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六朝（燕、辽、金、元、明、清）古都北平。

此时，北平红旗似海，锣鼓喧天，整个北平城好似成为了红色的海洋。

北平人民穿红披绿，手举鲜花，载歌载舞，“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震耳欲聋的军乐和鞭炮声，多种声音汇聚成了一曲曲胜利且振奋人心的交响乐。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在这历史性时刻，当整个北平都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时，在北平复兴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也正在发生着一幕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

率领所部和平起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长女傅冬菊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神坚定地朝着解放军入城的方向望去，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对未来期盼的神情。

父女俩——一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位是共产党员。

在这之前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在这一刻，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关键时刻，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是抗日名将，女儿是救亡先锋

1924年12月30日，傅冬菊出生在山西太原。

当时她的父亲傅作义是山西军阀阎锡山麾下第4旅第8团长。

傅冬菊出生的这一年，正是傅作义在晋军声名鹊起的一年。

8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阎锡山配合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傅作义率所部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被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力保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

作为保定军校的高材生，且也有真材实料，作战勇猛且善谋，所以在张培梅的着重栽培下，也被阎锡山看重，逐渐倚为心腹，成为晋军重要将领之一。

1927年1月，晋军联合奉军、直军进攻国民军。

当时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的必经之路，也是晋军阻击国民军的要道，所以为了稳妥起见，保证天镇被晋军牢牢掌控在手，阎锡山遂命傅作义率第8团驻守于此。

傅作义也没有辜负阎锡山的信任，他在这里抵挡住国民军宋哲元部三个月的进攻，使宋哲元部寸步不得进。此战让傅作义名声大噪，也让其的地位与日俱增。

战后，傅作义因功升任第2师第4旅少将旅长，旋即升任第4师中将师长。

图 |阎锡山

同年，阎锡山眼见北伐军势如破竹，旧军阀势力已无法阻挡，遂宣布易帜，加入北伐军。

就这样，傅作义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的一员。

加入北伐军不久，傅作义就立下一奇功。

1928年10月，趁着奉军换防之机，傅作义率部深入奉军腹地，一举攻克涿州，对正在前线与晋军作战的奉军造成致命威胁，此时只要前线晋军再支撑数日便可一举击溃奉军。

然而，前线的晋军实在不争气，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如此涿州旋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独立无援且被包围的十死一生的局面，傅作义临危不乱，充分发挥自己的守城能力，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无论奉军如何猛攻，都未能踏进涿州城半步。

此战，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能得到军界认可，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后，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国民党军第35军上将军长。

图 |傅作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看到祖国人民被日寇无情的摧残，祖国大地被日寇肆意践踏，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

“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

15日，傅作义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

十天后，傅作义亲率第35军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5月22日，傅部与日寇第8师团发生血战。

第8师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傅部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傅部全体将士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悍不畏死的战斗精神，顽强抵挡住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然而，正当傅作义率领所部将士奋勇杀敌，把日寇牢牢钉死在阵地之外时，后方却有无耻的投降派从中作梗，黄郛、何应钦在北平接受日寇的停战条件，随即命令傅作义撤出阵地。

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发电质问黄郛、何应钦：“怎么抗日还有罪？”并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

图 |何应钦

面对日寇，傅作义将军从来只有2个字——战斗。

当得知日寇准备进犯绥远时，傅作义大义凛然地说道：

“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和全体将士没有一人退缩，即使敌强我弱，也没有惧怕，而是早已做好战死沙场，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准备。为国而死，死又何惧，只要能把日寇赶出中国，他们死而无憾。

11月15日清晨6时许，5000余日伪军在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指挥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绥远红格尔图发起猛攻。

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作战，在他的指挥下，傅部昼夜兼程，以顽强的意志力快速奔袭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对敌后方发起进攻，敌人猝不及防下，全线崩溃，傅部取得大胜。

后来，傅部趁着敌人败退之际，乘胜收复了此前被日寇侵占的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

傅作义指挥的这场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寇侵吞绥远的阴谋。

图 |绥远抗战时期镜头下的乌兰察布

抗战全面爆发后，作为晋绥军王牌将领，傅作义被委任为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

在此期间，傅作义除了继续率部与日寇血战，多次给予日寇迎头痛击，与我党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当时，傅作义率部驻防晋西北柳林镇，与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傅作义部和我党一样都是一心抗日的部队，所以双方经常交换日寇情报，还建立了联防机制。

作为一心抗日的傅作义，他本人对我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十分赞同，更是十分赞赏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的品格和过人的才华。

傅作义对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也十分信服和敬佩，曾多次亲自去陕北延安拜访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共产党员结为知己。

后来，傅作义部移防河曲时，他还专门邀请共产党员程子华、南汉宸举行会谈，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

图 |毛主席

1940年2月，日寇侵占五原，傅作义率部向五原发起反攻。

傅部血战两昼夜，以极大的代价收复五原，并击毙水川伊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人，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

此时，五原大捷消息传出，全国人民都很是振奋，大大激励全国军民抗战之决心，由此国民政府打算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授予傅作义，但傅作义却坚绝不受，他认为五原大捷不是他的功劳，而是“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故而不受。

傅作义在抗战的表现，毛主席也是高度赞扬。

五原大捷后，毛主席曾三次给傅作义写信，发电表示祝贺，称赞傅作义是“北方领袖”，“统率师旅捍卫边疆”，“跃乎民族英雄之抱负”。

之后，毛主席特意派程子华、南汉宸、彭雪枫等人去见傅作义，协商联合抗日，傅作义也派周北峰回访毛主席。

后来，毛主席还应傅作义的请求派出20多名共产党员干部到傅部帮助整训部队，为傅作义部制定出了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差无几的“十大纪律”，从而显著提升了傅作义部的战斗力。

抗战时期，傅作义始终率部坚守绥远，坚持抗战，与日寇血战到底。

此时，傅冬菊则跟着母亲来到大后方重庆，由于傅作义两袖清风，从不克扣将士的兵饷，也从不鱼肉百姓，更甚者他有时候还会拿着自己的工资去贴补有困难的将士，所以傅冬菊和母亲及弟弟妹妹来到重庆后，只得寄住在一个寺庙里，过着很是清贫的生活。

为了让傅作义能安心在前线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傅母和傅冬菊从来不向傅作义写信要钱，也从不随意接受别人另有所图的馈赠。

傅冬菊很懂事，不但没有其他军阀家庭出身的大小姐的那种娇生惯养的坏脾气，且还会主动靠自己的双手贴补家用，博学多才的她经常给报社投稿，用赚来的稿费补贴家用。

除了没有千金大小姐的那种坏脾气，傅冬菊还是一个热血的爱国女青年。

傅冬菊随母来到重庆后，进入从天津迁来重庆的南开中学读高中。

南开中学虽聚集了很多国民党高官子弟，但同样也聚集了一大批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他们在学校内成立了一个叫“号角社”的读书会，传阅提供讨论抗日救国、联苏联共的书刊，而当时傅冬菊就是“号角社”读书会的成员。

晚年傅冬菊回忆时说道：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是害怕会落在同学后面，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图 |傅冬菊

当时，读书社除了给成员提供革命书刊，还会经常邀请南开毕业的革命志士来校演讲。

在这期间，傅冬菊受到抗日救亡思想的洗礼，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因为傅冬菊革命积极性和思想觉悟都很高，且革命意志坚定，当时她还曾受周恩来的接见。

刚才我们也说了，“号角社”读书社经常会邀请南开毕业的革命志士来校演讲，而周恩来就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

当时周恩来刚好在重庆，担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首席代表，也就是如此，读书社邀请周恩来来南开中学进行抗日演讲。

演讲过程中，包括傅冬菊在内的爱国青年都被周恩来的思想、才干、人品和风度所倾倒，之后只要一有空，他们都会去拜访周恩来，倾听周恩来的教诲。

而此时表现优异的傅冬菊就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当周恩来得知傅冬菊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女儿，为她的表现感到欣慰，对她说：

“你父亲是抗日英雄，有你这么个爱国进步的女儿，他一定会非常高兴，也会感到十分光荣。希望你们不失时机，学好学业，父辈抗日救国，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傅冬菊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图 |周恩来

期间，每当傅作义来到重庆看望她们时，傅冬菊常会在父亲的耳边讲一些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事情，且还有会有意无意把一些进步书刊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傅冬菊做的这些虽然没有彻底让傅作义倒向我党，但也多多少少影响到傅作义，他本来就对我党很有好感，加上傅冬菊的影响，如此为日后傅作义率部和平起义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42年，傅冬菊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攻读英文专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南迁到昆明的清华、南京、南开三所大学组成，我党在这所联合大学秘密建立了联合党总支，当时党总支的宣传委员就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

1945年2月，党总支领导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吸收爱国青年加入其中。同年12月，在同班同学王汉斌的介绍下，傅冬菊加入了民青，而后积极投入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

父亲站在人民对立面，女儿与人民站在一起

1946年，傅冬菊从大学毕业，后随母亲前往西安。

来到西安后，胡宗南特地设宴招待她们，宴席上胡宗南告诉傅冬菊，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来他这里做事，但是傅冬菊没有答应。

傅冬菊对只知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反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替国民党反动派做事，若她愿意，即使不靠胡宗南，以傅作义的地位，绝对能在国民党谋一个好差事。

但是，傅冬菊没有，她爱人民，更爱祖国，所以她想要加入的是一心为国为民，能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共产党。

图 |左为胡宗南

一年后，傅冬菊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傅冬菊晚年回忆说：

“1947年11月，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不知道。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共产党员，但他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此事。”

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傅作义并不知情，全国解放后，傅冬菊也没有把自己的党员身份告诉傅作义，还是别人告诉他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傅作义甘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此时的傅作义完全没有了抗战时期那种一心为国为民的心，由抗日名将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率部进犯我党领导的解放区，甚至还在绥远《奋斗日报》上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电》，颠倒黑白，肆意辱骂我党领导人。

傅作义的这些表现让蒋介石大为满意，遂于1947年12月任命其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把华北四省二市的军、警、宪、政、财大权全数交由傅作义负责。

对于一心要跟着蒋介石一条路走到黑的父亲，傅冬菊十分悲痛，在其自述中说道：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来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晚上”，“我把我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

这一夜的争吵没有结果，但对傅作义却也有些触动，他开始反思此前的所作所为。

父亲幡然悔悟，父女携手为新中国做贡献

1948年，我党在解放战场上连战连捷，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傅作义明白蒋介石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共产党解放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辽沈战役后，傅作义成了一个惊弓之鸟，开始暗中和几个心腹酝酿着想和我党和谈的计划。

此时，我党也从各种渠道得知傅作义想要和谈的想法，且我党也不想北平这座六朝古都遭到破坏，也有想争取傅作义率部和平起义的打算。

1948年11月，我党将傅冬菊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以随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

来到傅作义身边后，傅冬菊虽没有把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诉傅作义，但经常找机会和傅作义讨论现在的局势，并时不时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当时，傅冬菊经常问傅作义：

“北平这个地方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您要怎么办？”“能不能撤得出去？撤不出去怎么办？”“是拼个人地两光，还是保住这座古城，保住城内几百万人民免遭战争之苦，保全几十万将士的性命？”

在傅冬菊的影响下，本就有想过要和我党和谈的傅作义，他的思想开始出现了更大的松动。

在潜移默化影响着父亲傅作义倒向我党的同时，傅冬菊也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汇报给北平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军统帅部作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终，在傅冬菊等人劝说下，加之我党在平津战役连战连捷，傅作义部节节败退，最终傅作义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和平起义。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能和平解放，傅冬菊功不可没。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是罕见的。这对于我们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亲自接见傅作义，同他亲切握手交谈，称赞：

“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功劳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等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又回到了天津《进步日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关注，为人低调的她化名“傅冬”，然后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工作。

1949年8月，傅冬菊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南下做战地记者，不辞辛苦，跋山涉水，以自己笔下的文字向全国人民汇报解放军解放西南的进程。

1951年3月，傅冬菊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5年，傅冬菊以厅局级离休。

受家庭影响，傅冬菊生活非常简朴，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勤俭自立的习惯，从来不铺张浪费，家里的房子二十几年都没有装修过，屋里也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的家具。

退休后，傅冬菊生活单调，但很有规律，深居简出，每天要么读书看报，要么去外面走走。

除此，晚年傅冬菊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和弟弟傅恒一起攒钱捐给“希望工程”，并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陕西建了两所希望小学。

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傅冬菊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忠诚和纯洁。

她的一生，是一个革命者忠诚而纯洁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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