组成、后多达34个国家向中国内地布道的几个教会宗派联合的大布道团。当时，内地会在河南传教的就有三个派系，即浸礼宗、信义宗和公理宗。豫南五县（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的内地会即为公理宗。”

1875年4月3日，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戴亨利先生（Mr. Henry Taylor）同中国同工张传道从武昌出发，开始了基督新教的第一次的河南之行，在南阳府、汝宁府一带传教。这是基督新教在河南省传教伊始，由此河南也成为中国内陆九省中第一个接触基督新教的省份。

1880年，戴亨利不声不响居住在汝宁府，约一年后，携新婚妻子来住，仅两三个月后就被当地士绅驱逐。

1883年，内地会传教士沿着水路进入周家口。

1884年，内地会在周家口得到房舍一所，建立福音堂。《河南省志》（1994年）第九卷记载：“1883年内地会传入豫东重镇周家口，后向赊旗镇、襄城、漯河、许昌、潢川、开封、洛阳等地发展，并相继建立6个教区和一个总会。”

据美国1934年出版的《拓荒收获》记载：“早在1890年巡回传教士就通过这里（息县）。随后光州的中国内地会阿甘托先生（Mr.Argento）也到了这里。”这位阿甘托先生在过去留下的中文资料中多被翻译成“艾旭”。

据1929年在伦敦出版的内地会书籍《梅森在光州》介绍：“1899年，一位叫阿甘托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这里。阿甘托先生于1896年加入中国内地会并被委派到光州地区传教。他在城外的一个小酒馆里呆了二十多天，每天召集两次集会，在露天向当地人布道，宣传基督教义和上帝福音。”“一个月之后，他租了一处房子。很多人出于对他的崇拜，天天来见他，向他咨询有关宗教的问题，中国官员对他很友好，他也对在当地传教充满了自信。1900年，他的工作已初见成效。有几人接受洗礼皈依上帝。”

也正是在这个1900年夏天，阿甘托先生在光州遭遇到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07页记载有：“在河南光州、信阳等内地会、路德会，都受着逼迫。”书中说，中国基督教的流血惨案，莫过于庚子年义和团之乱。这一次事变，共计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000人；更正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实在是空前的浩劫。信阳人柴莲馥1911年所著《庚子教会华人血泪史》中有“河南光州内地会遇难述略（庚戌夏仲光州教会访稿）”，留下了阿甘托先生身心备受伤害的记录。这本1901年版的《内地会殉道传教士：逃离者纪实》，收录了山西、直隶、浙江、河南几个省义和团运动中内地会传教士遭受的苦难。

书中附带的一张老地图

起自201页的河南部分，开篇写着：“河南省内地会1875年开通了，但直到1884年，第一个永久性基站才最终开通。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有七个自该日起，中心站已建立，以及从各个方面来看，90年代初的前景是光明而充满希望。”该书的河南部分，按照内地会教区分类，第一个是社旗镇（206页），第二个是襄城（217页），第三个是周家口（223页），第四个是新安（230页）。我关注的恰恰就是来自周家口教区提供的两张和阿甘托先生相关的老照片及其叙事。

223页的大标题是“在周家口和分站的暴乱”，原文是“THE RIOTS AT CHAU-KIA-K'EO AND OUTSTATION”。此页对开的前面（222页）配有下面两张图片：

主街福音堂入口，身穿白袍的阿甘托先生站在门边

（在CHAU-KIA-K'EO 见第236页）”

端午节（在CHAU-KIA-K'EO）

图片介绍文字中的这个“在”，我倾向于“在周家口分站”之意，也就是光州。因为图片指示文字中的236页，大标题就是“在光州的暴乱”，原文：THE KUANG-CHAU RIOT。文中写到：“就在西华暴动后的第二天，拉克先生到达周家口，风暴在光州也发生了。”“阿甘托先生是意大利人，1896年10月，他去了中国，并成为一名优秀的语言学家。去年他被派往光州，该地区迄今几乎没有传教活动。”

回到目录页，对236页开始的内容是这样介绍的：“三个星期的危险与解救，阿甘托先生的经历：暴乱——黑暗中的挣扎——试图烧死他——被殴打——被扔下等死——被义和团追着走了的一百四十英里——一个朋友终于找到了。”

这个光州故事是从236页开始，到243页截止：

三个星期的危险与解救

作者：阿甘托先生

“快死了，但看我们活着”

在我所住的光州传教站，曾有过关于麻烦和动乱的传闻，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惊慌。7月8日，星期天的早晨，一个基督徒，一个大约16岁的男孩告诉我说，街上有人说，他们会在当天或者后天来，要把房子推倒，把我和所有的基督徒都杀了。我告诉他不要害怕，“让他们说去吧。”

7月8日——教堂遭袭

离晚上聚会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正忙着挑选赞美诗，突然听到一群人冲进教堂，发出很大的声响。我急忙走出书斋，只见过道里挤满了人。他们喊着说，要我传道给他们听。但听说他们是故意来捣乱的，我便回到书斋去取卡片，打算去衙门。但手里拿着刀的人守着门，我出不去。街上从一头到另一头挤满了人，房子也被包围了。它只有前面的一个出口。我大声叫仆人拿几张长凳到会客室里来，让人们坐。他们仍然成群结队地来，所以我站在桌子和墙之间，试图向他们布道。

我刚说几句话，就被告知布道是无用的，因为他们来的动机不是听福音，而是因为我是一个马胡子（蛊惑者）要杀死我。我试图向他们解释这是错误的：我们这些传教士带来和平的福音，是要让他们知道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因此应该彼此相爱。不但如此，我们也将救恩的道传给他们。他们不听这些话，反而变得更吵闹了，一些闹事者围着我，我邀请了他们中的一个，就像他是我的朋友一样，只是要告诉人们安静下来，并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是来帮他们的忙的。

这个人跳上桌子，做着种种手势，高声叫喊，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一边解释我对他说的话，但他只说了一两分钟，就被叫了下来了。冲向桌子的人们试图把我压在桌子和墙之间，我让站在我右手边的一些人抵制住推来的桌子。他们这样做了一会儿，但看到没有成功，就劝我到房子的后面去。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逃出去。

突然，其中一个领头的人把他的辫子盘在头上，拉起袖子，把我抓进队列，使劲打我的胸部。其他人抓住我的长袍，从四面八方打我，试图把我拉出客堂。

这时，有人敲了敲灯，灯掉了下来，碎了，我们就完全黑暗了。我立刻使出了力气，猛地一拉，我从他们手里挣脱了出来，我的长袍也脱了下来，把它留给了他们。我扑倒在地上，躲开他们的手，成功地走到一个角落里，蹲在尽可能小的地方。

破坏性工作

我就这样挣脱了他们的手，他们以为我跑了，于是开始砸门、砸屏风、砸板凳，砸他们找到的一切东西，落下的一块屏幕遮住了我。 客堂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毁了，他们冲到楼上的前屋，我利用这段时间爬到桌子下面，在那里我不那么挤，而且应该不太容易被发现。由于房子周围挤满了人，要出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前屋打砸完后，又下楼向后屋冲去。从桌子底下我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破坏工作。 在洗劫或破坏了后面和我书房里的东西之后，他们想要一盏灯来寻找值 钱的东西。他们找到一些稻草，把它浸在煤油里，做了一个火把。一有了灯光，他们就开始分战利品，当他们找不到更多的东西时，他们说要放火烧房子和废墟。他们开始工作，找来一堆木头，在上面浇上煤油。

火把快要熄灭了，有一个人把它从地上举了起来，正把它带到那堆木头旁边，这时他看见桌子旁边有一把椅子，就走过去把它拿走了。灯光露出了我，他们一下子抓住了我，把我从桌子底下拖到了那堆木头上。其他人拿起长凳打我。

企图烧死他

一些邻居担心，如果他们把房子烧掉，他们自己的房子就会有危险，所以反对他们把房子烧掉。“这房子，”他们说，“只是租来的，不属于他。”暴徒回答说：“好吧，没关系，我们不烧房子，我们只烧他。”说着，他们把煤油浇在我的衣服上，放火烧了。然而，友好的邻居们很快就扑灭了火焰，扯掉了衣服燃烧的部分，而其他人则拖 着我的队伍来救我。我脸朝地躺着。暴徒们看到这些邻居想救我，就抓住一根杆子，开始打我的头和全身。我试着用手保护自己的头，但还没走到门口台阶，我的头就被重重地打了一下，失去了知觉。我把灵魂交托给上帝保管，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7月11日——等死吧

我昏迷了两天，直到7月11日星期三早晨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礼拜堂的讲台上，躺在一张土铺上，浑身是血，头上还在流血。基督徒们告诉我，一些暴徒把我拖到街上，想砍掉我的头，但另一些人反对，说：“他已经死了,这样做没有用。”后来，在同一天晚上，官吏来了，看到我躺在大街上，命令他的部下把我抬进去放在床上。没有找到床，他们把我留在站台的几块完好的木板上。有些基督徒在夜间轮流看守我，在我清醒过来之后，我感到非常口渴和发烧。基督徒给我送来食物，但我什么也吃不下。有些乡绅发现我恢复了知觉，便把它传播出去，想要暴徒回来砍下我的头。

当这位官员知道了这件事，他担心我可能会死在光州，他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他决定把我送到140英里以北的周家口,他认为我肯定会死在路上，这样他就不会受到指责，因为他会被报道帮助我逃到我能得到治疗的地方。乡绅们听说官吏对我很友好，就向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威胁说，如果他允许我离开光州，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杀了他。

担架上一百四十英里

到了晚上，官府来拜访我，建议用棺材抬我，这是把我送出城的一个安全计划。不过，我担心我会因为缺乏空气而死，或者士兵和抬棺材的人会活埋我，或者把棺材扔进河里，所以我不同意，尽管官吏答应在棺材盖上开呼吸孔。我说我宁愿死在教堂里。

7月12日——光州至息县

有些基督徒建议他把我放在竹制的担架上，再搭上遮阳篷，以免被太阳晒伤。他同意了，于是在午夜时分由八名车夫送来了一辆，官吏亲自带来了五十名男仆，二十名骑兵，全副武装，还有一些侍从。他骑马带路,从西门出去，护送一行人走了十二英里路，到周家口。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会惩罚那些罪魁祸首，并劝告士兵们好好照顾我。黄昏时分（7月12日星期四），我们到达距光州三十英里的息县，在那里停留过夜并交换护送。

7月13日——息县到新蔡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7月13日星期五，我们动身往息县以北三十三英里的新蔡去。那天我们走了27英里。当我们经过任何一个市场时，人们都会出来检查担架，他们非常激动，非常不友好，喊着要杀了那个外国人。兵丁却拦住他们，吩咐抬兵的速走。第二天，7月14日，星期六，上午11点左右，我们到了新蔡衙门。护卫队又要在那里换了。一大群人兴奋地跑进衙门的院子里，尽管士兵们无能为力，他们还是扯下了遮阳篷，试图砸碎担架。然后官吏命令把我带进一个房间，不让别人进去。

7月14-15日——新蔡到相城

在那里等了一刻钟以后，新的押送船准备好了，遮阳篷也修理好了，我们就向三十七英里以外的相城去了。甚至这一次，在从衙门出来的时候，人们又一次试图砸碎担架，他们拿走了我的鞋子和袜子，然后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男男女女都围了过来，不时拦住轿子看一眼这个“洋鬼子”。那天我稍微好了一点，而且第一次可以喝他们给我的米粥了。我们走了十英里后，一场雷雨突然袭击了我们。大雨倾盆而下，很快就把雨棚浸透了，把我们都淋透了，风吹得像飓风一样，拿兵器的人又咒骂又起誓。不久，我们来到一家小客栈，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五点半左右，我们到了相城，轿夫们把我留在衙门外，这是由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围过来决定的。他们以为我死了，因为我一动也不动，也不出声，尽管他们捏我，揪我的头发，打我——这种折磨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之后，官吏命令手下把我带进一间屋子，把门关上。

7月16日——返回新蔡

第二天，7月16日，星期一，大约凌晨三点半，我被抬到院子里，听到他们说要往南走，我问士兵和衙役这是什么意思，并告诉他们，除非我看到政府官员，否则我不会出发。说着说着，我挣扎着从担架上下来，坐在院子里。他们却拉住我，把我放回去，吩咐抬我的人快走。当我抱怨这种对待方式时，其中一个年长的人告诉我，官府不让我继续下去，已经下令把我送回光州。那天傍晚，我们又到了新蔡，那里的官吏听说了相城的官员不接待我，就对我很不礼貌，把我丢在院子里，整夜淋雨，雨又下得我浑身湿透。

7月17-18日——回到息县

第二天早上，7月17日，星期二，官吏认为我被用竹制担架抬起来太隆重了，命令衙役把我从担架上抬到一辆手推车上。我提出抗议，说我不可能坐独轮手推车，因为我浑身伤痕累累，不能站立或坐下。我头晕目眩，没有遮阳棚我就受不了太阳。我要求见官吏，想向他说明，既然光州官员用担架把我送过来，我无论如何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回来。但衙役们并不理会我，只是说了些不愉快的话：“把他像扔一袋外国货物一样扔进手推车。”然后他们一把抓住我，粗暴地把我放在手推车上，就出发了。

“压力过大”

崎岖不平道路上的颠簸和可怕的太阳灼热，给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并重新打开了我的伤口。那天我们走了23英里，衙役没有给我吃的钱，如果不是上帝触动了一个可怜我的士兵的心，我将整天没有东西吃。第二天早上，7月18日，星期三 ,大约中午，我们回到息县。官吏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把我留在衙门院子里，很快一大群人围了过来。 大约两个月前，我曾到息县传教和卖书。一个和衙门有关系的姓赵的人 邀请我到他的门口传道，他在那里摆了桌椅，给我端上了茶。他对福音书非常感兴趣，听说我现在在衙门大街上，和这么一群人在一起，他走了过来，叫车夫把我推到他的家里，他很快就为我准备了一张床，给我喝了茶，然后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7月18-20日——宽慰

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在听说了官吏对我的不礼貌态度，以及他如何不给我旅行的钱后，他给了我100大额现金，告诉我在做他的客人期间不要花，要留着在我回光州的路上用。此外 ，因为我没有裤子、袜子和鞋子，他就请一些朋友给我提供。因为下大雨，我在他那里住了三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天吃了三顿饭，他从早到晚给我沏茶。许多客人，有男有女，都来看我，对我的苦难表示同情。我有幸用最好的方式向他们宣讲拯救的信息。在那里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20日，星期五的晚上，赵家劝我留在息县，不要回光州，他们请我继续作客，直到我好起来为止，并说他们会设法为我筹到八九百的旅费，把我送到汉口去。对于这个我回答他说，我在等官府的消息。第二天一大早——那是7月21日星期六——他派了一辆轿子和几个士兵护送我到光州。

7月21日——“仆人为主”

我们在下午四点半到达那里的衙门。 我被留在院子里四个小时，一直任由一大群敌人摆布，他们辱骂我，嘲笑我说：“上帝他已经把你安全地带回来了，难道你的上帝救不了你吗？耶稣死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关帝（战神）要强大得多，他保护我们，派义和团来拆毁你的房子，杀死你。”说着，他们朝我脸上吐口水，向我扔泥巴和瓜皮，为所欲为。有人掐我，有人拉我的辫子，还有人用最卑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始终没有回答一个字。一些基督徒来看我，但不得不逃命。

7月22日

八点半的时候，官府怕百姓在院子里把我杀了，就吩咐衙门的八个赶车人把我抬出城，用轿子抬到罗山去。在路上，他们告诉人们，他们要把我抬到刑场去。夜很黑，我们是提着灯笼赶路的，所以我们只走了三英里路。第二天，7月22日，星期天，他们带着我又走了二十七英里，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到了一个叫赵河田（Chau-ho-tien）的地方。我以前去过那里两次，许多人都来了，认出了我 ,但没有给我添麻烦。

7月23日——被遗弃但被引导

第二天，7月23日，星期一，大约三点半，我坐上椅子,他们抬着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然后让我下马，让他们把椅子拉紧。我刚走，他们就拿起杆子，回光州去了。有一个官吏还在，他对我说，他们没有公函，所以不能护送我到罗山去，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认为最好的事。我跟他谈了谈，问他那官吏有没有给我留钱。他说没有，但后来又拿出400现金，把我丢在黑暗中。我就在那里祈求指引，一直等到太阳升起。我经过罗山，打算到信阳去，听说那里有外国人在勘探铁路。在罗山，人们喊着“迷惑人的人”，想要杀我，但也有人说：“他不过是广东人。”他们跟着我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回来了。中午我停在罗山外四英里的一家小客栈。晚饭后，我休息到五点钟，然后继续上路。但我刚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我仿佛听到一个内心的声音在对我说：“不要再往前走了。”我就回到了旅馆。房东看到我回来很惊讶。我告诉他我脚酸， 所以那天不能上路。

“在全能者的荫下”

晚上，大约三十个人，带着剑和尖刺，在旅店门口停了下来，非常兴奋地问旅店老板今天早上是否看到一个“洋鬼子”经过，并说他们正在追捕他，要杀死他。旅店老板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人开始愤怒地咒骂外国人。我躺在地板上，脸对着墙，手半掩着头，所以他们没认出我来。但是我听到了他们所说的一切，听到了他们想要追上我杀死我的计划，听到了他们猜测我已经走到了信阳的路上。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但一大早就出发了。过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旅店。

7月24-31日——“从如此伟大的死亡中解脱出来”

这是7月24日，星期二，我已经走了五英里路，感到非常疲倦，好像走不了多远了。有一会儿，我看到一个人从对面走来，感到非常沮丧。当他走近我时，他停了下来，非常仔细地看着我，又继续走下去。我们擦肩而过，然后他又停了下来。我转过身，他问我是不是艾先生（我的中文名字），我对那人心存疑虑，就没有回答，只问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他告诉我他叫罗先生，住在一个叫九里田（U-li-tien）的地方，我想起两年前在汝宁见过他。我一告诉他我是谁，他就向我走来，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他听说我被杀了。他说要回去陪我去汉口，我就告诉他我几乎没有钱。他说他会去他家买一些，他家在去汉口的路上。所以我们一起出发了。

我们快到九里田的时候，把我留在河对岸的一家客店里，他回家给我取来钱、饭和衣服。吃过晚饭，我们继续向汉口走去。在他的帮助下，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旅行，其间我们三次冒着生命危险，我终于安全到达了汉口。我们一部分步行，一部分乘手推车，一部分坐轿子，一部分坐船。7月31日，星期二上午，我们到达了旅程的终点。我们很高兴，危险和痛苦已经过去，可以休息和治疗了。

1902年，阿甘托伤势稍微好转又回到光州。《梅森在光州》中介绍：“接下来的6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上帝福音的传播工作中去。但是他的身体因为义和团事件所遭受的创伤而每况愈下。1908年，他被迫退休，温先生接替他负责教堂里的工作。”

也正是这位阿甘托先生，拒绝了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给光州内地会的赔偿。1901年7月，大清政府《大河以南各州县法国教案已赔数目》里明确记载：“光州：一千两（有议单底稿，议单上写二千两，实付一千两）。”关于这个赔偿分配，内地会文件显示，光州义和团事件中受到损害的信徒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接受赔偿，但教会和牧师为化解来自中国民众和社会对外来教会的怨恨，则选择自担责任，承受损失，放弃接收任何赔偿。

据一本早期法国出版的《精神上的伙伴》第122-123页介绍，本来生活在意大利的阿甘托先生，因为他最终皈依基督新教，加入内地会，而被赶出了天主教盛行的祖国和家乡。1908年，阿甘托返回欧洲，他和妻子在挪威（属于丹麦）生活，1917年7月3日，终因旧伤复发，在特隆赫姆的家中去世。

前光州内地会西教士阿甘托（艾旭）全家合影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首页【QQ秒回】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转载请说明来源于"聚上美"，本文地址：https://yfnsxy.cn/shjw/480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