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家庭的没落

30年代在解放区土改时，查干部的家庭成分，我说：我家祖上七大房，全是地主，没个错。到我父亲这一辈，七大房繁衍为十九房，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差别就大了。我的堂伯父中，有的财大势旺，霸公产，办团练，镇压起义农民，成为一方豪强。有的受了高等教育，走立宪派的道路，成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我的祖父生了两个儿子，我父亲居长，名宣永，字作揖，号难清，没有功名，却捐了一个“蓝翎候选巡检”。

据说，我祖母常年卧病，父亲侍奉汤药，读了许多中医书，居然“无师自通”，能号脉开方。他不挂牌行医，有来求的，义务给人看病，但从不给自己的亲人开处方，只是和请来的医生共同商讨。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给亲人治病，开重药下不得手！他爱国，开明，为人厚道，是地主中的“守成派”。他常常告诫我们要守本分，说：“本分本分，自有你一份。”家庭里的陈设，多少也能反映出他那与世无争的名士气。我家宅门上悬着“清白世家”4个大字，大厅上方挂了一幅水墨淡彩山水，题着“高山流水”。板壁上有副对联：“风散窗户静，月圆松竹深。”书房里也有一副对联：“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种孙耕。”

他卧室里的大床上，居中有3个贴金的字：退一步。床上有搁板，放着《本草》、《内经》、《瘟症辨证》和《验方新篇》等中医书。父亲原配邹氏，续弦邱氏。邱氏就是我的生母。连同“寄名”到我家的孩子在内，我有N个兄弟，9个姐妹。因为族中的叔伯，见我们家子女多，人丁兴旺，都说：“淮清老爷，你家福气好，生一个活一个。”于是就把孩子“寄”到我家名下，求得“托福免灾”。但我的亲叔父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立我四哥杨周公为他的嗣子。

到了民国初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有几个：第一，子女的教育费用负担重。父亲没有应过考，但喜欢读书。他主张子女都要读书，女孩子也要通文墨，至少要学会记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甲午战败后，国耻日深，有志青年寻求救国的道路，联袂去日本留学。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大哥杨剑秋（尚荃）早在1904年就东渡日本，进人中央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住了9年；二哥衡石（尚麟）191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四哥阎公（尚述）同年去日本人士官学校。这些留学的费用，连同在国内的子女的学费，每年收的租谷不敷开支，只好卖地供子女上学。

第二，子女的婚嫁开销大。父亲的子女多。地主门第好摆排场，讲面子，所谓“大船破落，还有一百斤钉”。寒修了有失体面，每办一次婚嫁喜事，就得卖一次地。

第三，四川当时军阀割据，实行防区制，凡是有点实力的，都想找靠山，拉队伍，占一个防区，坐收田赋、盐税和厘金。

1913年，我大哥回国后也想拉“队伍”，父亲是支持的。但大哥的情况和一般的军阀又有所不同。他在日本时，经廖仲他和吴玉章介绍，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时，同盟会在四川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熊克武。辛亥革命后，他在重庆担任川军第五师师长。

1913年，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二次革命”中组织讨袁（世凯）军，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大哥在总司令部负责军需军械工作。他回到双江镇，又卖了家里一部分地，身边带着几个背盒子炮的卫兵，熊克武封他为川北游击司令，招募些破产农民，每人每月发给一块钱他银。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我的堂兄杨宝民（尚懿），他是苏皖湘粤赣五省讨袁联军的总参议。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他们讨袁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1915年底，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大哥又担任护国军的团长。以后，孙中山反对段棋瑞把持的北洋政府，在广州组织军政府，维护民国的约法，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杨宝民为川北总司令。我大哥担任川北游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双江镇。快近年关时，义军先打遂宁、乐至，进而直奔成都打段棋瑞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义军提出：护法保家，撵走刘存厚，攻占遂宁过大年。敌人扬言要血洗灌南，杀尽杨姓族戚，掘坟焚尸。我们全家老小，就在春节前夕坐涪江的木船南下，避居重庆，在二府衙街安了家。

1918年大年初一，杨宝民、杨剑秋部攻克遂宁，和同属熊克武部的团长刘伯承等配合，在2月26日攻克成都，赶走了刘存厚。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

不久，参加护法运动的军阀们争权夺利，将孙中山排挤出军政府，群“龙”无首，熊克武内部也发生分裂，川政落入军阀刘湘之手。1924年，刘湘和杨森联合将熊克武驱逐出川。我的大哥因此在政治上失意，十分苦闷，回双江镇赋闲，一度生活糜烂。这时，我的家分成三处：除双江镇老家外，一处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是大哥在成都时安的；：一处是重庆府街70号（今19号），是全家避居重庆时租赁的。所有的开支全靠双江镇老家留下的已不多的田租，真是坐吃山空。只听得父亲常常叹气：家败了，败了！

为了重振家业，父亲想搞点实业。先是集资买了一艘小火轮，搞涪江运输，大约可以载客一二百人。首航那天，全家老少上船，在控南到重庆的江面上旅游了一圈。但是，因为不会经营管理，不久，机器坏了，轮船转让给卢作孚办的民生公司。

接着，他又开办“飞跃汽车公司”，谁知这年成都连降暴雨，一个多月不停，周围的公路、桥梁都被冲坏，车也翻了，汽车公司又办不成。轮船、汽车都是靠大家集资，后来债也还不起。父亲不死心，又改办板车运输，用六弟的名字，叫“尚仑板车行”，规模比轮船、汽车公司小多了。因为六弟进了上海法政学院，无心经营，又停了业。这样每况愈下，反而欠了一批债。最后，和人合股，在成都春溪路的繁华大街，办了个“知育电影院”，地下党员程子健隐蔽在电影院，作为我家股东的代理人。后来，股权卖给人家，家里又落了空。这些情况，发生在我离家出川以后，是后来幺弟白冰告诉我的。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个别人有特殊关系，发了家，但也救不了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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