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6期，原文标题《神秘“梅姨”：人贩子背后的拐卖儿童犯罪》，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无论“梅姨”是否真实存在，有关“梅姨”的画像，确实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次信息风暴，击中了公众对于人贩子这一犯罪群体潜藏的恐惧和愤怒。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打拐”力度和先进科技手段的运用，拐卖人口犯罪案件数量正在不断下降。但针对一些“积案”，“宝贝回家”的道路依然漫长。

特约记者/应莱

实习记者/张锦

寻子 15 年，“ 梅姨”案受害者申军良盼父子重逢 。图为申军良展示寻亲海报（张迪 摄/人民视觉供图）

寻找“梅姨”

2019年11月底，李树全又去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寻找“梅姨”了。

彼时的南国，还未步入初冬。午后气温能达30摄氏度，但夏季黏稠的湿热已经退散。地里的稻谷已经收了，田埂里少有人劳作。这是李树全第六次来到黄砂村，在他的描述中，这个位于广东省中东部的小山村并不富裕，村民的房子修得普通，比不上他湖南永州的老家。以前来时，他常看见许多村民留守，并未外出打工。农忙时，有40多岁的壮年男子在种地，也有垂垂老者。自2017年起，有不少外地人来到这个以说客家话为主的小山村，寻找“梅姨”的下落。

“梅姨”是近年来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人贩子。据广州警方的描述：她是单眼皮，约65岁，真实姓名不详。脸盘较大且圆，嘴巴较大，鼻孔外露。2016年，涉及9起拐卖儿童案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据张维平供述，这9起案件，他都是通过一名被称为“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2003～2005年，她居住在城丰村鸡公山街，那是广州市增城客运站附近，也长期在惠州、紫金和韶关新丰等地活动。

在为数不多的信息中，黄砂村的鳏夫彭家庆，或许是唯一指向明确的线索。根据张维平的供述，他曾和“梅姨”去过黄砂村一名男子的家中，断定两人是“男女朋友”。彭家庆后来也向警方确认，他和这个被叫作“番冬梅”的女人同居过两年。但“梅姨”来去无踪，自己不知道她是人贩子，无法提供更多细节。他甚至没有看过“梅姨”的身份证，在提出结婚的意向后，“梅姨”便消失了。

这次来到黄砂村，村里人已经认熟了李树全，看见他便说“又来啦！”。这个来自湖南的农民工，是9起儿童被拐案中的其中一位寻子父亲。李树全对本刊记者说，最早到黄砂村寻人时，村民都对他爱搭不理。每次他都会到彭家庆家中坐上半个钟头，时常见不到老汉的身影。这次他和《河源日报》的记者一起，还在紫金县找了一个会说客家话的翻译，到了黄砂村后又扑了个空——老汉不在家中，去了女儿家里。有热心的村民开车带他们去找，或许是因为有了语言沟通的便利，这次彭家庆和他们聊了有一个钟头，透露了更多信息——他在最后忽然对翻译说道，自己听说过“梅姨”卖小孩的事，两人产生分歧，最后不欢而散。而在彭家庆女儿家所在的村子里，也有不少村民表示见过这个女人，她偶尔会到菜市场去卖些草药。

2019年11月，张维平等5人拐卖儿童案中的9名涉案儿童，有2名被率先找回。2020年3月，同案被拐儿童申聪也被找回。广州公安在两次警方通报中都曾表示：除了张维平的供述，暂无证据表明“梅姨”是否真实存在。但彭家庆的说法，却让李树全相信，“番冬梅”和张维平口中的“梅姨”是同一个人，“梅姨”是真实存在的。

电影《亲爱的》中张译饰演角色的原型人物、著名寻子父亲孙海洋也相信“梅姨”的存在。他曾陪同李树全等人到紫金县寻找“梅姨”。在他看来，人贩子的生意依赖稠密的人际网络，张维平等人是贵州出身，要想在广东拐来儿童后卖出，势必需要当地的中间人，“不然张维平也很难去联系买家”。而在张维平的描述中，“梅姨”也做红娘生意，人脉广泛，听起来相当具备充当一个“中间人”的条件。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根据张维平的供述和彭家庆的描述，曾公布了“梅姨”的模拟素描画像，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2017年11月，8名寻子父母拿着“梅姨”画像到黄砂村询问时，当地人都说画像不像“梅姨”。“警方也问张维平，张维平说不怎么像。”寻子父亲申军良说。2019年3月，广州增城刑警队邀请山东省公安厅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再次为“梅姨”画像，林宇辉根据彭家庆的描述，绘出了“梅姨”的新画像。与此前相比，这次的“梅姨”脸形偏胖。林宇辉曾告诉本刊，经过彭老汉和女儿确认，第二张“梅姨”画像的相似度为80%～90%。在此基础上，某软件公司通过建立三维模型，形成了“梅姨”立体、彩色的版本，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2019年11月7日，一则“梅姨在郴州给小孩发糖果时落网”的消息，在新浪微博广为流传。多张视频截图中，一名中年妇女与第二张画像中的“梅姨”高度相似。一名来自郴州苏仙区白露塘镇的网友称，这位女子曾敲过她家的门，说儿媳妇生了双胞胎，来发牛奶糖，求她给点钱。被赶走后，还去了隔壁一位老太太家。后来这名疑似“梅姨”的女子被带到郴州北湖区涌泉派出所盘问。在派出所门口，这位身穿蓝色外套、深色裤子，提着红色手提袋的中年妇女，站在两位警察中间，双臂被牢牢抓住。据《红星新闻》报道，事后当地官方人士曾透露，北湖警方将这名女子的照片发给广州市公安局辨认，最终确认不是“梅姨”。这名妇女其实来自安徽，家里媳妇生了双胞胎，为了让小孩顺利成长，需要吃“百家饭”，所以买了糖果来到北湖区发放。

同年12月，又有湖南网友发朋友圈称“梅姨来邵阳了”。广为流传的图片中，一位戴着渔夫帽、体形微胖的中年妇女，在一位车主的车窗外露出微笑。这名网友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梅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发出来，告诉大家看好我们的小孩。”而评论里回复者都说“好像”“太恐怖了”。12月7日，邵阳网警发布通告称，警方在接到群众报警后，将此人带至邵阳市公安局双清分局，经过核查身份后发现，这名妇女是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人，来双清区售卖佛像，与悬赏通告中“梅姨”的身份信息不符，未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并提醒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而在浙江兰溪、湖南桂阳、河北保定、广东深圳和佛山，全国多地的网警都曾辟谣“梅姨”在当地落网的消息，并提醒公众不要“制造恐慌”。11月18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官方新浪微博援引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微博消息称，目前，网络上流传的“梅姨”第二张画像非官方公布信息，发布该画像的微博并非公安机关官方权威平台。“梅姨”是否存在、长相如何，暂无其他证据印证。

无论“梅姨”是否真实存在，“梅姨”的画像确实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次信息风暴，在一段时间内准确击中了公众对于人贩子这一群体潜藏的恐惧和愤怒。“梅姨”们的背后，是一张曾经庞大的人口拐卖犯罪网络和买方市场。

人贩子的社会肖像

在中国，人贩子群体是一个古老的存在。但学者李钢曾在一篇研究论文里提到，新中国的儿童失踪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变得严重，这与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密切。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开始严抓“只生一胎”。这一年开始，失踪儿童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多。到90年代初，失踪儿童数达历年之最。

改革开放后，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在城市边缘的角落，大批第一代农民工子弟，成为人贩子下手的对象。孙海洋记得，十几年前，在深圳城中村的巷子里，他常常能在墙壁、电线杆上，看见四处张贴着像“牛皮癣”一样的买卖儿童、枪支的小广告。“有‘人贩子’被抓后，问他是怎么联系买家，他说就是通过贴小广告。”

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从湖北荆州来到深圳白石洲。10月3日，他的包子铺开业，10月9日，儿子孙卓便被人偷走了。2008年，孙海洋曾经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3000多名被拐儿童的信息。这些失子父母绝大多数都是从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到广东务工的农民工。孙海洋在梳理过这些失踪儿童的信息后，发现人贩子大多都有相似的作案手法：在人员构成复杂的城中村，他们通常会在傍晚7～8点行动，“因为白天孩子可能在上幼儿园”。傍晚天色渐暗，孩子们在吃过晚饭后在街上玩耍，父母稍不注意，人贩子可能便会借口买糖、买玩具，或者直接骑着摩托车，便把孩子抱走了。

伍皓是贵阳市一位从警近20年的刑警，他对本刊记者说，很难对人贩子这一群体进行具体归类，“他们主要是为了逐利，听人说卖孩子挣钱，就来做了”。他曾办理过一个案子，一位到福建打工的妇女，经人介绍说当地卖孩子挣钱。“她本来犹豫了一阵，但过年回家后，从邻居家拐走一个2岁的小男孩，卖了6万块，从此就走上了这条路。”但伍皓说，人贩子也有一些清晰的行规：比如1～2岁的男孩最受欢迎，能卖到最好的价钱，因为他们对于亲生父母的家庭还没有概念。6岁以上的孩子就不好卖，因为已经形成了记忆，“孩子会想跑”。大多数时候，被拐的男童都比女童多，但也有女孩被拐走当作童养媳。

在办案过程中，伍皓常常发现许多人贩子极其会控制幼童的心理，“也像是一个专业，术业有专攻”。他们会通过惩罚形成的恐惧，让孩童听话，“有孩子找回后，只要一看到他（‘人贩子’）都会条件反射地害怕”，也有女人贩子特别会讲故事，通过编故事给孩子“洗脑”，“讲得可能比他的亲生父母都好”。他曾参与破获过一起涉及20多名被拐儿童的重大拐卖人口犯罪案件，当时贵州警方在一辆还未出省的大巴车上，当场截获了人贩子和一名6岁女童。才几天时间，“她亲生父母的记忆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警方突然出现在大巴上抓人，受到惊吓的女童一直哭着管人贩子叫“爸爸妈妈”，其他乘客不知来由，还让伍皓等人有些尴尬。

而专业的人贩子，往往会显示出集团化、组织化的特征，有成熟的模式和较为完整的利益链，通常跨省作案，多道转手。“他们很多是一个地方的，村里有人当‘人贩子’，就把其他村民都带出来了。”伍皓对本刊记者说。在具体的拐卖案件中，贩卖团伙就像传销一样分工明确，分成上线、中线和下线。伍皓说，十几年前，他曾办理的一个案件，中间转过5次手，“‘人贩子’也不知道孩子的姓名，不知道上线是从哪个地方把孩子抱来的”。由于难以溯源，警方在办理类似陈年积案时往往侦破困难。

在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像“梅姨”一样有非常高知名度的人贩子，还有在两年内拐卖46名儿童的陈莲香。2010年9月27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对陈莲香等10名重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嫌疑人公开通缉。同年10月，陈莲香在钦崇高速公路第五标段一隧洞出口处被警方抓获。2011年，陈莲香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在一段没有信息来源、但在中文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对话里，当警方问道：“你不晓得这是犯法吗？”陈莲香说：“不就一个孩子吗？丢了再生一个呗！”

狡猾、极度冷漠，对失子家庭遭受的人伦痛苦毫无共情，是人贩子留给公众的典型情感特征。孙海洋说，他认识一对广西的被拐儿童亲生父母，甚至把人贩子的父母当作“干爹干妈”。由于人贩子跑了十几年都没被捉住，这对夫妇逢年过节就到他家里去给老人送红包，农忙时甚至去帮忙种地、收粮食，就为了打听人贩子的消息，“希望能从老人口中听到，孩子到底卖到哪里了”。

买方市场：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曾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特点。

2013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借助SPSS统计软件，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被拐卖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整理。研究发现，总体趋势是由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向东部南部沿海发达地区蔓延。其中，主要由云南、四川、山西和河南拐出，向沿海的两广地区、福建沿海和山东沿海地区拐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王金玲教授也曾总结道，妇女儿童被拐卖、拐骗呈现出以西部地区为主要流出地，以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主要流入地的基本格局。“比如在福建等地，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很严重，他们觉得生不出男孩，买一个孩子回来，是很正常的事。”伍皓对本刊记者说。

2014年10月，孙海洋曾接到一个意外的举报电话。对方称，在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有一位八九岁大的被拐男孩，长期被养父母殴打。举报人还称镇上有9户人家也买了男孩。接到消息后，孙海洋立刻赶往福建。“我到的那天，应该是凌晨3点多，我跟举报人说天亮后见面。但他说今晚就必须见我，因为白天如果被村民发现了，他就只能离开这里了。”当天夜里见面时，孙海洋用一个本子，给9户人家的姓名、职业、孩子的相关信息列了清单，“我把信息弄得很稳当之后，就到了厦门”，等待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和央视记者的到来。

在随后的卧底调查期间，最令孙海洋惊讶的是，“买孩子”在当地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被买回的孩子，自幼就会从邻居那里听说，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9户人家中，有一户的爷爷奶奶在开一个洗车场。孙海洋等人把车开到洗车场去，车上装着录像设备。他向老人打听“哪里有卖孩子的”，没想到对方毫不戒备，表示买孩子很简单，“一个星期就可以帮你买到”。孙海洋表示不相信，奶奶还把在一旁玩耍的孩子拉过来，“这孩子就是我买回来了”。孙海洋又问：“那户口怎么办？”奶奶说：“我花4万块钱就办下来了。”

据中新网报道，长汀警方当年11月5日曾回应称，接到孙海洋等志愿者举报的当天中午，长汀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便带队赶到童坊，根据线索，将民警分成8组立即开展核查工作。时隔一周后，长汀警方再度通报，5名疑似被拐儿童已成功解救并得到妥善安置，已抓获13名涉案嫌疑人。颇为蹊跷的是，上述5名被拐儿童均持有《医学出生证明》，按正常程序上了户口。

一段到河南省寻子的经历，让孙海洋至今印象深刻。那时他接到线索说，当地有一个孩子，是2007年11月买回的，“我一看照片，确实很像孙卓”。孙海洋便从深圳一路向北，赶赴河南。那家人住在乡下，一进门，看见屋里墙倒了，饭碗里没什么东西，“穷得像鬼一样”。这孩子后来被确认不是孙卓，但让孙海洋意外的是，听明来意后，这户人家的农妇指了指孩子说：“如果是你的，算我倒霉，你可以领回去，不是你的就不用管了。”后来村民告诉孙海洋，这家人有一个18岁的儿子，几年前被车撞死了。农妇的丈夫有癫痫症，家里就靠她种地。村子里的人同情他们，为了不让这家人绝后，村支书便召集全村人集资——每家人几百块几百块地凑，最终花8万块钱买回了一个孩子。

民间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创始人张宝艳对本刊记者说，“宝贝回家”曾计划到西南某省召开“寻亲大会”，但当地政府设置了许多障碍——因为担心活动带来的声势，会使得该省被当作人口“拐出”的重灾区。而一位时常到公安部参加打拐相关座谈会的知情人士则回忆，东南某省份的警方曾在会上对该省被当作“拐入重灾区”的身份不满，认为是当地如实将情况上报，而有的省份隐瞒不报，“就体现不出他们是重灾区”。

不过，张宝艳同时也对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由于“打拐”相关工作的普及，民间的传统观念也有所变化，“过去他们是认识不到买孩子可能会给亲生父母家庭造成痛苦，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伍皓也对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买方市场正在萎缩，“现在很多传统观念正发生改变”。

2015年11月1日，被视为打击买方市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修正案》）正式施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确定收买家庭可以受到处罚。公安大学刑侦学院院长戴鹏曾向媒体表示，“强烈的市场需求和对买方的打击不力是导致贩婴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刑九修正案》生效后，将极大遏制买方市场的需求，有利于从根源上打击贩婴犯罪”。

漫长的“反拐”之路

随着画像在网络上的流传，“梅姨”成为中国社会认知度最高的人贩子形象。不仅释放出了民间对儿童买卖压抑已久的愤怒情绪，也代表着一些新技术在“反拐”中的应用。科技的进步，正在对“拐卖儿童”这个古老的罪恶行当形成新的遏制。

在张宝艳看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变化有几个重要节点：2007年，公安部“打拐办”成立。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时起至当年年底，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拐卖儿童案件开始由24小时后立案，改为必须立即立案”。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启用、《刑九修正案》生效、公安部“团圆系统”上线、人脸识别技术推行……

在从警20余年的刑警伍皓看来，现在的拐卖儿童犯罪数量，“与10年前相比，至少缩减了一半”。而据张宝艳向本刊记者介绍，仅从“宝贝回家”的数据来看，“现在这种案子特别少，一年也就是几起或者几十起”。

但对于“宝贝回家”来说，现在他们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帮助类似孙海洋这样在十几年前失去孩子的父母，寻找被拐的孩子。“这类案件由于早年没有天网系统，往往侦破困难。”伍皓说。

这些年来，每年春节回到湖北老家时，亲戚总会劝孙海洋别找了，再生一个。看似无意之间，一些只言片语会传进孙海洋耳中，比如邻省的河南陕西，有失踪多年的孩子被找回后，“手断了”“肾没了”。孙海洋听了不吭声，心里却憋着火。

虽然常年在包子铺门口高调挂着“悬赏二十万寻子”的招牌，但在寻亲的十余年里，孙海洋都竭力在租住的社区里隐瞒自己“著名寻子父亲”的身份。他对本刊记者说，最多的一年，他甚至在深圳搬过十几次家，“太痛苦了，就是一种逃离”。城中村的小巷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话，会像绵密的细针一般无孔不入地扎进人心中。街坊邻居在知晓他的身份后，曾在年迈的父母面前说被拐儿童腿脚被打断后沿街乞讨的“恐怖消息”。老人和妻子听后，时常以泪洗面。他鲜少在朋友圈发布寻子信息，有媒体记者前来采访，便让他们用衣服把摄像机包着，悄悄上楼。

而在寻亲的故事中，也有一些光明的故事。张宝艳说，除了找孩子的爸爸妈妈，这些年来，还有一些孩子会通过“宝贝回家”寻找亲生父母，“很多孩子从小就知道，他/她不是亲生的”。等到他/她成年后，会有意识主动寻找亲生父母。张宝艳说，他们通常会对幼年生活有模糊的记忆，“比如他/她家附近有一个花雕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市场，我们觉得可能像是云南巧家一带。有的孩子记得妈妈头上缠的毛巾，那我们会给他找一些少数民族的照片。慢慢地，就会把范围缩小”。

2015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博士、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锡章曾在一篇有关F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论文中指出，当地的犯罪形势正呈现出新的趋势和变化。根据他的调研，F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中，“拐卖”已经让位于“亲卖”，只占侦破拐卖儿童案件总数的27.1%，而“亲卖”案件数竟然占到了总数的72.4%，盗窃、抢劫、抢夺后再将儿童出卖的情形只占1%。

寻子多年，孙海洋时常会参与到各地的一些“打拐”行动中。他时常会接到一些买方家庭的电话或短信。“拿我最痛的说，比如说‘你儿子死掉了’，‘你永远都找不到你儿子’。”他和许多寻子家庭的家长一样，时常会用最原始的办法——贴寻人启事，上街拉横幅寻子。他说，这种看起来低效的方式，更多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让被买回去的孩子知道他/她不是亲生的，站出来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也让当地的家庭知道，失去孩子的家庭很痛苦，不要再买孩子了。还有一种希望，是有关部门看到，能够重视拐卖儿童案件。”

（应受访者要求，伍皓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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