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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1927年12月11日又爆发了由张太雷和黄平、周文雍、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政权实行屠杀政策的英勇反击，它面对强大的武装敌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鼓舞了革命处于低潮时人民群众的斗志。

一、为何要在广州发动起义？

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之光的广州城，在1927年“四一五”反共政变以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广州工人骤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虽一时不能组织有力的反抗，却在酝酿着、准备着新的斗争。工人们组织起各种形式的秘密武装，如手车工人的“剑仔队”，海员工人的“工人自救队”、“义勇队”，和“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这些武装虽然武器恶劣，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他们积极维护工人利益，并准备迎接武汉政府的革命军队回师南征。

南昌起义军开始南下时，临时中央特别关注广东形势，派罗绮园带“中央关于农民暴动的决议”等文件回广东，“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贺龙、叶挺军队”。

八七会议后，立即组织中共南方局，并指定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8月19日，张太雷和黄平到香港，翌日，召开广东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和研究起义计划。

会议“完全接受紧急会议之决议，并决定起义计划”，“组织广州、西江、北江起义委员会”。22日，在《张太雷致中央常委信》中，报告“广东当前形势及起义计划等问题”，并提出“广州起义即在我军进攻石滩(广州市外围增城县境)时，沿三条铁路(粤汉、广九、广三铁路)之工农及市内罢工工人，工代会工人同时动作，定可成功也”。

同日，在《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中，催问“起义的工作是否已经准备到可即时发动?”并提出“叶、贺之师”“如能早拿住东江两个星期，则……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

因此要求“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起义”，“西江及南路亦须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起义”。中央接到张太雷报告后，又于9月9日《致广东省委信》，表示“对于你们的起义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起义计划"。

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到中央机关暂迁上海时，国际代表提出“等广东事有头绪时”，将中央迁“到广东去”的意见。随后中央又致函广东省委，指示“起义农军应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

“叶、贺军应与农军合起，直奔广州”。

“广州城内，即须准备起义，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为主要口号”。“如取得广州”立即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设一常务委员会(应选进仲甫（陈独秀）、兆征（苏兆征）、（周）恩来等为主要干部)”。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准备起义，9月22、23日，省委接连发出第九、十号通告，提出“目前起义策略应注意的十件事”、“起义前应注意之点”和“起义后的工作大纲”。29日，张太雷自汕头给香港广东省委写信报告“张发奎部队内部，我们已稍有工作，广州起义的准备积极进行”。省委立即将此信转报中央。

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广东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日，中央常委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认为“短期间起义夺取广(东)政权的希望暂时已经不可能”。决定“广州起义计划应暂时停止”，现应“号召工人群众迅速起来示威要求自由，改善经济条件，解决罢工问题，反对蒋介石等以揭破张(指张发奎)之欺骗政策”。

二、起义的有利时机

12日，中央将这一决定函告广东省委。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暂停广州起义计划，致力于开展各地农村起义和发动，组织广州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揭破张发奎对工人的欺骗政策。

1、军阀与工人的矛盾日趋尖锐

在此期间，亲汪精卫的粤系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于9月21日抵达广州。立即和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展开争权夺地的斗争，使广东的政局掀起新的动荡。张初到广州时，为争取舆论，于22日发表所谓“凯旋宣言”，沿用大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口号欺骗群众。

10月5日，在广州各界召开的欢迎张发奎大会上，张宣称返粤使命有三：

“一为肃清中国共产党，铲除叶挺、贺龙；二为改善广东的政治，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三为扶植农工，增加革命力量”。

有不少广州工人，在“很短时期内对号称‘国民党左派'之张发奎、黄琪翔、汪精卫有多多少少的幻想”，希望张发奎等和桂系军阀有所区别。

14日，广州海员及各业工人2万余人集会游行，声援江门新海宁轮海员的斗争，并驱逐工会改组委员会，夺回海员工会会所，是日晚游行时，工人27人被警察逮捕。17日，工人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议，要求“释放一切工友职员；恢复一切原有利益条件；集会、言论、罢工、身体一切的自由，工会交回工人办理；反对官派等”。

19日，广州市公安局派警察袭击省港罢工委员会和海员工会，又有100余人被捕，2人被杀。11月1日，广州铁路、火柴工人千余人举行大示威，列队到葵园汪精卫住宅请愿，军警拘捕了周文雍等21名工人代表。

7日，张发奎等派军队破坏广州工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会场，20余工人被扣，随后，又将省港罢工工人赶出宿舍，停给伙食。一连串的严酷事实，使广州工人认识到伪装“国民党左派”的反动军阀的真面目，“使一般工人明白，张发奎也是一样的压迫工人”，“青天白日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只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是我们革命的旗帜!”工人愤怒高呼：“打倒汪精卫、张发奎、李济深；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等口号。

10月22日，张太雷携带广东省委工作计划到上海。他在中央常委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就广东情况、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的失败以及广州、琼崖等地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报告发言。随后又参加了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根据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与黄平一起参加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的起草。

2、反动军阀的战争——广州事变

11月17日的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案，决定举行广州起义。要求广东省委利用粤桂战争形势，发动工农兵起义，夺取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正如《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预见的那样，11月17日，在广州果然爆发了粵桂战争——“广州事变”。

张发奎、黄琪翔派兵将李济深、黄绍竑在广州、黄埔、虎门等地的部队悉予缴械，并指使人在广州街头贴出“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桂系军阀”等标语，张发奎自任广州军委会主席，打出“护党”的旗号。

“广州事变”发生后，桂系控制的南京政府于12月2日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竑由香港到达梧州集结军队，准备卷土重来，陈济棠部也从潮梅地区与黄绍竑配合合击广州。张发奎被迫把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黄琪翔以西路总指挥名义到肇庆督师。这时，广州城内敌人兵力空虚，后方事务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秘密共产党员)代行管理，形成了对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

三、起义的酝酿

“广州事变”后，张发奎处境孤危，派代表要求与共产党谈判合作，并对中共广州市委在18日召开数千人的工人示威大会和游行采取不“予以干涉”的态度。当天工人“群众的表现是非常勇敢”。

这时，省委认为应立即准备起义，但是：

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认为起义是不应该的”。他“对张幻想，主张我们拉拢张发奎”。他召集广州市委的“张善鸣、吴毅、贺昌等开会”，“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谈判(因张发奎去上海)因“善鸣、贺昌诸同志反对甚烈，遂无结果而散。及后他再到香港，来军委即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结果……是绝对不能与张妥协，广州应准备起义。军委会议后，省委再开了一次会议，对广州问题仍认为前次决议是对的。”“这是省委二十号以前对广州暴动问题讨论策略之经过。”

11月22日，张太雷到香港立即写信将纽曼与省委、军委、市委争论的情况报告中央。25日，省委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揭示了粤桂战争的实质，号召“全省各县农民应在这军阀战争、交冬租、年尾还债时期，一致起来起义。

要从各地各个起义，发展到联合成一总起义。各地农民起义要与广州工人联合成夺取全省政权的总起义。"26日，张太雷与纽曼等从香港到广州，晚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决定立即起义”。会议研究了广州起义的准备情况，决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织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任总指挥。

11月28日，广东省委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起义宣言》。

《宣言》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罪行，指出：

“广州的问题现在是：究竟让李济深的白色恐怖政权存在呢?还是建设我们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政权呢?”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

12月5日，中共中央复信给广东省委，表示“关于广州起义的计划，中央赞成。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中央在复信中还讲到如下两条重要意见：

1.“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村)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

2.指出海丰将工厂“归工人”、“分给工人”、“这是不对的”，“应当宣布归县苏维埃所有”。

四、起义的参与力量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州各行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统一整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由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担任总指挥。

赤卫队员的成分，有手车工人、海员、汽车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五金工人、印刷工人、铁匠、店员等，其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是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

全市的工人赤卫队，按照相邻的地段，编成七个联队。每个联队辖若干大队，大队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10名赤卫队员。各联队皆由懂军事的人任联队长或参谋长。如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沈青为第二联队联队长，徐向前为第六联队联队长。

赤卫队还编有汽车队、“破坏交通队”、“红色队”、“消息局”等。工人赤卫队总数约3000多人，他们除拥有“七九”步枪、老毛瑟枪等简陋武器外，还自己制造了手榴弹、炸弹、大刀、长矛等。

参加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第四军教导团。

这个团由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而成，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全团1300余名学员，大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青年，其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张发奎怀疑教导团是“赤化的大本营”。

从九江到广州，教导团曾两次被张发奎缴械，只是由于叶剑英的巧妙保护，才得以坚持下来。1927年10月，教导团从韶关开到广州，驻于市郊的北校场四标营。此后，为了不暴露叶剑英秘密党员的身份，他不再兼任团长，但教导团的实际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广州起义前夕，张发奎再次想解决教导团，均被叶剑英设法阻止。

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还有第四军警卫团大部，黄埔军校特务营，第四军炮兵第二团第三营。警卫团是新编的部队，团长梁秉枢和一些主要领导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和倾向革命的人。该团第三营的士兵，大部分是原省港罢工纠察队的工人。

这时驻广州敌军大部调往前线。力量比较薄弱，但“在广州者约有六千武装”。分驻“在沙河、燕塘一带有炮兵五营，北校场有步兵四连，东山两连。省党部、广九站、四军军部，观音山、省公署、军事厅、文德路各地，各驻一连、一排或一营不等；此外，公安局所辖的保安队，有枪约千支，分驻各警署及各机关。

总计全市的驻敌地点，不下二、三十处，兵力除海军及河南驻军不计外，还要多过我们三倍。”

革命武装除中共掌握的教导团和警卫团1000余人的武器装备较好外，工农队伍的武器严重不足，又缺乏军事训练。

五、起义的发动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广东省委认为张、李军阀混战仍在进行，在广州的“教导团一千余枪完全受我们的指挥，警卫团团长是我们的，至少可以使该团不致反对我，这种时机是很难得的”。

因此，必须“在最近期间即须动作，因张发奎有欲解决教导团意”。另外，广州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的要求非常之切”。“遂决定了十二日起义”。

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教导团为参加起义，“十一月二十八日召集组长联席会议。十二月四日，举行全体党员大会”，“由太雷出席”进行武装起义的动员。这些秘密活动为敌人发觉，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军官向敌人告密。同时赤卫队掩藏起义武器的米店，也为敌人查获。

在上海的汪精卫于12月9日连连电告张发奎、陈公博，要他们“认真肃清共产党”，“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产党一律拘拿”。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起义总指挥部当机立断，把原定起义时间“提前于十一日发动”。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和黄平、周文雍、杨殷、黄锦辉、聂荣臻等，分头召开工人赤卫队、教导团、警卫团的军事会议，进行起义战斗部署。正在香港的叶挺，也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在起义爆发前6小时，赶到广州。

1927年“十二月十一日午前三时三十分——工人和兵士同时发动”，广州起义拉开战幕。

教导团首先打响了第一枪。

12月11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等到教导团作战前政治动员，下达作战命令，然后任命干部，进行具体战斗部署。革命官兵按照规定系起红领带，首先解决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代理团长朱勉芳和一些反动军官，然后分三路进攻敌人。北路袭击敌军沙河步兵团、燕塘炮兵团；南路会同工人赤卫队攻击东山、粤汉铁路车站及公安局；另一路攻击省府公署、观音山敌军，抢占城北制高点。

与此同时，广州工人赤卫队也积极投入战斗。

赤卫队分为7个联队，担任攻打7个区域：

“第一联队车工人，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印务、五金工人，攻打七、六、二区署；第三联队粮食工人，攻打太平戏院保安队、五区署；第四联队建筑工人攻打大佛寺保安队及四区署；其余三联队担任攻打各区署。“

“同时，也有特别队伍之组织，如破坏交通队、破坏电线电灯队……；‘又有汽车交通队，则准备载队伍及运物等”。

起义枪声成为有力的动员令，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群众，纷纷找起义军要求发枪。运送武器的汽车一到，即被一抢而空。不少工人是第一次拿枪，争着问别人如何使用。有的人试了试不顺手，干脆丢下枪，操起一根铁棍，冲向敌人。

起义总指挥部派徐光英于当夜到警卫团布置起义。

规定：

明早3时发动起义；夜间普通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起义人员脖子上一律束红领巾作标志；枪毙各团的反动军官。同时规定警卫团的战斗任务是：“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长堤肇庆会馆之第四军司令部、驻在文德路之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及第四军军械库，并派队往东堤一带戒严，防止敌军渡河”。警卫团随即按上述部署投入战斗。

黄埔军校特务营在12月11日夜，未能接到起义的命令。

他们是12日得知起义消息后，才由吴展、王侃予等率队进入广州参加起义战斗的。

起义的各条战线进展顺利，敌人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突然打击下，迅速瓦解。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无线电局、电话局、国民党省党部、省府公署相继被起义工人和士兵占领。处于市中心的顽固堡垒――国民党的广州市公安局，也被冲垮了。

公安局长朱晖日只身跳墙狼狈逃走。正在东山的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也仓皇撤退。

张发奎在《卅年前广州起义之回忆》中写道：

“广州起义发生于十二月十一日晨二时。当时我与黄琪翔、陈公博都住在东山。十一日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忽然接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谢婴白的电话，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大概是共产党开始起义了。我也判断那是共产党起义了。

当谢婴白在电话中向我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即中断，我猜想电话局一定被占领了。所以我立即约黄琪翔，陈公博(陈公博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三人一同到二沙头颐养院找广州商会会长邹殿邦，找到邹殿邦时，时间已经早晨四点多钟。为了便于策划和指挥乱，我们四人由邹殿邦借了一艘电船从二沙头到海幢寺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起义军攻克市公安局后，“赤卫队打开各囚狱，释放一切政治犯，计公安局未决男女犯八百名，司法厅监狱女犯六百名，分监七百名，广东监狱七百名，其他各处羁押犯人四百名，军事委员会军事犯二百名……(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报》)，‘......其中的共产党员及黄埔学生都马上武装起来，并自愿加入红军。

广州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各指挥机关迁移新址，开始公开办公。“广州工人代表会立即建立在学宫街渭滨书院处，而红军总指挥部则在公安局，赤卫队指挥处则设在旧省公署内，共产党党部设在明星戏院内，苏维埃政府也设在公安局内”。

12月11日晨，广州市大街小巷贴出《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的传单：

“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势力，经过一次英勇的争斗，夺取了广东的政权”，现在他们已经占据了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军事厅、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及粤汉、广三、广九三车站。其他次要机关，尚在肃清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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