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最后一句口播,汪涵走出摄影机的视线,被簇拥着,一路大声哼着歌,扬着头,踱着步子回到休息室。脱鞋,盘腿坐在沙发上大嚼槟榔。见到记者,爽快地笑着打招呼:“可得多穿点,长沙这两天挺冷的吧?”

很少有主持人能将舞台上热烈的情绪一直带到休息室,汪涵是一个。
搭档欧弟这样评价他:“涵哥是个非常热爱节目的人,他常告诉我们,热情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永远不能熄灭。私底下他也是完全为节目着想,甚至包括我们主持的其他节目,他都想知道最近怎么样,并给我们提非常棒的意见……如果可以开一间‘主持人大学’,我想他一定是校长或者教授。”

汪涵的另一面也很突出,在他的书《有味》的发布会现场,梁文道这样评价他:“看了他的书,我有点不认识他了。这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汪涵么?不那么搞笑,不那么热烈,反而沉静起来了。”

汪涵内心更向往“谦狂”,在《有味》中他说:“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谦狂’——因懂得而谦虚,因明白而狂妄。”

出道

我不是爱一行干一行,是干一行爱一行。
少年汪涵是一个“问题少年”,不过不是为别人带去问题,而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小学时练点穴功,把自己点到吐血,不得不休学;跟别人打赌,从2楼跳下导致脚骨摔断,收获是让其他人跪下来称他一声“大王”……

19岁进入湖南台,汪涵从杂务、灯光、音控、搬道具的场工做起。从“抬桌子”到“台柱子”,汪涵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厂矿学校,因此我的普通话还不错。我常在校运会上作广播站站长——‘同学们,比赛已经开始了,随着百米的枪声,同学们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了跑道……’”提及那段时光,汪涵一脸得意,“老师说我可以学这个(播音主持),我就考了湖南广播电视学校。那时叫‘播音’,因为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主持人这个概念呢……”

毕业后,汪涵离“播音”还很远。
很多年前,汪涵在综艺节目《幸运三七二十一》中做剧务,偶尔会在节目中客串一些角色。一次,他穿着古装戏服,扮演《倩女幽魂》中的宁采臣,并唱了该电影的主题曲。“因为这件事让大家注意到了我,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小孩,长成这样还敢唱张国荣的歌。”

剧务汪涵走在街上,第一次领受到被他人指指点点的感觉。而他真正开始“红了”,是由于1998年的《真情》(与仇晓、吕念祖合作)——这也是汪涵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当时的汪涵每天对着镜子舔嘴唇,练习说话的表情,整理衣服,烫着最流行的卷卷头……《真情》火了,没有哪个湖南人不认识这位卷发、大眼睛的汪涵……汪涵笑着说当时也有点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不过,这种喜悦很快就变成了另一种情绪。

“第一次出门被指指点点的时候,意识到的并非是自己‘红了’,或者是个‘名人’了,而是感到电视人这份职业有多么不同。”现在的汪涵常告诉身边的搭档们,主持人只是电视诸多环节的一部分,而这份工作对私人生活的掠夺也极其迅速。如果说,最开始会因为受到关注而欣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背后的议论与真真假假的传言越来越多时,最初那份“浅浅的喜悦”已经变为“深深的忧虑”。“为什么我们尊敬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们上街那么自由,而我们却不是?我那时候考虑要不要再继续这个工作。2007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我母亲坐公共汽车,一名卖小报的跳上来就喊:‘快看啊快看啊,汪涵肝硬化!’当时老人家难过得都快流眼泪了,后来她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才发觉,这份工作不但自己要承担很多东西,家人也要被这些无端的东西困扰。那时候就特别疑惑、不快乐……”

“我不是爱一行干一行,是干一行爱一行。我做剧务的时候也很快乐。那时欧阳台长(欧阳常林)是我们经视的台长,他每次来我们节目现场看,我都在带领观众鼓掌,他常说:‘汪涵的手总是拍得最响、最红的’……虽然现在我们在舞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要想想看,有多少人希望能跟我们站得一样久,能够取得我们一样的成就,我们可能付出了精力的80%,却获得了500%的回报……有多少人,扛着麻袋在码头上,在工地上拉着车,晒着太阳,留着汗,收入却那么低……我们够快乐的了,应该学会‘享受’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汪涵的话音刚落,休息室里掌声响起。这掌声是赞同,调侃,还是解构,《天天向上》的一位导演打趣说,这是节目组所有人的“天天向上精神”。“带掌”是《天天向上》每位工作人员必须做也乐于做的课题,被奉为“优良传统”。掌声响起,汪涵会像一位领袖一样,故作严肃地跟所有人招手示意……

没想这个节目缺了我行不行

“我们就是一群邻家的小孩。家里来了新朋友,家长(观众)在做饭,我们跟新朋友尽其所能地、疯狂地闹着玩,家长偶尔回头看着我们说:啊哈哈,很可爱——无非就是这样。”

《天天向上》从不彩排,节目的台本也只是把每个必须“打”的点(为求节目效果所设置的包袱以及必须提及的介绍说明)体现出来,其余完全依靠主持人现场发挥——往往有时候,台上的主持人被搭档的逗笑到瘫倒,据说有次主持人之一的欧弟笑得跑到台下,直到调整好状态再爬上来……这种情形在其他节目的录制中极为少见。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尴尬”也会被直接说出来,“如果遇到尴尬情况,我们就会说:‘唉,这一刻很尴尬啊。’这个节目最可贵的就是我们很真实,什么都直接表现出来,因为观众也看得出我们的状况,还不如自己说出来,然后让大家一起笑好了。”

“我们特别想在舞台上呈现电视的真实状态,我们不想去粉饰什么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观众越来越聪明,你在‘做’的时候他们都看得出来,除非做得特别高妙精美。有些节目是需要‘做’,比如我以前做的《以一敌百》。但像脱口秀这样的节目,特别像《天天向上》,主持人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情绪,要让大家在统一的一个点上‘做’真的很难。”

脱口秀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的个性,也正因此,主持人是一档脱口秀的重要标志。“我并不觉得哪个节目缺了我就不行了。”对于“标志”一说,汪涵摇摇头。他认为太依赖主持人对于一个节目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国外很多脱口秀节目一做就20年,个人风格很明显。在国内呢,可能目前惟一的要求就是我们这个主持团队必须相亲相爱很长时间,当然这是一个好的预想。但我个人没想过缺了我之后《天天向上》就怎么样,观众对我们很好,我们不能每一家去敲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照顾、宽容、关心和纵容,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舞台上给他们带去笑声,所以我没去想这个节目缺了我行不行,而是我缺了这个舞台不行。我没有机会去感恩,去鞠躬,我只有在这个舞台上做两个小时的节目让他们笑一会,就算对他们的感谢了吧。”

汪涵认为,主持人不过是可以站在台上表达自己的观众。“主持人不是明星,是看明星脸色的人。他们不爽就要掉脸,我们不行,每次都要注意到现场有没有人打哈欠,制片人是不是皱着眉头,搭档有没有长时间说话,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瞬间,及时地反应——这很累,脱口秀节目就是这样。在台上要把自己当成观众,尽量和他们一起笑,一起烦,他们才会觉得你不假不做作,很亲切,也更容易接受你。”汪涵笑着说,他经常要在明明不好笑的时候逗大家笑,大家不笑的时候自己也要笑;明明大家情绪还不到流眼泪的时候,就一定要讲些悲情的话……“我们就是一群邻家的小孩。家里来了新朋友,家长(观众)在做饭,我们跟新朋友尽其所能地、疯狂地闹着玩,家长偶尔回头看着我们说:啊哈哈,很可爱——无非就是这样。”

《天天向上》

“我们可以得这个奖那个奖,但当我们放下话筒,谁能获得让一只小鸟停在你肩膀上的荣光?”
《天天向上》给了汪涵什么?
汪涵沉思片刻,开口:“只有成熟的麦子才会低下他的头。能在节目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勇敢面对这么多比我年轻的主持人对我的调笑;还有朋友、奖项、掌声与认可;以兄弟相称的主持团队——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收获。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比如钱枫喜欢鸡汤,吃饭的时候就抱着罐子不撒手,我们就算把他臭骂一顿他也不会放下来;还有上次小五要去韩国集训,在节目上告别,会跪在地上行大礼来谢谢哥哥们,并在回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人一个拥抱,这就是收获;田源有个孩子,取名叫天天,就好像是我们大家的宝宝一样,这就是收获;过年的时候,我给大家派发红包,抱在一起互相祝福,这也是收获……”

“我每期节目都有收获,回了家也会回想——哦,六滴玫瑰花精油,加两滴檀香,会变成这样的……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游戏时,可以满地打滚儿,像一群小狗一样热闹单纯,面对这样一个氛围,回到家都很难马上睡着……”

《天天向上》是周播,每次选题都要提前两个星期做准备,有时候节目录到凌晨两点才能结束,对于汪涵来说,这份工作很辛苦。汪涵说,人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来自于欲望,“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自己的,收视率完全捆绑在自己身上,这个节目要红20年……就一定会有压力。但我没有,我从来没把《天天向上》想成是我的,我也没有让它红到永远的想法。我昨天上午还去了靖港,吃了糖油粑粑,公子哥的闲适心情一定要长在骨子里,要不多累啊,节目也乐不起来。我以前不理解崔永元,怎么会抑郁呢,可能(他)太把这个(节目)当回事了。”

工作忙碌,汪涵平时很少有时间出去玩。有时间也基本是在家里“胡思乱想”。回到家的汪涵往往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世界里,会把正在读的书翻来覆去地咀嚼。汪涵有一位九十几岁的老师,他向老师讨教问道,常常思考自己每天“猛烈地”工作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思考得越久,内心就越强烈渴望宁静。

老师会给汪涵布置作业,一般是背诵《四书》,或者指定看佛经中的某一部(如《维摩诘经》等),他通常完不成,“但一定会尽可能多读书”,他认为多读书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清寂,从而容易把很多事情看得淡然。

“前阵子我看梭罗写的《瓦尔登湖》,他在瓦尔登湖隐居了三个多月,在田里劳作的时候,倚着锄头休息,一只小鸟停在肩膀上。他说:‘我知道我的的肩上可以佩戴任何勋章,但远不如这一刻荣光。’那么我们呢?我们可以得这个奖那个奖,但当我们放下话筒,谁能获得让一只小鸟停在你肩膀上的荣光?除非你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树。所以要放下对灯光、音乐、舞台的执着和妄想,这样就可以有别样的状态出现。”

汪涵的多种“味道”

这张照片,透露了“电视汪涵”和“自我汪涵”角色切换中的矛盾和挣扎。
汪涵在2007年生病期间,去了靖港,之后,基于那段生活,写出了《有味》。
在汪涵的《有味》中,他叼着烟斗,穿着拖鞋,散步在暮光小城里,从窗外看木匠老人的睡相,到老字号学做香干……很安静的步调,舒展的慢生活。

白岩松在《有味》的发布会上说:“汪涵为什么会写《有味》,我想必然是他惯常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令他觉得无味了吧……”在《有味》中汪涵这样写道:“靖港给我的美感在于它生活的节奏,它固执地在紧邻都市的地方保持了自己的时间感:那里的水鸟,总在黄昏的时候沿着固定的线路归巢。那里的木匠午睡醒来总在同一个时间,然后摆开自己的工具,打开他的窗户……”这种缓慢而讲求格调的生活,是汪涵所追求的。但现实和梦想的距离,有时遥远到冷酷——书中有一张汪涵的照片,场景是古朴的,老物件是有古味的,但汪涵的眼神与周遭的时空并不协调。这张照片,透露了“电视汪涵”和“自我汪涵”角色切换中的矛盾和挣扎。

回到世俗社会,汪涵说做人要有“做派”,“ 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谦狂’。因懂得而谦虚,因明白而狂妄。一是要活得有尊严,一是要活得有诗意,我一直想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些。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在面对不同的人群时,表现出得体的谦虚和狂妄。”汪涵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一些领导请吃饭。领导像朋友一样好,但他们那些女秘书很烦人,总来跟我敬酒,我不喝她们却反复劝,不依不饶。于是我就‘狂’了,啪地一拍桌子,说:放肆!不过领导也没有生气。这个情况下我就要张狂一下,维护自己的尊严……一个人真正明白了谦虚才有狂的资本,一个人连狂妄都不敢,拿什么来谦虚?”

汪涵的身份有:主持人、制片人、快乐淘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南电视中心副主席、湖南省博物馆形象大使、长沙献血中心宣传大使……汪涵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既不是“副主席”,也不是“主持人”,更不是“副总裁”——“隐士,不错。”

“我们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面对每个人时都戴着面具。可能在欧弟他们面前我是这个‘兄弟’之类的面具,台长来了我可能是另外一个面具。其实我特别希望我就是汪涵,没有前缀和后缀,甚至连汪涵这两个字都不重要。任何角色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矫情,是一个纯净、完整的人最好了。动物不需要面具,植物也不需要。但这个社会里,我们做不到,只能戴着面具,才能以人的状态来生活。如果你不戴,人家会觉得奇怪。”说到此,汪涵的思维又跳跃了:“占一个舞台也不必太久,就好像我的父母亲在一个职位上工作30年、40年退休,一个职业一辈子,很没劲。人生那么短,何不多去体验?”

谈及不做主持人会做什么,汪涵想也没想就回答:“歇着,玩,喝茶看书,每天瞎晃……我想当魏晋南北朝的隐士,像竹林七贤,嵇康,陶渊明——和大自然融合,和时代脱节,但不和季节脱节。我一年要做3-4档节目,一年要释放别人两三年的精力和能量。而且,‘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主持人,语言中透露出的思想必须是清亮的,你清亮别人才愿意靠近你,因此我也要不断补充,每天都得看书,寻求内心的宁静。”

话虽如此,但现时的汪涵内心期望和实际情况差异明显。正如《天天向上》制片人张一蓓所言:“汪涵心中想象的自己总是和实际有点差距,他想过平静的生活,但一旦事情来了,就变成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忙起来就把隐士的事情给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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